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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原面貌与美术史写作

来源:邵大箴 2007-05-09

    发言提纲: 
    美术史写作是一件严肃、有意义,且有兴味的工作。史之所以成为史,一定是与写作者有一定的时间距离的,少则数年数十年,多则数百、数千以至上万年。美术史写作是建立在史实研究基础上的,应该有科学的严谨性,应弄清楚时间、空间、人物、各种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与之前事件的联系,尽量还历史的原来面貌,从而找到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一种流行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表明一切历史研究都具有当代意义,离不开当代人对当前现实的思考以及借用阐述历史事件为当代服务的意图。这是不可避免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从这里也产生出新的问题来:为了当前的“需要”或从当前的观念出发不认真做资料的搜集工作,不弄清历史事实真相,不对情况做具体分析,得出想当然的结论,用宋适应当前政治的、文化的需要,其片面性可想而知。 
    此类情况见于外国美术史研究和中国美术史研究。例如:十月革命后,20世纪30年代,苏联为推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意遮掩19世纪末期“艺术世界”社团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就,用“形式主义”的帽子予以否定;遮掩晚期巡回展览画派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以“写实”与否作为评价艺术的惟一标准。同样,把“印象主义”视作艺术的旁门歪道,任意批判。20世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批评家对包括俄罗斯、苏联和中国的美术史也常有出自不同动机和原因的随意解释。格林伯格对列宾和中国格律诗的批评。 
    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的类似问题。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主流文化界对文人画的批评,对19世纪中国绘画成就的否定,万青历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使人们改变对19世纪中国艺术的看法;近20年来,一些人对徐悲鸿的评价,认为徐悲鸿对中国美术教育“产生了无可挽回的恶劣影响”;对李可染艺术与山水写生的看法,认为李可染把中国山水画引入了歧途;对黄宾虹的评价,片面强调黄宾虹笔墨成就的意义,造成当代山水画坛热衷于表皮地学习黄宾虹的笔墨符号。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加以否定,等等。 
    艺术史研究的难点:历史环境、艺术家的处境、艺术家身上的两面性和内心的矛盾性、作品的客观效果……。举例:蒋兆和的《流民图L当前美术界对《流民图》不同的评价。这里面涉及到两类问题:艺术创作理论性问题(如创作心理、创作动机与社会效果,等等)和研究者对历史真实情况掌握的深度。 
    总之,尽管人们对“历史的原来面貌”这一提法有不同的认识,但我们艺术史的写作者还是应该向它走近。 
    邵大箴  
    (中央美术学院) 

 

邵大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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