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作人的艺术经历中，一共有过三次“晚画会”。
一曰“曾家岩晚画会”，1940年于吴作人在抗战陪都重庆之住所举行，基本上是几位青年美术家专为吴作人安排的一项“康复疗养活动”，其时，吴作人在战火中新逢丧妻（李娜）失子之人伦惨变，又因过度悲伤罹患眼疾。曾家岩晚画会使吴作人很快振作起来，原本有可能开“战时文艺之新风气”，无奈，晚画会因战火毁家而起，又因战火毁家而终。国运如此，夫复何言。
二曰“洋溢胡同晚画会”，1946至1947年于北平宋步云寓所举行，冠以“中国美术学院画室”之名。时值山河光复，“全局之胜，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艺专复员开学，安置不少教员在洋溢胡同居住，晚画会在同仁切磋技艺之余也自然成为诸位芳邻的闲时小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无奈，好景不长，因吴作人与执政当局失和，远避英伦，晚画会顿失砥柱，草草收场。
三曰“水磨胡同晚画会”（“十张纸斋”），1953至1957年于北京水磨胡同49号吴作人与萧淑芳的住所举行。新朝气象，国祚日隆，天下太平。一时间，水磨胡同人文荟萃，晚画会集素描、油画、水彩、水墨各专业之海内高手，更有文化艺术界各路名流趋之若鹜，“文艺复兴”，于斯为盛。水磨胡同晚画会所被赋予之意义，也早已超越美术和文艺本身，成为“政通人和”的典范。无奈，盛极而衰，与“苏式美术”一统江湖正相反，“十张纸斋”门外车马渐稀，败象渐露，至“反右”风暴骤起，遂告寿终正寝，迄今五十年矣。
纵观三次晚画会，与纯系“无组织，无纪律”的曾家岩不同，自洋溢胡同起，因发轫于国立艺专体系之内，始得到徐悲鸿的重视，赞许，乃至支持，为实践徐氏“提倡写实，学好素描，打好基础”的理想园地，吴作人不见容于旧政权而出洋韬晦，亦为徐氏刻意保全之功。“十张纸斋”则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竖起了“实践悲鸿主张”的大旗。
然而，有史以来，恐怕素描引起的争论从未如此复杂和尖锐——它原是基本功，但被“形而上”之后，就成了不学它便根本不配学艺术；可是学好了素描，表现人还是表现自然又成了问题；待至“苏式素描”泰山压顶之时，“全因素”和“提炼取舍”的观念又将“素描论者”割裂为不同的阵营；还有，千万不能忘记，管它哪种素描，和中国画之间的“别扭”，从头到尾，贯穿始终……
三次晚画会，三次无奈。
吴先生，我们的“十张纸斋主人”，及其“‘和而不同’的同志”，关于“民族化的油画”和“推陈出新的国画”，做到了一代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也付出了一代人所能付出的一切；他们不能抗拒三千年以来的党同伐异之风，也解脱不了“秋风中第一片落叶”的宿命，所谓“家国共命运”之说，可以解嘲。
“十张纸斋”作为“一首余音绕梁的小夜曲”，曾经并且仍然以“和而不同”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激发起人们心中最深沉的回响。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十张纸斋（1953—1957）——中国现代艺术史的个案》总撰稿人
200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