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良的摄影《垃圾围城》终于正式展出，值得祝贺。垃圾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味。作为哺乳类动物，人类会本能地远离自己的排泄物。垃圾则是人类社会的排泄物。人类本能地回避垃圾，不愿正视垃圾，也不愿正视垃圾问题。我们通常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垃圾扔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看不到，似乎就不存在了。很多人在潜意识中会认为，一段时间之后，被扔到自然中的垃圾会自然消失。
这种观念在传统社会中，似乎也能成立。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垃圾不仅数量上比之于传统社会要高出万倍亿倍，而且在内容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构成传统垃圾的物质绝大多数来自于大自然本身，也容易回到自然。偶有人造物质，比如砖瓦、铁器等，其数量极少，也相对容易降解。而现在的垃圾，其中的大多数物质，都是人造的，是大自然在其自身的演化过程中从未出现过的，比如尼龙、塑料、食品添加剂、洗涤剂、氟利昂等我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都无法回到自然。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垃圾问题。
然而，我们对于垃圾的看法，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状态。因为我们在回避，或者出于简单的思想惯性，把垃圾问题视为枝节问题，视为技术问题，相信未来的新技术，能够解决今天的垃圾问题。在我们不断地把未来推向深处的过程中，垃圾问题更加严重。
在《垃圾围城》摄影展的展出现场，还同时布置了一些装置艺术。这些装置与墙上的大幅照片相互阐释，意味伸长。室外的“果咖”装置颇具匠心。实话说，最初我并没有辨识出它们是什么。从远处看去，一个个果咖在早晨的阳光下闪烁着，美伦美奂，乍眼看去，还以为是华丽的瓷砖，是宋庄美术馆自身的地砖。走进一看，这些美好的幻影变成了垃圾。这正是现代垃圾的真实写照！现代垃圾是我们当下工业文明的必然的衍生物，是我们所追求的华美的现代生活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2006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都市的街头喝一瓶矿泉水》（《博览群书》2006年第一期），我问了一个高更式的问题。“这是什么东西？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比如农夫山泉，它声称它的水是产自千岛湖，或者长白山错草泉，那么，在炎热的夏季，为什么我们在北京的街头可以喝到千岛湖或者长白山的水？我发现，需要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我们买得到，并且能买得起。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水从千岛湖或错草泉被装到塑料瓶里，进入全球化的经济网络，进入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但是，这些水在千岛湖和错草泉本来是承担者某种生态功能的。所以我们在城市的街头喝一瓶矿泉水，就对水源处的生态构成了伤害。农夫山泉注定没有给水源地以足够的补偿，否则我们就买不到，买不起。事实上，对生态的破坏是无法补偿的。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隐含的前提，这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的。那就是，你要扔得出去，并且扔得起——我们可以把空瓶子顺手扔到北京街头任何一个垃圾筒里去。如果我不允许你把这个瓶子扔出去，你必须把这个空瓶子背在身上，或者放到你自己的家里，你还喝不喝？你喝几瓶？我相信喝到第三瓶的时候，你就不会喝了。我们可以把空瓶子扔出去，这件事又意味着什么？垃圾筒不是一个魔法装置，可以让垃圾凭空消失。物质不变，能量守恒，垃圾筒只是垃圾的临时居所。北京市必须要靠它的经济优势、政治优势，在北京的周边购买大量的土地，专门存放北京的垃圾。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看一看我们身边的东西：手机、相机、电视、摄像机、隔离墩、过街天桥、摩天大厦，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追问这个高更式的问题，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当我们追溯它的来源，一定会追溯到森林、矿藏（包括煤炭和石油）、天然水体。再问它用过之后去哪儿？必然是垃圾！我把垃圾这个概念作了推广，除了我们通常说的固体废弃物之外，还让它包括液态垃圾（废水）、气态垃圾（废气）以及纯粹的耗散热（所有能量转化的最终形态）。
果咖这个装置，我想是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的。
在美术馆内部，向窗外看去，尽管我已经知道，窗外的地面上铺陈的是果咖，而且是从垃圾堆拉回来的过期果咖，但是它们整齐的排列，闪亮的色泽，仍然让我有视觉上的愉悦。当它们摆在超市的货架上，它们的确是美伦美奂的，是我们欢迎的产品。非常有意思的是，果咖厂家发来了的抗议信，抗议王久良把它们的产品与垃圾联系起来。厂家的抗议自然有道理的，甚至这个道理是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果咖的生产，常规的说法是，它满足了人民群众迅速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毫无疑问，它拉动了内需，它创造了产值，它创造了税收，它提供了就业机会，它拉动了GDP，所以，在我们当下的工业文明中，它的出现整个社会最为普通最为正常的事儿，也会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鼓励和表彰。虽然这个东西很不幸，就那么点儿东西，过期就成了垃圾，即使在保质内食用，也马上从美伦美奂的商品，变成了一片塑料垃圾。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我们所有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乃至于我们个人的消费癖好，都是鼓励这种行为的，所以在我看来，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它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鲍昆先生的展览《序言》写得很好，他说垃圾是“现代的皮屑”，我觉得这个“皮屑”还是稍微轻了一点。
垃圾就是我们工业文明的癌症，是工业文明的痼疾。
科学主义是工业文明主流话语的一部分。人们相信，我们社会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得到解决，而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则是暂时的、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并且只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得到解决。对于垃圾问题也是这样。很多人相信未来的科学技术能够把现代的垃圾变废为宝，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对于这个观念，我曾经用热力学定律加以否定。但是，我现在更愿意采用一种历史的方式进行论证：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比二十年前要高得多，可是我们现在的垃圾问题并不比二十年前轻，而是比二十年前更严重；同样，再过二十年，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比现在还要高得多，我们怎么就可以设想那个时候的垃圾就会比现在轻呢？
垃圾问题不是一个枝梢末节的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和能源问题、粮食问题同等重要。能源问题或许有可能得到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了无穷多的能源，我们的工业化的马达将会运转得无穷快，我们就会用无穷快的速度把森林、矿藏、天然水体转换成垃圾，所以能源问题的解决，将是人类的灾难，而不是人类的福音，它将会导致垃圾问题更加严重。
人类的工业文明就建立在垃圾堆旁边，所以，我们可以对人作一个这样的定义：人是一种制造垃圾的动物。
垃圾问题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政府的规划和治理，简单地通过科学技术的发明能够得到解决的，它就是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不转换我们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的基本理念，垃圾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王久良的作品还可以作深度解读。
在工业文明中，一个现代化地区的现代化是有两个条件来保证的。一是不断地从次现代化和非现代化地区汲取能源和资源，二是不断地把垃圾运送到非现代化和次现代化地区去。简单地说就是，现代化的上游优先使用下游的能源和资源，并把自己的垃圾送到下游，从而保证自己的环境。在全世界范围内，欧美、日本是上游，第三世界国家是下游；在中国范围内，东部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在大城市，城市中心是上游，城市周边是下游。
越来越发展的上游内在地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和资源，同时产生越来越多的垃圾。而加入现代化链条的下游，除了向上游提供资源和能源，还必须接受上游的垃圾。这是现代化的游戏规则的一部分。王久良把它的镜头对准了下游，就如转到了现代化开屏孔雀的背后。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拾荒者聚集在大型垃圾场周围，形成了一个依靠垃圾为生的村落。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与垃圾打交道的生活？格非先生开幕式座谈会的发言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人成为垃圾”，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
最后回到文本。
如前所述，垃圾是人们不愿正视的。俗语说，拉屎不瞧，写字不描。正常人本能地不会观察自己的排泄物。我们对于垃圾也是这样。对于排列整齐的拖鞋，我们愿意多看几眼，去看上面的字，琢磨这些拖鞋来自何处。而对于堆在一起的拖鞋，我们会直觉地说，这是一堆垃圾，然后转身离去。
在视觉上，垃圾是不好看的，是本能地被排斥的。或者说，垃圾是不适于作视觉的展示的。如果在电视节目中出现长时间的垃圾镜头，观众会本能地按下遥控器。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于垃圾的细节，是不熟悉的，是陌生的。
这样，王久良的摄影在美学上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他通过视觉展示的，是人的视觉所排斥的。这使王久良的作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张力。
在大量的垃圾画面中，王久良也把镜头对准了垃圾中生活的人。一个生活在垃圾场中看起来只有五六岁的小女孩茫然地看着我们，逼迫我们正视她的生活，她的命运。
同样，王久良的作品，也逼迫我们，正视垃圾。
【编辑：张桂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