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成功的艺术家、商人、教授、策展人、批评家,他也是艺术的游戏家,人生的独行侠。当经历了艺术最好和最坏的年代后,他用看似简单的“鸟作”讽刺和调侃艺术。他说这是艺术家的权利,就像杜尚。
什么样的艺术家可以超越艺术?比如随时随地,用一支笔,一种颜色,涂鸦似地画一些线条、符号或者鸟,然后就能做个人展览,就能被视为当代艺术典范,就能在拍场拍出百万元高价,就能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追捧。
如果这是超越艺术的一种表现,那么在中国,叶永青算是一个。
人称“叶帅”的叶永青,1958年出生于昆明,1982年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经历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思潮的裂变,90年代当代艺术的崛起,以及2000年后艺术市场的风起云涌,现在的他不仅是著名艺术家、策展人、美院教授,还是创建上河会馆的商人,现代艺术的云南总舵主,极具才情的诗人,以及行走世界的侠客。
当然,他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称号—画“鸟”的艺术家。在他北京、上海、大理的工作室里,大大小小的涂鸦式的鸟随处可见。“我的时间现在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是用最简单的一支笔、一个颜色,来表达画面非常简洁但含义复杂的作品,”叶永青这样解释画鸟的动机,“我觉得这就像是玩一个东西,你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可以结束,工作和生活的转换像电视频道一样可以调节,即使20分钟后要去机场,你马上可以放下画笔去收拾行李。”
按照叶永青的说法,他现在的创作就是一种完全没有想法的状态,画鸟和画一个圈或者点没有区别。但他也补充说,“几乎所有人都会掉进一个陷阱,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对鸟都很有想法。‘鸟’在中国汉语中是一个很多义的东西,它一方面很儒雅,是品质和趣味的象征;但是它也有反向的含义,是粗口、骂人和没有道理的代言。”
也许,他的这些解释也是一种陷阱
17岁开始学画太晚了
今天的叶永青洒脱豪迈、自由奔放,与30岁以前相比几乎变了一个人。50年前的清明节,他出生在昆明一个机关大院,他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童年在机关托儿所长大。叶永青曾经这样描述那时的他,“我在孩子中间不善言表、落落寡欢,还不时逃跑,令阿姨们伤透脑筋,唯一的爱好就是在水泥地上用粉笔、土块画马和士兵。”
那时叶永青的父母已下放到农村,但还是给他买了图画本和蜡笔,由他自己涂画。1963年,母亲将叶永青的作品寄给了当时在中国极有影响力的儿童刊物《小朋友》,并由此获得杂志寄来的一大堆礼物:丛书、杂志等。这也是沉默内向的他让托儿所阿姨少有的刮目相看的一次。
但叶永青的艺术旅程并没有由此开始。两年后,“文革”爆发,国家动荡。为了躲避文攻和武斗,叶永青父母烧掉了除《毛泽东选集》之外几乎所有书籍,以及穿裙子、留分头的照片,带着一双儿女投亲靠友。斗争从最初的“戴高帽”和“坐飞机”,发展到后来戴安全帽、拿棍棒甚至是真枪实弹的格杀。“我们居住的大院是两个造反派对峙的焦点,高音喇叭整天播送毛主席的诗句,”叶永青回忆说,“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回想起大卡车上躺着的小伙伴父亲的血尸,和防空洞水坑中被铁丝捆绑着的大人们绝望的目光。”
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说不清楚,包括叶永青的父母。他记得母亲那时日复一日地干着家务,并设法搞来青菜和杂粮喂养母鸡,以增加一家人的食物和营养;而一向乐观的父亲则变得沉默,经常摆弄一把二胡,拉出凄楚哀婉的琴声。“自那时起,我的性格亦少有悲则大哭、喜则大笑的,鲜明的、痛快淋漓的情感宣泄。”他说,“内在的含蓄的感情表达如那二胡的琴声,刻骨铭心,娓娓到来—世界上再没有比一贯的、无言的、无激情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了,也没有比悠缓抑制和寂寥的音乐更令人忧伤了。”
“文革”后期,叶家的生活渐渐稳定,叶永青考入昆明一中,他开始阅读,几乎读完了当时能借到的所有书籍。偶尔他会想起学画的梦想,但都苦于没有专业的学习机会。17岁那年,当他终于遇到一位美术老师时,老师却告诉他,“17岁开始学画已经太晚了”。这件事对叶永青打击很大,他开始自己摸索速写和写生,带上自制画夹和速写本,在阳光灿烂的昆明郊外度过了很多个下午。
“《致初学者的一封信》、《怎样画素描》这类书成为我的座右铭,在那些陈旧的、印刷质量模糊不清的书页中,我依稀知道巡回画派、文艺复兴,这让我的青春岁月变得格外动人。”叶永青回忆说。那个年代的视觉形象大多还是《工农兵画报》之类政治宣传画,叶永青开始有机会在学校的展览上画一些大字报报头和水粉宣传画,虽然大都是挺胸昂首的男女和天安门、红灯笼之类的图式,但他却十分投入。正是在那些大招贴栏前,他开始了真正的绘画之路。
1976年,毛泽东逝世,叶永青高中毕业,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都让他忧心忡忡。他没有上山下乡,而是留在昆明成为一名待业者,打临工。“在那萧瑟的岁月中,也有许多让人痴迷陶醉的时光。”叶永青这样描绘他的青春,“工余,我不断地画些速写和风景写生,有时在一部破旧的手摇唱机前,我和朋友一起听充满杂音的《天鹅湖》和《粱祝》,唱针尖上发出的细若游丝的乐曲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微弱,但又最撼人心魄的音乐,我们一遍遍地倾听,然后是喝酒、唱歌,然后有人醉了……”
现实是生命的垃圾
一次建筑工地的工伤后,父亲为叶永青找到一份新工作——在一个郊县农场学校任代课老师,兼任看守。那是1977年,他与一只叫来虎的狗相伴,在那里学会了种番茄、割芹菜、点豆腐和为母猪接生,同时还学会了喝酒、恋爱,并迎来中国恢复高考的消息。考了两次,他被四川美院油画专业录取,与张晓刚、周春芽等成为同学。
在人才济济的四川美院(当年入学的还有罗中立、何多苓等闻名全国的画家),叶永青和张晓刚并称为“云南两怪”。“他们说我俩画素描画得很差,但是一用线条来勾速写,或者是有点想像力的东西,我们俩就显得比别人强很多。”叶永青说。他和张晓刚、周春芽住在同一个寝室,早饭前三个人一起画风景。他还喜欢去宁静的西双版纳写生,并在那期间创作了《风逝》、《洗马河》等作品。
很长一段时期,四川美院油画流行的是“后文革”的伤痕乡土和形式美的东西,但叶永青同时也被卷入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艺术和哲学迷恋的热潮中,他开始思考艺术以外的问题,比如自然社会的变迁,时光的流逝,对生死病老的慷慨而形成的种种人的问题,这也让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这也意味着他无法成为那时艺术的主流。
1982年,叶永青选择留校,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张晓刚就因为没有分配到工作,只能去一家玻璃制镜厂做一名工人。但叶永青很快对留校生活感到落寞,浪漫的学生时代一去不返,曾经独领风骚的四川美院失去了尖锐的性格,幻想的“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遥不可及,在滚滚浓烟的工业城市重庆,开在防空洞里的一家小酒馆成了叶永青的避风港,他和那些疲惫的夜班工人们一起,在阴暗的防空洞里享受着二两白酒和一碟花生米的乐趣。
“你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你无法和他人苦乐与共,你感到自己和他们隔膜甚深,这时你该怎样生活?” 叶永青在一次半醉半醒之间的日记中这样问自己,“我的确是不尊重现实,人生活于现实中永远不可能满意,因为现实是一种偶然性,是生命的垃圾,对于这种可怜的现实,除了否定,别无选择。”
在现实与理想的煎熬中,同样留校的甫立亚慢慢走近叶永青的生活,“两个年轻男女,很自然地相互吸引,”叶永青说,“再加上当时学校宿舍紧张,领导也希望我们走在一起。”那是一个对爱情和婚姻极为朴素的年代,1984年3月,甫立亚取出她仅有的100元存款和父母送的500元钱,买了一台录音机,做了一套柜子和一张床,加上姐妹们送的床单,朋友们凑钱买的锅碗,叶永青和甫立亚组成了家庭。婚后他带甫立亚又去了西双版纳,并创作了《诗人散步》、《芭蕉树》等作品,充满对现实生活诗意的想象和无奈。之后,他去北京呆了一个冬天,看了很多展览,并闻到“85新潮”美术运动的气息。
1986年,叶永青和毛旭辉、张晓刚等发起成立“西南艺术群体”,直接参与到了这场运动中。“我们彻夜地谈论种种宣言和观念,策划在昆明、上海、重庆和北京的展览,在各种报刊上撰写文章,对那些同样激动得面红耳赤的人解释何为‘新具象’。”叶永青回忆说,“那的确是一个冲动的年代,经历过80年代前期文化洗礼的人们,例如我本人,总是难以忘怀那些热闹的场面。”“89后艺术”没有真正知识分子活动的地盘
除了对艺术本身的热情,叶永青也是同一时期较早意识到艺术市场重要性的艺术家之一。1987年,他和张晓刚分别卖出了第一张画,各赚了200元兑换券。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一个叫宋伟的靠卖羊肉串发家的个体户一口气买了十个人的作品,包括叶永青、王广义、张晓刚等,每人给了一万块钱。同年“六四事件”以后,倍感无聊的叶永青和方力钧都赖在栗宪庭家,那时栗宪庭家已没了“85新潮”时的车水马龙。白天叶永青与栗宪庭在院子里讨论艺术市场,方力钧在里屋画“光头”;晚上几个人会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发时光。
那一年,31岁的叶永青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以及这个国家正经历的变革。“当我站在90年代的历史分界线上,观望文化溃败的历史情景时,又感到无处着落的恐慌。”他说,“确实,应该承认我没有摆脱80年代的影响,再三地谈论‘89后艺术’、‘后现代’,然而,我很快感到悲哀,我知道‘89后艺术’没有真正知识分子活动的地盘。”在那个精神突然休克的时刻,他开始摆弄毛笔和水墨,并试图在政治波普中找回一种真实的历史感,最后,他把“文革”大字报的记忆和当时商业广告、招贴等视觉影像混杂在一起,形成了《大招贴》系列。
《大招贴》系列作品参加了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和1993年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一批中国当代艺术家走出国门,叶永青也因此获得欧洲巡展的机会。“我发现很多艺术家似乎都只满足于展览的开幕式,把红酒喝完、把展览做完就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但我比较好奇,”叶永青说,“我除了看表面以外,还想一页一页地翻到封底去看看。”
对他真正具有颠覆意义的开端是在伦敦。1996年,叶永青获得机会在伦敦创作,房东是一个吃素的女艺术家,身边聚集着一大批同性恋者和素食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最前卫的艺术家、服装设计师,特别疯狂和特别保守的两极在那群人中融合,这对叶永青是巨大的冲击,他已无法重复原来的创作方式,几个月后,他关闭伦敦的画室,想要寻找新的道路。
回国后,叶永青因为阑尾炎不得不中断在四川美院的教职工作,由重庆回到昆明。虽是故乡,但昆明平静的生活却让他感到陌生和可怕。为了缩小和家乡的距离,叶永青在昆明建立了工作室,并和陈家刚联手打造上河会馆——中国第一个艺术家自营空间,会馆包括画廊、酒吧、餐厅、茶室、书屋等,中国一线当代艺术家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曾梵志等的作品均在此展示和售卖。这个乌托邦式的空间取得了很好的经营业绩,不少如今成名的云南艺术家都是在此卖出了第一件作品。但当听了太多买家报价时,叶永青意识到自己并不想做一个经纪人或者画商,于是在第二年将上河会馆转让他人。此后他又领衔在昆明创立创库空间,吸引了几十位艺术家进驻。他的角色也由此变得更加丰富,甚至涉及策展、批评,这为他日后站在艺术之上,甚至超越艺术奠定了可能。 一个幸存者
1999年下半年,叶永青和方力钧、岳敏君相约去了大理,并在那里工作数月。也就是从那时起,叶永青开始新的尝试——用看似最简单的方法画鸟。这是叶永青和我们开的一个玩笑,也可以说是对艺术的讽刺,用栗宪庭的话说,就是在“看似随意中,其实是极端的手工制造”。他承认这与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杜尚有关。杜尚认为,艺术家有权利指认任意事物为艺术,所以他把小便池拿去做展览,在《蒙娜丽莎》上画两撇胡子,他改变了整个西方的艺术观念,以一种“玩”的心态做艺术。
“对我个人来说,艺术这档子事,完全是个人的,其实跟潮流,跟时代,跟所有这些东西都有关系,”叶永青说,“你也可以说有,但其实都不是很大。”他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幸存者,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所有重要的时期——80年代的动荡,90年代的追逐,以及2000年后的蓬勃。而所谓幸存者,就是不仅仅把自己当做过去时代硕果仅存的人,更把自己当做一个可以在不同文化情境中不断自我更新的人,从原来的陷阱里边不断逃跑,这样才能想出办法表达自己新的兴趣和新的可能性。
所以,这种全新的作画形式和创作方法,就成为他表达自己兴趣和思想,完全个人化创作的最佳途径。
如今,50岁的叶永青和妻子、女儿居住在北京,但更多时候他一个人在旅行,由亚洲、欧洲或北美的某一个机场出发,踏越万水千山,去打量和体会那些从未瞩目的“别处”。他说,多年来,没有足够时间创作让他惶恐不安,而周游世界并与他人分享才让他内心释然。“我渐渐学会了与内心的多种欲求交朋友,以平淡和顺应的心态来看待生活和艺术,上帝并没有规定我生下来只做一个艺术家,一天24小时,我尽可能地做多种不同的事情,遇见不同的人,处理不同的事情,享受不同的乐趣。”
而当繁华散去,夜深人静,他又能拿起画笔在黑暗中一点点体会一枝梅,一个石头、鸟和一根线条所带来的乐趣,“这时候我清楚自己仍然是不错的表达者,”他说,“也许明天,这些表达又会被顺理成章地卖出去。”
【编辑:贾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