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文中国之张元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看张元拍摄的电影《广场》时的情景，那是在1994年的某一天，我骑着一辆花了20块钱买来的旧自行车，在喧闹的北京街道上急速穿行，心里弥漫着一种赴宴者和去与特务接头的复杂心情，来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附近的某个地方。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发现那儿已经有很多人了，因为有很多文艺青年都听说了今天要在这里放映《广场》。有人指给我看，那个就是张元。我遥遥地看过去，发现了一个拥有一头卷曲的爆炸式发丛的男人，其发丛像荒野不羁的烈焰一样，在逐渐暗下来的屋子里燃烧。这是他最主要的形貌特征，多少年都没有改变。
当时，我已经在一个朋友那里看了他拍的电影《北京杂种》。在那部片子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杂种”，像虫子一样在北京生活并嚎叫，还随地小便。张元因为这部片子获得了国际声誉，他靠筹集外资赞助来拍片子，拍完了就带到国外电影节去参加评奖。这在当时是一些电影导演的生路，不得不依靠“地下电影”的方式生存，如同走红道与走黑道，或者是走华容道，人总得想办法生存下去。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想，而这部纪录片《广场》，是张元用35毫米的黑白胶卷拍摄的，长达95分钟，以写实镜头拍摄了天安门广场的方方面面。画面上，人们在自由走动，鸽子在天空中飞翔，在天空深处，有越飘越远的风筝。毫无疑问，天安门广场在很多年间都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精神核心，拍摄广场和广场上的人，就等于拍到了中国人基本的精神状态。整部片子的基调是纪实的，中国人在广场上信马由缰，十分安定团结幸福祥和，就连天安门城楼上那幅巨大的毛主席像，也露出了一丝笑意。我们很多人挤坐在那么一个鬼地方，一个小小的看片室中，隐藏在黑暗中看这部片子。
我记得小放映室中坐了两百号人，什么人都有，烟雾缭绕，像是一次黑帮和文艺青年的聚会，四面八方的文艺青年像狗闻到了腥气，一起都来了。《广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的画面有两个，其中一个，是在毛主席纪念堂后面有个地方在做毛主席纪念章，有一块巨大的毛主席纪念章由于未完工，只有一半的脸，而另一半完全空着!一种空白，这就是这部片子很绝的地方，一点儿也没有损害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但那幅巨大的像章只有半张脸在慈祥地凝视你!那种目光还越过了你的头顶，并看穿了一个世纪。而另一个镜头则是这部片子的结尾，镜头对准的是一个站在人群中的警察。他正威严地观察四周，当他发现摄影机镜头在对准他时，他戴着墨镜从远处走过来，表情严肃，然后，伸出一只手去挡住镜头，于是镜头变黑了，整部片子也完了。
张元
结束“对抗”《过年回家》
作为第六代电影导演的领军人物，张元的名声很大。他1963年10月生于江苏，祖籍南京，自幼学习绘画。1989年在北京电影学院获得了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就开始了个人独立制片的电影生涯，开创了中国电影独立制片的先河。他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被《中国青年》杂志社选为将影响下世纪的100位青年人之一、被《新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评选为全国十大新锐青年;1999年他导演的电影《过年回家》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01年，他被联合国授予文化和平奖;2006年还获得了梵帝冈罗勃特-布莱松奖。美国哈佛大学举办了“哈佛向张元致敬电影展”，香港市政局组织过“张元电影作品展”，先后放映了他的7部电影，英国、法国、阿根廷也都举办了类似的活动。可以说，张元的名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边缘性，多年来的地下电影状态和独立制片的工作方式，使他赢得了某种国际声誉。尽管有同行不以为然，认为张元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他的“对抗”，嫉妒他怎么会有如此高的荣誉，他们认为，“他的电影中没有技巧、没有亮点，有的只是平铺直叙的故事结构，与新锐导演的名声相去太远。”
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张元是第六代电影导演那一长串名字，比如娄烨、张扬、张一白、王小帅、王全安、宁浩、贾樟柯、陆川、曹保平、章明等等中间非常耀眼的一个，就在于他那独特的电影语言和风格。人们也许会忘记，他是从体制内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科班出身，在我和他的接触中，张元也并不像他的发型那样总是一副怒发冲冠的模样，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谈人论事都态度冷静和客观，对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很友善。
张元的电影中，喜欢把主角设定为普通人或者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尽管他的电影的意识和姿态是先锋的，前卫的，实验的，但是，可能是生活中的低调影响了他的艺术观，使得他喜欢把镜头对准那些他感兴趣的人和事，尤其是正在发生的事。他的生活也很简单，白天除了睡觉和剪片，一般都不轻易出门，只有在晚上奔赴朋友的约会。在夜晚的北京，张元会出没于那些有可能碰到圈里人和熟悉的人的酒吧或餐馆，来排遣心中的孤独和疲惫。有时候，我能在巴娜娜、88号俱乐部等地方，见到张元那因为酒精作用而显得很红的大鼻子和木讷的脸，其实，这个时候正是他兴致最高的时候，他正在借助自己的一双醉眼，去悄然观察灯红酒绿中的人们。
张元至少在“地下电影”状态里工作了10年，之后，他对自己的“对抗”感到不耐烦了，因为这是一种非自愿的“对抗”，本身并不是他情愿选择的。最后，他以一种结束“战争”的姿态与当时的电影局领导谈判，终于得到了一张解禁令。从电影《过年回家》开始，他的电影像非盗版的书那样终于挂上了国家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可以在国内公开放映了。
张元已经拍了20年的电影。1989年，他执导了电影处女作、故事片《妈妈》，2009年，他执导的故事片《达达》上映，这期间，他拍摄了故事片和纪录影片16部，还拍摄了大量的MTV，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而又激情四射的独特的电影之路。
中国电影进入了票房黄金时代
3D电影并不难做
记者：从《妈妈》到《达达》，20年过去了。你还在前进。
张元(以下简称张)：是，我还在途中，还在前进。
记者：下一步计划呢?
张：主要在为上海世博会的太空馆做一部3D的科幻短片，8分钟。
记者：我看了报纸说，《阿凡达》让中国电影人看了以后都沉默不语了。
张：我觉得没那么可怕。这一次我要不参加上海世博会的这个3D制作，我也不知道，做了以后才发现并不难。但的确，中国创作人员的想象力、制作人员工作的毅力都不行，大家太浮躁。像《阿凡达》，人家詹姆斯-卡梅隆用了10年时间来做。人家的这个团队，什么都不做，10年时间只来做这个。你说，有投资人愿意让一个导演10年才出一个活儿吗?没有。大家都很短视。可是你看，《阿凡达》光票房就超过20亿美元了，衍生产品还要多，等于人民币几百亿的产值，算起来，还是大赚了。我们不会算大账。说到3D，不光是视觉的革命，也是技术的革命。电影本身就是技术的不断革命造就的。电影就是严重依赖技术和艺术的东西，是艺术和科学技术的交织。以前先有默片，然后到有声，黑白到彩色的，宽银幕到3D，这个过程发展非常快，一百年就全有了。这跟现代人对视觉的要求有很大关系。你想，最初做特技的时候，很粗糙，像《西游记》，人完全是贴上去的，大家却很满足。所以，3D片会越来越重要。这都是人追求视觉真实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普及化结尾，这就相当于学习绘画的过程。最开始学画，要像这个人。为什么要画得像，实际也是得到一个真实的过程。
记者：包括卡梅隆自己也说，中国的3D竟然发展得这么快。一个月就多出了200多块银幕。
张：是啊，技术上对导演来说是没问题的。难就难在耐心，包括投资。还有就是自己对美和视觉的追求，是不是彻底的。
记者：做完了世博会的短片还准备做个长片3D的吗?
张：我想拍一个3D的科幻片，条件允许的话。
记者：那纪录片以后还会拍吗?
张：会啊。纪录片我还要继续拍，拍很多的。
视觉的震撼可以让人忽略情节
记者：我还记得看弗拉哈迪的《北方的那努克》和梅索的纪录电影，依旧很震撼，永不过时。
张：对。纪录片有太多种拍法了。除了现在的纪录片，还有装置和视像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纪录片。而且，中国很多视觉艺术家都已经很成熟了，像杨福东，汪建伟，他们本身就在创造视觉的影像。那种影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像电影产生公众的效应，但是它的存在的意义同样在推动人类视觉的发展，还有一点，为什么没有情节，还会有那么强烈的视觉影像呢?原因是，视觉精神是完整的。所以，视觉有很多种方式。像《阿凡达》，它再造了一个星球。但实际上，你看，那些外星人和土著没什么区别。它的情节本身就是一个反人类的情节，但是，人类还能接受。因此，情节本身可以说不是个最重要的地方，还是视觉的震撼，《阿凡达》中的3D那么完整、完美，实际就是到了桂林、黄山的感觉，反过来看中国山水。但是，影片的意象是很奇特的。
我国电影审查制度需要反思
记者：现在，媒体报道说，中国电影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你觉得呢?
张：其实是票房的黄金时代，据说2009年的票房是60亿元人民币。而且，现在的电影越来越多，影视公司也很多，看上去的确繁荣了。但是，还需要更多样的、更多元的电影作品出现。像好莱坞，人家有《阿凡达》、《泰坦尼克号》，同时，也有科恩兄弟和大卫-林奇的电影，也有科波拉和昆汀的电影，这才正常，他们的种类很复杂。现在，中国电影的环境和韩国、法国、德国有些类似，虽然市场很大，可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放映量，只占全球市场的3%，可能还更少。我们的片子，真正能在国外上映的也很少。所以，什么是文化价值的输出和输入?我们的价值观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去传达和支撑?这都是我们的电影人应该好好想想的，不要整天都是票房，票房。我们来看韩国电影，韩国这么小的国家，人口很少。而且韩国电影的真正发展，是从1996年开始的。我印象很深，1996年以前的两三年，韩国才真正开放了它的电影制度，把电影分级和各个方面做得很细。1996年釜山电影节举办时，韩国的电影和电视剧还不是那么热闹，1996年到现在，你看才多长时间，13年多一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韩国成立了大量的电影公司，拍了大量的影片，在世界电影中放映的份额越来越大，而且还都是艺术电影。当然，近几年他们的题材也越来越极端了。说到这里，也就说到头了——我们除了电影工作者以外，电影审查制度也要反思一下，电影这个东西，到底能产生什么社会影响呢?所以说，国家的政策和制度支持也很重要，比如，科学的检查和分级制度的建立，资金的支持等等。
作者导演很难生存
记者：就从你这20年的从影经历来看，中国电影的变化很大。总体来讲，我觉得是在朝一个非常好的方向走。
张：那当然，现在，独立制片已经变成大家都习惯的事情，很正常了。但在以前，还是非常禁忌的事情。在我20年里拍的一些片子里，记录了一些人的变化和真实生活，除了我自己的电影艺术追求以外，还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影像。我以前也谈到了作者电影也许会死，最重要的是如今过于商业化的电影环境和生产机制，可能不太会再提供放映的地点和时间段，你看，现在哪个时间、哪个影院在放艺术电影呢?我们根本没有。“电影将死”这句话，最早是安东尼奥尼说的，他的意思是他也看到了好莱坞商业电影对其他影片、尤其是艺术电影的挤压。在1980年代以前，法国、欧洲、日本出了很多个性化的导演，今天，你看，似乎越来越少了。有人说，现在没有什么大师，只是票房的考虑。
记者：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一个作者导演。贾樟柯也是。
张：嗯，但是，我们这样的导演能生存多久?确实是有些难度的。但是，作家导演的价值在那儿，还有市场的3D电影，也是一个方向，并不可怕。从技术到艺术，还是可行的。我说为什么说3D不那么可怕?在1991年，我和崔健最早做MV，就已经开始做了。崔健还是很担心，请了杜可风、谭家明来看了以后，他们给了肯定。后来，我还拿了第一个亚洲人在MTV的大奖。好莱坞那么多人，人家多大的投资，我们的片子还能站得住，这说明技术不是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对电脑十分了解，我们要得更多的，是视觉的美感和超凡的想象力。你看《阿凡达》，拍的其实是人类自身的景象。所以，想象力来自于现实中的视觉体验。我们还应该有信心。也许，电影离死真的还早呢，它才诞生了110多年。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