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和“作品”
作者：杨小彦
1992年似乎可以叫做“王广义年”。这一年，在“广州艺术双年展”上，他的《大批判系列》获得成功，不仅拿了头奖，而且还引出了 “政治波普”这么一个艺术的“话题”。从那时开始，《大批判》就成为了王广义的同义语，成为了中国“政治波普”诞生的象征，他本人的名誉、利益、地位，也自然和这个象征大有关系。
记得在获奖大会上，双年展的主持人吕澎机警地要求王广义摘下他整天戴着的墨镜。吕澎可能担心他过于抢眼，会让那些渴望成功，却还是没能达到王广义那种程度的同行们觉得眼累，冷不丁闹出个什么事来。现在想来，那墨镜竟有如此功能，不知是否有所夸张。可回想当年，南下的艺术同行们只能住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宿舍里，而王广义却已经入住江南大酒店 。我记得当时正是交易会期间，广州所有上档次的宾馆，包括江南大酒店，一个晚上起码要花掉一千元以上。那个年头，艺术市场还是个天大的神话，卖画更是个神话中的神话，所以这个数字，对于绝大多数从事当代艺术的人们来说，肯定很是“天文”。所以，王广义入住酒店就广为流传了。其中不少同伙，晚上还特意跑到他的房间，洗个澡什么的，好享受一下“星级”的待遇。西方现代艺术史告诉我们，“现代艺术”是在与布尔乔亚的虚伪俗气的趣味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包括“商业化”。也就是说，从表面看来，“现代艺术”至少要装出个远离金钱的样子，否则就很难“现代”起来。可现在，王广义却住上了高级酒店，他不惹人眼累，还能惹人什么？所以吕澎聪明，明白凡事都要适可而止的道理。
其实，那个年头重要的不是戴墨镜或住星级宾馆，重要的是“思想交流”，是日复一日地激烈争论。有一回，王广义与一帮搞艺术理论的呆在一起（不幸的是，我也在现场），他突然说出一番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他说，重要的不是“作品”，而是“话题”。
这句话讲得真聪明。要知道，在那个年头，人们大概还是相信“作品”的，更相信有“好”的作品，有“不那么好的”的作品，甚至有“坏”的作品，这就像艺术理论家们喜欢谈论“坏艺术”和“幼稚艺术”的区别一样。可王广义却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所谓“艺术”，只是一个公共领域谈论的“话题”。如果没有人谈论，艺术就几乎等于不存在，而只有谈论了，而且还要谈论得够密集，艺术才能在公共领域中流传，艺术家才能获得可观的知名度。
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不知道“出名”策略中一定包含着特定传播与特定话语交换的道理。我那时也不明白，只有被大众媒体充分“符号化”了的艺术，才能广为人知，而这就叫做“名声”。所以，我承认，是“话题而非作品”这个说法，的确让我如梦初醒，并从中明了各种漫骂“大批判系列”的言论的滑稽与可笑。想来也是的，当年我就碰到不少自恃有极高绘画技巧的人们，尤其是广州老一辈的艺术家们，都不无愤怒地说，王广义那种画，还能叫“画”吗？他的“画”，不是给谁都可以画的吗。 这些人一点也不明白，在“观念”盛行的年代，谈论作品的“技巧”很容易被人嘲笑。而且，他们更不明白的是，即使王广义们的画是太“容易”画了，他们也还是画不出来。
其实，“话题”的真正意思是要让“作品”成为讨论的对象，然后在讨论中让“作品”与其所代表的风格流行起来。因为，只要在“作品”中包含有刺激性的“话题”，“作品”就一定会随着“话题”的提升而受到关注，然后就一定会收获到“名声”。要知道，所谓艺术市场的核心，其中的关键是“名声”与“资本”的交换。布尔迪厄把这种交换说成是社会炼金术，在这个社会炼金术里，一方面，石头可以变成金子，另一方面，金子也有可能会变成石头。
很多年以后，我终于弄明白了发生在1992年的艺术事件的实质。原来当年上演的是一场“话题”的大会餐，话题烹调师们大显神通，好让发表高论的“品尝话题的评委们”吃个满意，接着就给最令人难忘的“话题食谱”中的某道菜评功摆好。之后，评委们仍然去做“学术”工作了，“话题”却开始像资本一样滚动起来。当中就有机敏的评委看到“话题”滚动的经济效益，知道了“学术”无能的真相，于是就进一步把“学术研究”变成了“展览操作”，并把这称之为“制度”的实践与研究。九十年代的艺术史就这么展开了，一个个的“话题”在展开当中成长，再加上翻译过来的时尚概念作为点缀，然后汇总起来，就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艺术史。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广州的黄一瀚，现在他以“卡通一代”的艺术掌门人著称，曾经和王广义有过一场奇特的语言较量。较量发生在当时广州美术学院招待所的某个房间。参与双年展的艺术们和批评家们通常晚上都在那些房间里聚会，一边喝些啤酒一边聊天。黄一瀚自然也是其中的参与者。有一天晚上，黄一瀚告诉王广义，他的家乡是广东海丰。他提醒王，那里可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民风膘悍，杀人如麻。早期中共领袖当中有个彭湃，就是海陆丰人，先于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领导田仔造田公的反，杀地主分田地。到了文革，当地发生武斗，彭家居然给杀了好几个人，他母亲的头颅被砍下来挂在了树上。我当晚没有参加这场聚会，但第二天早上王广义看见我时，用手在自己的脖子上一划，说昨晚不得了，听黄一瀚谈了一晚上海陆丰的杀人故事，好像他也要快被杀了似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了那间房子，王广义在，黄一瀚也来了。这时，王广义的东北性格爆发出来。我记得他当时准备了一整箱的碑酒。他拿起一支啤酒，然后高声说，按咱东北人的习惯，说话之前得先喝一瓶！接着就自顾自地咕噜咕噜地喝起来了。黄一瀚从来不喝酒，他看到王广义的喝法，只能坐在一边，说不出一句话。接着，王广义把嘴一抹，大谈美国《猎鹿者》电影里玩左轮手枪的睹命游戏的那场戏如何牛逼。他那意思看来是一个隐喻，大概指玩前卫艺术也像是赌博，真枪实弹，最后赌的就是敢不敢开枪。不敢开的就滚到一边去，敢开而又没死的，就只好做老大了。王在说话的时候，气势很大，着实让人感到了某种力量。这一回是轮到黄一瀚不吱声了。他不胜酒力，大概也不熟悉北方人的雄强套路。
我发现，用玩左轮枪的说法来形容前卫艺术的“反传统”实在是很聪明的。艺术批评家喜欢玩概念游戏，从八十年代玩到九十年代，从“情境”、“原创性”、“解题方案”、“语境”到“策略”、“公正秩序”、“观念水墨”、“艳俗”、“摇头丸”、“卡通”等等，可艺术家王广义却早就明白他在玩什么。不就是敢不敢开枪嘛！举起枪，枪机一扣，子弹没出来，一切就都有底了，也就成了。我不知道批评家们是否会论证说，这是一支“政治波普”牌的左轮枪，王广义就是靠着这支打不死自己的枪而成为今天“著名的艺术家”的。看来，还是“话题”起了作用。别人都死在作品中，唯独他活在了“话题”里。显然，不是他王广义活了下来，而是“话题”本身活了下来。“话题”活在“政治波普”的概念里，活在艺术史里，然后适时被博物馆收藏，被画廊炒作，被拍卖行敲锤子。于是，“话题”就在市场的运作当中转化成了可以计价的“作品”。自从现代主义特别是后现代主义以来，类似的转变，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话题”活了，“作品”死了。然后，“话题”变成了“作品”，于是，“作品”活了，“话题”死了，除非有新“话题”出现。这当中的循环及其意义，大概就是1992年“广州艺术双年展”留给后人的启示之一。
2006-10-3
中山大学康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