美国内战正酣之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另一场革命也爆发了——在巴黎的工作室里：一群艺术家在法国艺术机构的蔑视和嘲讽之中，展示了他们的第一批画作，而这些印象派的画作会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艺术品。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次艺术运动产生如此大的争议。它诞生的故事和在画布上的登台亮相，是以普法战争为背景，而当时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战场。
夏尔-弗朗索瓦·多比尼早已脱离了和另外四位挣扎求生的艺术家一起挤在巴黎玛黑区（Marais district）的一间公寓里，与埃内斯特·梅索尼埃合作创作出口到美国的油画，领每平方米5法郎薪水的日子。到1866年时，49岁的多比尼已经多次获得沙龙奖章，获得过装饰卢浮宫内一间办公室的政府委托，还受封了荣誉军团骑士头衔。他和自己的朋友卡米耶·科罗一起去过瑞士。从1861年起，他就住在瓦兹河河畔欧韦的一栋田园风格的房子里，还在室内的墙壁上画了拉封丹寓言和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场景。即便如此，多比尼依然喜欢一边画画一边高唱《马赛曲》，以此来显示他朝气蓬勃、桀骜不驯的性格。
尽管已经事业有成，但多比尼收到的评论总是毁誉参半。最常见的抱怨是人们觉得他的风景画看起来更像素描，或是某种为将来的作品准备的半成品，而不是彻底完成的画作。用某一个持此观点的人的话来说，多比尼无疑是具有极高天赋的，但他固执地坚持把“粗糙的素描”而非更精致的作品挂到巴黎沙龙的墙壁上。多比尼对于类似素描风格的喜好意味着，他欣赏被1866年沙龙拒绝的许多年轻画家提交的作品，而不在乎他们的画法有多么离经叛道。他说自己喜欢“充满冒险精神的画作多于每届沙龙都欢迎的那些描绘虚无缥缈的内容的展品”。
获得多比尼支持，但并没能成功入选的“勇于冒险”的画家之一是35岁的风景画画家卡米耶·毕沙罗。毕沙罗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从加勒比海中的圣托马斯（Saint Thomas）岛移民到法国的。毕沙罗自1855年就一直生活在肮脏破旧的布雷达区（Bréda district）。至1866年为止，他还没有以画家的身份赢得过任何声望，不过他成功参加了1859年、1864年和1865年的沙龙，在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中也展出了三幅作品。与多比尼一样，毕沙罗也擅长画河流景观。不过在1866年时，他提交的《冬天的马恩河两岸》（The Banks of the Marne in Winter）被评委团拒绝了。多比尼恳请评委团慎重考虑，还有身为毕沙罗的导师及激励者的科罗也为这幅作品求情，但最终都无济于事。画面中展示的是冬天的灰色云层笼罩在一片单调阴沉的地面和一片模糊不清的房屋上方的景象。这幅作品看起来是在一个下午之内完成的，具有绘画界“新运动”代表的轻松随意、无拘无束的特征。
另一位受到多比尼支持但依然被沙龙拒绝的画家是25岁的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雷诺阿是利摩日（Limoges）一个裁缝的儿子，不过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天赋。作为唱诗班成员的他拥有天使一般的嗓音，作曲家夏尔·古诺（Charles Gounod）就曾劝他以此为职业。不过雷诺阿也喜欢用炭笔在家里的墙上涂鸦，这让他的父母坚信自己的孩子应该走上美术道路，所以在1862年时，雷诺阿进入法国美术学院，拜埃米尔·西尼奥尔为师。与多比尼年轻时靠为钟表画表盘或为首饰盒绘制装饰维持生计一样，雷诺阿靠给咖啡杯、女士扇子及肉店的篷布画图案赚取生活费。不过他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就进入了夏尔·格莱尔的画室，还在两届沙龙中展出作品，包括1864年参展的（依据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创作的《爱丝梅拉达》（La Esmeralda）和1865年参展的风景画《夏日夜晚》（Summer Evening）。他提交给1866年沙龙的作品是两幅风景画，评选结果是6票赞成，18票反对。当多比尼无法说服评委团接受这两幅作品时，他敦促年轻的画家呼吁再次举办落选者沙龙。
巧的是，呼吁再次举办落选者沙龙的请愿书早在1866年春就已经摆在了尼沃凯尔克伯爵的书桌上。请愿书的作者是保罗·塞尚，这个名字此时对于人们来说还很陌生。如果有谁听说过这位没什么名气的画家，也只是因为他从小的朋友埃米尔·左拉在自己那本名声极差的《克洛德的忏悔》上写着以此书致敬塞尚。塞尚比左拉大一岁，但是还没有过任何可以被称之为成功的经历。他的父亲是普罗旺斯艾克斯的一个帽子商人，因为十分善于精打细算，所以攒下了巨额财富，到1848年时，他买下了一家银行，之后又挣了更多的钱，还变得更吝啬了。不过，年轻的塞尚无论从外形还是举止上看，都不像一个富有银行家的儿子。他留着“土匪”（bandito）一样的小胡子，穿着打扮都很随便，不经常洗澡，但是经常讲脏话。他在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附近的画室也又脏又乱，不仅积着厚厚的灰尘，还随处散落着他仅有的一些财物。塞尚是1861年时追随左拉来到巴黎的，不过他在这里没待多久就离开了。他先是没能考上法国美术学院，去了叙斯学院后又成了被嘲笑的对象，因为他的同学都认为他的作品拙劣、差劲。一年之后，塞尚重返巴黎，遇到了在叙斯学院工作的一位和善得多的老师。这个人正是卡米耶·毕沙罗，他对这个被自己称为“奇怪的普罗旺斯人”的塞尚一直关爱有加。
塞尚已经多次尝试参加巴黎沙龙，不过他的作品总是遭到评委冷漠的拒绝。1866年，塞尚怀着报复心提交了两幅他宣称“会让法兰西学会愤怒绝望到满面通红的作品”。其中之一是《安东尼·瓦拉雷居的肖像》（Portrait of Antony Valahregue），画作的风格简单粗暴——塞尚效仿了库尔贝的做法，没用画笔，而是直接用调色刀把颜料涂抹在画布上。连画面中的主人公，也就是塞尚在艾克斯的朋友瓦拉雷居都对这幅作品持保留意见，他写道：“从他给模特摆的姿势来说，保罗是个糟糕的画家，只顾自己胡乱地涂抹颜色。每次他给一个朋友画画像，都好像是在借机报复，以发泄某种不为人知的仇恨。”评委团的评委们看到这幅画时确实被吓住了。他们之中一人打趣道：“这幅画不光是用刀，还是用手枪画的。”
保罗·塞尚（右）和卡米耶·毕沙罗
发现自己再次被沙龙拒绝之后，1863年就参加过落选者沙龙的塞尚大胆地给尼沃凯尔克伯爵写了一封信，要求恢复举办落选者沙龙的传统。尼沃凯尔克伯爵每年都会收到许多提出同样要求的信件，所以他根本没有费心给塞尚回信。结果塞尚又寄出了第二封信。他没有什么耐心地写道：“鉴于你没有给我任何答复，我想我必须强调一下促使我向你请愿的原因。”塞尚解释说他不能接受“并非我本人委托的同行对我的作品进行的不合理评判”，他希望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公众来裁决。最后，塞尚还高傲地总结道：“我诚心希望公众至少能够知道，别说评委团的成员不想和我一起参加沙龙，我还不想被拿来与他们相提并论呢。”
这第二封信仍然没能产生任何令人满意的效果。尼沃凯尔克伯爵只是在塞尚的信纸上潦草地批示了一句：“他的要求不可能实现。人们已经认清了落选者沙龙是多么不符合艺术的尊严的活动，所以落选者沙龙永远不会恢复了。”
在这个时候，塞尚仅有的一点儿安慰是他引起了同样落选的爱德华·马奈的注意，并在左拉的引荐下与对方结识。塞尚和左拉都很欣赏马奈在1863年落选者沙龙中展出的作品，左拉本人是在1866年2月经安托万·吉耶姆（Antoine Guillemet）介绍才终于和马奈成了朋友的。吉耶姆是一位来自尚蒂伊的年轻风景画画家，才华横溢、待人谦和。他带着最近得了不少骂名的年轻作家到盖尔布瓦咖啡馆去认识同样声名狼藉的马奈。虽然二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似乎并没有什么交集，但当1866年沙龙终于开幕时，左拉立即跳出来为自己的新朋友辩护。刚刚发表了攻击评委团文章不久的左拉又在《事件报》上刊登了一篇赞扬被排除在沙龙之外的马奈的文章，他写道：“我认为我有义务把尽可能多的版面献给一位被评委团故意拒绝的画家，他们认为他的作品不配与那1500幅或2000幅受到他们高度认可的名不副实的画作展览在一起。”
左拉勇敢地维护马奈的观点并不是《事件报》的大部分读者能够接受的。有人取消了订阅，还有愤怒的读者在带挡板的报刊亭前将这份报纸撕得粉碎。出版商伊波利特·德·维尔梅桑虽然是一个热衷于传播丑闻和报道轰动事件的人，但是自己的报纸遭受这样恶毒的谩骂让他也觉得承受不了。不到月底，左拉就被开除了。
不过马奈当然非常满意左拉的文章，他给后者写信说：“亲爱的左拉先生，我不知道要到哪里找你，我要和你握手，告诉你能受到一个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人的拥护让我感到多么骄傲和高兴。这篇文章太精彩了，我感激不尽！”马奈还提议以后双方在巴德咖啡馆见面。左拉同意了，后来某次还带上了塞尚。那时马奈已经在吉耶姆的公寓里看到了塞尚创作的静物写生，并且向吉耶姆和左拉都表达过对这幅画的赞美，可是私下里他却觉得怎么会有人能够忍受“这么糟糕的画作”。塞尚自由随性的笔触和使用调色刀的粗糙画法，更不要说他描绘的那些怪异的景象，对马奈来说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马奈后来承认他觉得这位年轻的画家很粗鲁，他的作品更像是“砖瓦匠用泥刀”创造出来的。
而一位通过了评委团的严苛评审并让沙龙参观者和评论家赞不绝口的画家是克洛德·莫奈，他一年前就凭借海景画引发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可惜他没来得及完成《草地上的午餐》。1865年夏天，他一直在枫丹白露森林里努力创作这幅充满野心的油画，绘制了许多关于他的情妇卡米耶·东西厄和朋友弗雷德里克·巴齐耶穿着流行服饰，在森林中野餐的素描。不过，有一次他在和一群英国画家一起用狮子酒店（the Lion d' Or）标志牌上的青铜球进行足球比赛时，莫奈弄伤了腿。好在学医的巴齐耶及时出手，把他送回床上，并为他处理了伤处。
莫奈的伤腿还不是《草地上的午餐》没能在1866年沙龙亮相的唯一原因。由于油画的尺寸巨大，莫奈不可能如他希望的那样全程在室外绘制这幅作品，尤其是当夏天已经接近尾声之后就更不行了。因此，到10月中旬，莫奈不顾当时的霍乱疫情，从枫丹白露回到了自己和巴齐耶共用的在巴黎的画室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少访客到这间位于弗斯腾堡街的画室探查他的工作进展。他在勒阿弗尔的良师益友欧仁·布丹是12月来的，后者向一个自己与莫奈共同的朋友介绍情况时说莫奈“这幅巨型油画快画完了，不过他为此废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得益于在特鲁维尔休假而使自己重新精力充沛的库尔贝也赞美了这位比自己年轻的画家的作品，为表示感谢，莫奈把库尔贝也画进了一张为这幅作品而绘制的素描中。他画的库尔贝摆出了和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中的费迪南·林霍夫一样的姿势，暗示了这幅不仅尺寸引人注目，而且画中场景也绝对现代的作品是对库尔贝和马奈的致敬。
《草地上的午餐》（克洛德·莫奈）
《草地上的午餐》，原名《浴》（爱德华·马奈）
如布丹注意到的那样，创作这幅画的代价确实不小。莫奈和巴齐耶都很缺钱，甚至因交不起房租而在2月初被赶出了画室。没过多久，一直资助他追求艺术事业的姑姑决定不再贴补他了，这令他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在给朋友阿芒·戈蒂耶的信中写道：“我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此外他还告诉戈蒂耶，自己“眼下要把正在进行的大型作品都暂停，因为这些作品太费钱，会给他造成更大的困难”。尽管已经在画室里努力了近六个月，莫奈还是意识到自己无法在向沙龙提交作品的截止日期前完成这幅画。因此，《草地上的午餐》至少是暂时被卷起来放在一边了。
幸运的是，莫奈能够向1866年沙龙提交另外两幅作品，一幅是在沙伊昂比耶尔绘制的风景画，另一幅是穿着一条带黑条纹的绿裙子的卡米耶肖像。这两幅画都通过了评委的审核，也受到评论家的认可。赞扬他的人之中还有埃米尔·左拉，后者赶在被《事件报》开除之前宣告了自己的观点：“他是一群阉人之中的真男人。”莫奈把这些评论都剪了下来，然后寄给在勒阿弗尔的姑姑。没过多久莫奈就告诉阿芒·戈蒂耶说：“我的姑姑看起来很高兴，她到哪里都会受到别人的祝贺。”更让人鼓舞的是，收藏家们开始迫切地关注他的作品，有一位艺术品交易商立即向他订购了更多作品。借着在沙龙展出作品的势头，莫奈还卖出了其他几幅作品，总共收获了800法郎。这个数目与梅索尼埃或热罗姆作品的售价相比当然是九牛一毛，不过对一个同时被巴黎和枫丹白露的债主催讨欠款的人来说，这笔钱还是能够一解燃眉之急的。
爱德华·马奈对于莫奈无疑是有一种特别的兴趣的，后者不仅与他姓氏相近，而且创作的《卡米耶》（Camille），又称《穿绿裙子的女人》（Woman in a Green Dress）与马奈的作品也有风格相似之处。讽刺漫画家吉尔（Gill）在《月》（La Lune）上对这幅画提出了疑问：“莫奈还是马奈？我们要感谢马奈启发了这样的莫奈。干得漂亮，莫奈！谢谢你，马奈！”莫奈似乎确实应当感谢马奈，因为他把卡米耶安排在了一个的深色的、空无一物的背景前，这自然会让人们联想到马奈的众多真人比例的人物肖像。此外，莫奈还让卡米耶穿上了现代服饰——一件皮毛镶边的黑色外套和一条下摆蓬松的裙子，这也与马奈的《杜乐丽花园音乐会》和《隆尚的赛马》中的人物形象类似。不过，马奈的作品引发的是人们的怒火和评论家的批判，而莫奈的作品却博得一片赞扬。卡斯塔尼亚里和埃克托尔·德·卡利亚斯都曾经在《艺术家报》的专栏中挖苦马奈的作品，此时这里刊登的文章却称卡米耶为“巴黎的皇后”。
到沙龙正式开幕时，莫奈已经带着他的“皇后”离开巴黎，低调地前往了塞夫尔（Sèvres），那里距离科罗在阿弗雷城的住处不远。莫奈并没有从之前的经历中吸取多少教训，到夏初的时候，他又开始创作一幅巨大的以常见的“室外”现代生活场景为内容的画作。这幅名为《花园中的女士们》（Women in the Garden）的新作品高8英尺、宽6英尺。有传闻说，由于画布太大了，莫奈在花园里挖了一道沟，用滑轮组升高或降低画布才能作画。画中的几个人物仍然是由卡米耶·东西厄担任的，这一次她依然身着第二帝国时期最新潮的服饰，包括穿着下摆蓬松的裙子，戴着装饰了缎带的帽子，然后举着浅褐色的遮阳伞在这个郊区花园里的大树下、灌木丛和花坛中摆好姿势。此时的莫奈比以往更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再错过下一届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