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王宁
地点：雕刻时光咖啡馆
时间：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王宁(以下简称王)：您是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的。
董梦阳（以下简称董）：对，版画系毕业的。
王：您可以说是从传统意义上说的一个画画的，为什么您毕业之后从事的却是跟绘画没有直接关系的艺术博览会？而且从1992年一直到2002年，可以说做了十届艺术博览会，然后2006年又开始做“艺术北京”，您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变。
董：那也是一不小心，一不小心就是走上了这条道路，走着走着就下不来了，走着走着就不会干别的了，就这么简单，也没有什么太多刻意的东西在里边。起初也是偶然，反正就是工作嘛，你毕业了，要工作。走着走着，把专业荒废了，把画画荒废了，干得你只会干这个了，干干干，最后……所以有时候也挺想画画的，但是有时候也挺无奈的，还是不会画画了，可能你只会做这件事了，其实有时候生活中有时候就这么简单。
王：那在您的心目中，您是想画画，喜欢画画更多一点呢？还是？
董：当然了，你想我们读美院还是很不容易了，那会儿人很少的，大家希望当画家。当然后来想一想，人也想一辈子能做一点雁过留声的事，或者为社会做点什么，自己能充实也就行了，也无所谓。也不见得……
王：不一定非要绑在一个专业上。
董：对，有时候我也想，四年也不见得是能够决定你一生的一个时间段。因为人生有好几十个四年，不见得你这四年就能决定你一生要做什么，也许你……我们很多东西要适应社会的需求，就是说我们在这么一个社会当中，社会是双向选择嘛，也许我们想做什么，社会需要什么，那我觉得是两个问题，大家碰撞一下。但是我的工作多少还和艺术有关系，是吗？所以说也有一个好处，因为我很热爱艺术嘛，这些年能让我坚持下来，有时候不是毅力，是兴趣，一定有兴趣，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爱好。如果你靠毅力很难顶下去，谁也做不到。
王：那在您的观念中，怎么看待学术性这个问题？或者是学术性的展览也好，博览会也好。
董：当然博览会本身是个商业性的一个平台。但是呢，你看我们仍然是以学术和商业结合的这一个平台。学术的东西更多，我想是一个，是对市场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支持，就像我们挺多的，一个市场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艺术家也好，艺术作品一个定位也好，那大家就造成我们前些日子那么大的一个泡沫。
王：没有理论上的支持。
董：对，没有标准的一件事情。艺术需要基准，这个基准哪儿来的？就是我们的学术定位。比如说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之所以大家都敢买，是因为在各个美术馆都有他的东西。而中国当代艺术在中国美术馆我们基本上找不到。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民间开始做，因为政府还不能让我们这么来去做，那我们明年做一些学术性的活动，只是更有影响，当然我们还做得都不够影响。那你要做很有影响的一个事情，像吕彭过两天要做一个二十年的展览，在北京，一个回顾，一个梳理，也是要做这种事情。我觉得学术应该要强调学术精神，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可能我觉得这些很抽象，就像我早晨看新闻一样，说印度火车票实名制，造成了这个秩序很好，没有倒票，没有什么票贩子。在中国刚也想借鉴一下，“咔嚓”马上就有人又去做假的身份证，什么假的名字，全部……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行业也是一样的。
王：对，作假。
董：就是你作假，或者是借用，或者是一种为商业利益。说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学术精神，要有一个职业操守的问题。有时候我说回不到美院了，就是我们做商业没虚的，钱是真的。我们做公司，做企业，就是钱，钱很重要，这是衡量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没法讲。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做学术也应该是这样，你是做什么就要有做什么的标准，不要这山看着那山高，或者看着艺术家发财，看着什么，就觉得心里不平衡，或者觉得我也要用我的什么一样的手段去致富。
王：换取价值。
董：对，我想这就是一种社会分工的问题。虽然你可能捧红了一些人，有些人的声誉跟你有关系，但是你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角色，你就是这么一个梯队中的一个链条而已了。
王：首先要认清自己的职业定位。
董：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学术风气，这样是很重要的。
王：现在在艺术批评里面存在一些伪学术，伪学术性批评，您刚才谈到了，也说了一些，就是关于那些批评家。他们那些人现在把钱看得太重，现在还没有像艺术家那样富有，或者一下就得到了市场上的那么大的回报，有些心里不平衡，做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行为，或者是一些坐台性的文章，来出卖自己的那些艺术灵感，或者是名声。
董：有些东西的出现也是一个市场、一个阶段的产物。就像艺术家一样，也会出现这种狂躁的情况，拼命地制作，拼命地去销售，拼命地做关于品质的问题，反正我觉得这么一个市场高速发展的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些和我们的道德和能力的偏差，或者是脱节的问题，我觉得也应该善意的理解他。但是今天我觉得金融危机过去以后，市场速度放慢。大家要重新去整理一个市场，重新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这是很重要的。就像今天我们有个孩子一样，我们真的不能陪他到死，但是呢，我希望能够让他健康地、正直地的长大，那未来的路就会放心一些。那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些责任，就是说我们谁也不反对人们去致富、挣钱，或者什么。但是我们总应该有一个底线，社会才能真正的健康。
王：市场持续发展需要学术来维持，您觉得现在的中国学术市场是怎么样一种情况？或者说学术真正意义上起到了对市场的一种维持状态吗？
董：我觉得远远不够，首先市场泡沫出来，很多是因为市场的一些盲目性，一些非理性、非专业的，或者是没有学术依据的一些事情造成的混乱。所以说我觉得学术的加强，学术队伍的建设，变得更加重要。前些日子出现的情况已经过去，未来还是要一步一步的走，当然我们未来一定还是很光明的，但是大家确实应该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耐住一些寂寞，这很重要。比如说你看刘野，方力钧这些人，今天有了今天的成就，他们也确是经历了很多艰苦的时期，很寂寞的工作。从圆明园，到宋庄，这些时候你没有见到他，你只看到他最辉煌的时候。其实我们总说坚持是硬道路，坚持就能胜利，当然我觉得要加一个辅助条件，就是你要有一个方向，但你坚持的方向错了，也麻烦了。
王：中国的学术理论，好像一直存在一种对艺术支持的滞后性，总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出现了之后，我们才会出现相应的理论对它进行引导或者介绍。但是在艺术形式没出现之前，很少有这种预见性的理论的出现。
董：我想这么大一个林子呢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反过头来，这是一个食物链中的问题，问题出现在很多的环节，就像有些人很有才华，但是不被媒体所报道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发掘，去培育，中国做了多少艺术论坛，哪个论坛有名了，哪个论坛发出声音了，都没有，我想那么多论坛总有一些有价值的声音，但是没有发出来，没有发出来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媒体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王：关注点不对。
董：对，就没有把它去放大，你想你一个论坛一百人听到了而已了，重要的是要一万人通过媒体把它宣传出去。
王：艺术市场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性的，那您觉得在这个系统当中，需不需要一种大家合作的机制？
董：我想我们总是讲“相煎何太急”，的确是需要这样，当然我觉得我们有些方面做得还不错的。就拿北京和上海比，我觉得你看北京一到周六、周日，大家是一起去做展览的时候，会有一个联动的效应，是有声势的，合起来总是力量大一些。而上海则各自为战。就像做蛋糕，大家联合起来把蛋糕做大，我们每个人分一点就足够了。就像我们每次“艺术北京”的时候，大概有四十多家媒体参加，但那么多的杂志我基本上都不看。我要找一本权威的书，我就愿意给人家登广告，即使贵也没关系。以前一个杂志社问要不要登广告？我说多少钱？两千五，那点钱太小了。我们的价值太低了。因为你就值两千五，因为你的受众就值两千五，如果有一本杂志大家都看业内、业外的人都在看的时候，那它就有价值了。
王：对。
董：所以说需要整合，要有一个格局。今天的当代艺术市场，至少我觉得救活了多少印刷厂，你看我的后备厢里全是画册，全是杂志，一个礼拜我就清一次，但是哪个有价值的，有哪个……大家需要三思的，就是说我们在浪费资源，我们在浪费人才，浪费很多东西。
王：那从您自身现在所做的工作来说，您对市场的机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或者对这个机制的改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效果？
董：那我倒也不敢说，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能够广结善缘，合作，共融，以前背弃我的同事，他又回来了，我还一样接受。那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只能说告诉你我的想法，或者通过你的声音发出去，也许能够找到一些共鸣，但是真的让你们几个媒体坐下来说咱们合，大家都谈不拢，太多层面。很多事情彼此都不范儿，彼此都觉得我做得好。到最后就是看谁熬得过谁。
王：还是有一种竞争性在里面，就是合理的整合。
董：因为我觉得你越有操作含量和技术含量，越是大家不容易去copy的。
王：要有高技术含量的东西。
董：我们讲，知识是第一生产力，其实在孔子时期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很多东西都是说明了一个智慧的含义，所以我们要应用人的智慧去完成我们的这个产业。如果我们产业的智商，或者说操作能力低下，你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产业。
王：永远只能是让别人吞并的命运。
董：所以说在艺术市场那么活跃，那么火爆的时候，也有很多很多人没有进来，很多真正有钱的人没有进来，原因是真的觉得你们这不符合规律，不符合市场的规律，你们一定会是一个泡沫。
王：泡沫，早晚也会有爆的那一天。
董：所以就不跟你们玩，所以进来那些人呢，小打小闹的。
【编辑：张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