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多年前(1275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随同父亲与叔父到达中国，他在中国居留了17年。这正是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之前，成吉思汗的三次西征导致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震惊和好奇，教皇开始陆续派遣传教士到东方试图了解蒙古和传播基督教。马可波罗是这个充满好奇与复杂心理的了解过程中——与马可波罗父子同行的两位传教士中途就畏难退却了——的一个杰出的范例，因为他的《游记》为威尼斯、意大利以及欧洲提供了一个全面、具体而生动的东方，尤其是中国。
人们知道，于1298年完成的《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不断受到过质疑，以至有学者用“神话”来评价《游记》的真实性。可是，这个“神话”通过数百种版本一直流传到今天，她成为东西方交流以及相互审视的不可或缺的文献，成为东西方相互想象并进行实际分析的范本，成为促成东西方创造一个更加融为一体的全人类的历史溶剂，而经久不衰，富有生命力。事实上，人类历史与文化是以叠加对文明的不同看法和修正呈现出米的，经历了八百年，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格局发生了几乎是“沧海桑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发生在物质领域，更发生在精神领域，今天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马可波罗们创造的神话的进一步延伸。在“神话”的创造中，在不断解读人类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家希望提供自己的一个案例。
正如《游记》版本的丰富性以及书名的变化一样，中国人对一个意大利人的叙述会有更为有趣的解释以及想象。今天，新的想象与创造在回顾“马可波罗”的历史神话的过程中又再次涌现与发生。九位中国艺术家通过“给马可波罗的礼物”(A Gift to Marco Polo)的方式，呈现了东西方交流过程中的问题与复杂性。在后殖民理论泛滥的背景下，艺术家们各自采用了更为冷静与智慧的方式来对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趣味进行陈述，他们试图将人类知识所具有的批判性与思想性通过一个具体的历史主题融入冷静而具有说服力的讨论中，他们在开放而没有结论的方式下提供了涉及冲突与和谐的艺术案例。
尽管《游记》叙述了日本、印度、波斯甚至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但是，对中国蒙古，尤其是对中原、江南、西南以及西北地区的详细描述，经常是中国读者特别关心的内容。艺术家叶放作品《礼堂》的出发点正好是马可波罗向欧洲人介绍过的城市苏州。他试图向西方人补充一个概念：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气质。作为装置的模型、水墨、家具等将会议室装置成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礼堂。事实上，这件作品是艺术家为威尼斯国际大学建筑一个具体的中国园的方案，在双年展期间，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最终的作品正在呈现;在展览中，艺术家试图提示标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礼”的重要性，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人能够体会到，礼节仪式的内在性其实就是宗法制度利道德规范。中国人爱用“天经地义”来表明原则与理想的不可动摇性，如果这样的信念得到了文化与制度的有效转换，将能够很好地呈现出人类的共性原则，艺术家说他试图在观众心里唤起“情感与理智的协同与调和的承载”。中国园将永远生长在VIU校园里，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称中国的江南一带“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而英文中，“天堂”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文的paradeisos，这个词又来自古波斯文pairidaeza，意思就是“豪华的花园”。所以，中国园林就是马可波罗笔下人间天堂的中心，于是，也成为了“礼”的可以感知与欣赏的物理呈现。
周春芽的礼物来自他将中国气质与德国精神的融合。他的“绿狗”的文化血统是综合的，交融的。很少有一个中国艺术家能够通过西方的材料以及材料所体现的文化象征将一个人们熟悉的动物画得那样富于表现性和充满生命。这样的结果当然能够让我们联想到马可波罗这些中西方的沟通者在来来回回的旅行中产生的作用，不过，当周到德国留学的时候，人类已经进入了真正意义的全球化的时代，今天的沟通总是创造性的。
岳敏君将中国传统园林看成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迷宫，艺术家不仅将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画家的作品图像内容放进自己的迷宫里，也用他们的名字作为作品的标题，这些中国艺术家并不为西方观众所熟悉，可是，他们与中国艺术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岳敏君说，“这些艺术家均未参加过类似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国际展览，我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圆他们一个梦想，虚幻的梦想。”的确，“画面中运用的图示图像也都是传统中国艺术中常见的花草鸟兽，假山石等等”，这些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同样提示了叶放在他的园林计划里的内涵，作为传统与历史的物证，这些要素是决定性的，也是最初马可波罗非常感兴趣的对象。艺术家提示说，“艺术家在传统艺术创作中的迷惘和探索，他们似乎迷失在自己营造的迷宫空间中，由一个迷宫进入另一个迷宫，陷入囚徒般的困境，永远走不出来”。可是，历史就是这样的迷宫，就像当年马可波罗将威尼斯人带进东方的迷宫一样，今天中国的艺术家再次给威尼斯建造了迷宫。
方力钧将看上去很讲究的画框安放在灰色的墙上，美好的可能性似乎呈现在画框里。可是，仔细地观察可以发现，美好的东西也许是烟云般的不确定，生命力倒有些像那些细菌与昆虫，他们恒定地存在着，如此而已。无论是那些匍匐前进的小人，还是绘画中的象征，艺术家暗示了冲突、对立以及矛盾的现实终究要随着时间消散。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一个特定语境里的问题也许是可笑的。东西方之间因为血统、地理、文化、历史以及政治利经济制度上的差异，而发生无知、误解、反感、困惑甚至残杀，可是，这些问题统统都会在沟通与知道中烟消云散，而沟通与知道的旅行就开始于马可波罗们，所以，艺术家采朋了一个寓意性的方式而表达他的主题。
何多苓提供了一个园林色情的寓意，这个寓意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四处可见，不过，画家没有强调色情的张皇，他仅仅是在暗示一种颓败与感伤。这个气质融合了现代主义的悲剧和中国文人的敏感，画家似乎认为，这个气质正是今天的中国人特有的东西，它似乎与马可波罗当年对中国的观察有些了没有脱离传统的变化。
张晓刚的书写与图像来自对历史的阅读与象征性陈述。他借用那个被翻泽与诠释了无数次的“游记”内容，可是，这些用不同的文字记录的历史真的具有判断的绝对性吗?马可波罗的“游记”有很多别名：“百万”(II Millione)、“寰宇记”(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或者“威尼斯人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异之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marvels of the East)，这些标题本身就意味着阅读、理解与要求的差异。一个八百多年前的意大利人与自己究竟是什么关系?古代的物证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张晓刚试图通过让自己成为马可波罗，试图与历史对话，以寻找今天自己与过去之间的关系。
王广义试图通过营造一个象征性的历史现场，以说明，从马可波罗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意大利与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关系”。他说，“圆明园作为历史的‘物证’，具有特别的意义。包含了复杂的文化与政治的冲突。同时圆明园又是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掠夺的‘犯罪现场’。当然，不仅马可波罗，就是圆明园的设计者之一朗士宁(F. Liuseppe Castiglione)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希望还原历史的“现场”，让给马可波罗的后人理解剑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在这个现场里，对历史的感伤，对灾难的反省以及对充满悲剧的时间的缅怀，都成为今天的问题。
张培力要给马可波罗提供的是一个有趣的景观，他在马可波罗去过的城市杭州寻找学习的案例，艺术家把今天的一个模仿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照片现成给在意大利的观众。这同样是一个交流的物证，一个问题重重、让人难堪的范例。在1978年之后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再次同意向西方学习。可是，在这个学习中，显然暴露了精神与历史的空虚以及缺乏创新态度的拙劣。东西方在相互观看，具体的人在相互认识，可是，由于缺乏文明语境的知识训练，由于肤浅的炫耀心理，那座建立在马可波罗赞叹的中国城市里的圣马可广场的“塔”是刚痿的和缺乏教养的。
吴山专决定将他的那些文明的“水货”用五彩斑斓的霓虹灯呈现出来，在夜晚，如果我们站在VENICE BIENNALE GIARDINI观看San Servolo岛，这个无意义的符号群将提供灿烂与有来源的语义。艺术家将TO BUY IS TO CREATE高高架在VIU校园的墙上，试图告知马可波罗先生，威尼斯商人的历史脚迹给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商”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买就是创造”已经成为中国人安放在威尼斯建筑上的座右铭。
正如马可波罗最早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东方一样，九位中国艺术家也通过自己不同的艺术形式来传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成为一个有趣的山发点与传达方式。艺术，作为神话的呈现，从来是威尼斯这个城市的骄傲，现在，中国艺术家将他们的艺术融入到这个艺术之城，以表达对马可波罗最早关心东方世界的敬意。最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家以综合了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因素，以最为当代的方式呈现他们对意大利艺术、欧洲文化以及西方文明的认识，同时呈现出什么是今天的东方，什么是今天的中国，没有比这样的艺术更富于历史性与当代性。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