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影茜
2010年对我来说是颇为特殊的一年，完成阿姆斯特丹de Appel艺术中心的策展课程并回国之后，我并不确定个人的这段漫长而曲折的职业合法化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我所生活和工作的珠三角地区，其当代艺术生态的发展长久以来依赖着某些英雄式个体的浪漫主义革命或自我抵抗，一些周期性或昙花一现的文化事件，例如广州三年展与第50界威尼斯双年展上脍炙人口的“紧急地带”，为该地区在国内当代艺术语境中保有若有若无的影响力，同时填补了几近空白的国际想象。也许正是得益于所在环境当中这种学院影响和制度网络的空乏，de Appel基于研究、对话、集体实践和自我组织的非学位培训得以被最大程度地融合进我的个体经验和实践态度。但我仍然不清楚这种以自反性和世界主义为中心的艺术实践和策展观念，是否能够应用于中国的当代语境，一是“应用”可能沿用着“东-西”或“中心-边缘”的二元模式；二是我相信在微观的主体化层面，各种去政治化的遭遇也存在着政治性；三是“边界将会在抵抗的时候产生”[i]，即使只是一种想象或话语的抵抗，如果个体或机构的文化生产能为这种想象或话语提供一个可见性的场所，已经是一种自觉的反省。
去年5月底我准备离开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一位长期生活在比利时的荷兰艺术家告诉我说，她一定要在6月初赶回荷兰参与内阁选举投票，因为这可能成为阻止右翼内阁上台的关键一票[ii]。此时的荷兰以及所在西北欧，随着文化基金大面积削减的真正生效[iii]，众多中小型艺术机构将面临着关闭或被私有化的命运。夹杂着合法化需求的抗争情绪，弥漫于西北欧当代艺术界，批判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成为艺术实践者的共同态度，后共产主义及政治行动主义更是甚嚣尘上。由位于荷兰乌德勒支市的BAK艺术中心启动的“前西”项目[iv]在2009年11月举办了第一次会议之后，2010年11月又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举办了题为《艺术及政治想象》的第二次研究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这是一次关于“视平线（horizon）”的研讨，而这条视平线已经超出当代艺术及其相关理论的范畴，直指一种“世界主义”的想象和未来。2010年第8届上海双年展的《从西天到中土》项目也可以说是这种将策展概念平台化和研究话语化的尝试，展览并不是该项目的唯一组成部分，甚至不一定占据主要权重，值得注意的是，项目的宣传文字当中“东”“西”等字眼被更为地缘政治性的“本邦”和“外邦”等所替代，“邦”乃国也，如果在这类型的平台或话语实践中不直面根深蒂固的东西二元逻辑，很可能产生与民族主义潜流相暗合的危险。
另外一些更为世界主义的尝试出现于自我组织、集体合作和个体实践层面，这些尝试往往与大型展览或美术馆无关。《艺术界》2010年十二月号发表关于“另类空间”的专题，综合地介绍了不少相对分散和小规模的艺术机构和项目，其中“另类”或“替代”的定义仍然有待商榷，将开展实验性展览项目或强调策展概念的画廊指称为“另类”，更是过分迁就了本国国情。我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访问了其中的一些空间或机构，除部分熟悉的画廊之外，不少空间的核心人物，都并非来自本国或本土，但非本土不等于不在地，他们在机构可见性程度不高、财务支持或空间状况不稳定的前提下，所体现出来的自在状态令人钦佩。类似于家作坊、刘鼎和卢迎华发起的“小运动”、Chart Contemporary的样板间、观察社和东湖计划这样的机构或实践项目，其实就是文化生产者对于社会关系、城市和公共空间的自发性介入。他们的“边缘”是选择不进入权力中心的自觉的边缘，长远来说，应该成为社会文化有机体当中常态的自反性成分。与网络上的自我组织和传播无异，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作为公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自下而上的艺术介入主义或行动主义，正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诺丁汉大学教授葛思谛（Paul Gladston）教授在他的文章《文化翻译与中国当代艺术（可见的）悲剧》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一种对非和谐状态的抵制，大量中国当代艺术倾向于毫无挑战性的审美主义，不能不说与这种抵制存在很大的关系……”[v]这篇文章主要针对2010年艾未未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葵花籽》而写。关于艺术机构的自我批判和反思，我在2010年9月在《当代艺术与投资》上也策划了一期《机构主义和机构批评：艺术机构的自我想象与反思》的专题。但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在艺术家个体创作的层面，还是机构实践的层面，审美主义与批判性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相互抵消关系。引用艺术家蒋志对我2010年12月29日微博的回复，“艺术和它的观众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让观众的‘既有的是’，发生动摇而进入‘不是’的状态，当然，会成为‘新的是’，但是，艺术就是那个中间状态。迎合是可鄙的，因为它更加强化了‘既有之是’，为观众编制了更为坚固的牢笼。”在美学政治化和政治美学化普遍存在的今天，艺术及其实践并非要实现某种政治效能或说教目的：艺术是感觉的分配和经验的重构，它总是溢出艺术家和机构的意旨，动摇既定的意识形态和审美形式，创造出一种断裂。
2010年的1月和3月，我在布鲁塞尔的维尔斯当代艺术中心[vi]（WIELS Contemporary Art Centre）参观了由Elena Filipovic和艺术家Danh Vo策划的菲力克斯·冈萨雷茨·托里斯的两轮回顾展《没有具体形式的具体事物》。这个回顾展分别展出于3个场所，共有6个版本，由3对“策展人-艺术家”组合策划，展览希望“通过每一次参观，为观众提供重新诠释冈萨雷茨·托里斯深入复杂的整体创作的可能”。[vii]Filipovic的策展概念强调了艺术家和策展人的对话关系，既为展览注入一种历史的维度，也将“回顾展”这一常规的展览模式置于一种可在当下被讨论、质疑的境地，并将关注“形式”和“事物”的展览延伸为一种话语活动。她的现场充分体现了艺术史家的严谨、优雅和巨细无遗，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冈萨雷茨·托里斯作品的机会；而Danh Vo则采取了一种激进的美学主义，为数不多的几个作品都选择了异于常规的展示位置和方式，整个展览萦绕着派对落幕的伤感气氛，仿佛对冈萨雷茨·托里斯德传奇人生的敬挽。这个展览既可以作为批判性与审美主义相结合的案例，也充分印证了对策展概念和展览话语的探索和强调，并不一定导致对作品或艺术家自治性的干扰，相反，作为中介者的策展人，可能远比一个当代艺术家对他所敬仰的已故艺术家的诠释来的保守，而当艺术家作为策展人去展示另外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他们的顾虑可能更小。泰康空间的51m2项目可以说是策展人（机构）、艺术家和空间对话的初步实验，实验的价值并不在于机构、艺术家和作品滚雪球式的自我合法化，而在于通过在地、在场的探讨和实践，反思我们跟艺术和空间的遭遇方式。
在不同场合与一些年轻艺术家聊天，大家似乎既对所谓“强势策展”忧心忡忡，又对“策展无所作为”的现状多有抱怨。我认为目前在国内，大部分的强势只是“主题”或“话语”的一边倒，并没有给到作品充足的展示条件并动员各种场面调度（Mise-en-scène）。而无所作为的情况除了受制于体制、现实、人情和预算，也似乎来源于一种普遍存在的对策展的误解和防备。在此我想引用萨拉·马哈拉吉对乌尔里希·贝克“第二现代性之种种”的评述作结，“此处再次与该问题遭遇，或许可以使我们从第一现代性之中获取借鉴，以为第二现代性选取恰当的‘分析单元’，尽管两者的情况大有不同。”[viii]回顾似乎分量太重，谨希望本文能作为一个有借鉴意义的分析单元。
本文发表于《当代艺术与投资》2011年2月 50期 “2010年度回顾”
注释：
[i] 2010年1月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展览“12位华人艺术家”展览饭局上陈界仁语。
[ii] 由极右翼反伊斯兰政党新自由党默许支持的自由党、基民盟组成的新右翼内阁已于2010年10月14日于荷兰女王王宫宣誓就职。
[iii] 经济危机时期的头两年预算已由之前的政府划定，其对当代艺术及文化生产的打击有一种延后效应。
[iv] www.formerwest.org “前西（Former West）”是一个长期的国际研究、教育、出版和展览项目（2008-2014），该项目在当代艺术及其理论框架之内反思（1）1989年政治、文化、艺术和经济事件对于世界以及所谓“西方”所产生的影响（2）通过与后共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对话，对过去20年全球历史进行重新思考，和（3）想象一种“后集团”的未来，这种未来从平等性和“一个世界”的政治迫切性演变而来，却对差异性有充分的认识。
[v] P69 《艺术界》2010年12月号 No.6
[vi] http://a>，Filipovic与艺术家Tino Sehgal联合策划的部分还将于今年1到4月于法兰克福现代美术馆（Museum für Moderne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展出。
[vii] http://shows/view/7564
[viii] 萨拉·马哈拉吉，《“化整为零”：超越现代性》《当代艺术与投资》2010年11月第47期
【编辑：李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