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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美术”的历史价值

来源:高小华 2007-08-01
    如今谈物论事,总会问:“有何价值”?不过,长久以来在“中国特色”的历史情况下有无“价值”得看政治的“脸色”,得看形势的“行情”,艺术也不例外。好在“伤痕美术”的价值早已有了历史的定论,无可争辩、无需怀疑,只是其价值究竟有多少?在哪里?以及对日后的中国美术思潮产生过何等的影响?尚需学者们不断的深入研究。最近,水天中先生撰写的“直面人生的艺术”一文中多处谈及“伤痕美术”: 

    1976年以后的几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关键性,也最富戏剧性的年月,也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转折时期。美术创作和美术思潮的活跃,与过去十多年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以四川青年画家为代表的艺坛新人的出现,他们直面人生的作品所具有的心灵震憾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前所未有。对此不需要更多的理论推导,我们只要回顾此前中国绘画的实际状态,就不能不承认这些地作品的划时代意义。 

    80年代初,先后出世的“伤痕美术”和“乡土写实”绘画,在当代美术史上如同划过天际的流星,短暂而又耀眼。美术史家和美术批评家对它们的定位与评价,与它实际的影响和作用并不相称。其原因主要是在政治文化环境方面的钳制—在政治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下,于是从文学、电影、到戏剧、美术,所有揭露、批判“世上疮痍”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受到贬抑和有意识地淡忘。对中国知识分子对强暴横逆的淡忘,助长了这种走向,在艺术上,“观念更新”的大潮很快就替代了对历史的反思,新一代画家从另一层面与主流美术形态疏离,从新的角度从事写实主义绘画的尝试便淡出了画坛。历史的环境和艺术家知识结构、艺术素养限制了中国写实主义绘画的发展。中国现代绘画缺乏直面人的真正的写实主义。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四川青年画家为代表的一批画家的不太多的作品,成为中国当代写实主义的绘画的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艺术史意义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既然“伤痕美术”对于中国现代美术史如此重要,那么它的价值又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以我之见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题材与绘画内容上—突破了长期形成的文艺创作“禁区”,它以直面人生、揭露社会之阴暗面的全新姿态反思“文革”历史、批判现实。最近出版的《新中国美术史》一书中这样评论: 

    更为重要的价值还表现在,艺术家们能在政治家们还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彻底否定的判决之前,就能对文革质疑;提出疑问、反思和揭露它所存在的问题,这说明,新时代艺术家们开始有了批判现实的意识和需求。 

    二、艺术表现上—突破了文革式的“图样”。如果你们了解“文革”或之前的中国绘画(油画)作品的“样式”(即:色彩、构图和人物形像等等)的话,就很容易发现:此时的“伤痕美术”作品有了一个“突变”:它一反过去红、光、鲜、亮的色彩及高、大、全式的塑造标准、理想的工农兵形像的教条。取而代之的是以灰暗低调的色彩和深沉厚重的写实技巧—长久以来,中国绘画艺术中的色彩、表现手法和人物的造形都被打上了“阶级烙印”,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必须正面颂扬工农兵的形像与生活……。我曾经在《回忆·自省与批评》一文中这样谈到创作油画《为什么》及其表现手法: 

    《为什么》的创作灵感得于我自身的经历和长期积抑在心的困惑,那是一种直觉并在不断反思过程中激起绘画的热情。因此,从一开始我就选定了这个很普通的口头问语做为画题,借以表达当时千百万中国人之共同心声。 

    画中的四个青年人没有隐喻“四人帮”的用意(至少我原本是没有那个意思)或许仅是构图上的考量(需要)。以我那时在绘画(技术)上的能量来看,最大的企图心不过是欲塑造出几个有血有肉、不同性格的同代人。 

    从画面紧凑、俯视的构成关系到铅灰色调及笔触厚重的处理,无疑在视觉上造成相当的“压迫感”;四个人物的姿态、表情、服饰、道具及至周围的环境安排,都是围绕着主题思想刻意精心设计的,其用心是在营造一种悲剧性的气氛—这正是我所求之的效果。在此没有随后在大陆艺坛盛行一时的“自然主义”表现。那是典型的“主题性”创作法。可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在绘画上的习练探索,更是一次自我情绪的渲泄。整个创作过程的感觉以其说是个画家,不如说更像是在做编导。 

    我辈大陆油画家的起点,多是建立于源自欧洲,后被苏俄发扬光大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我当时所受到的影响(局限性)及兴趣最大的是苏联现代画家科尔热夫的画风。他在《巴黎街头艺术家》、组画《前伏后继》、《母亲》等油画中所表现出的卓越写实才能富有现代人的气质,那种粗犷笨拙的笔触,斑斓沉着的色彩及厚重丰实的肌理效果近乎浅浮雕,有一种粗糙的美感。此种画法技法,曾一度为后文革时代大陆画家短期效仿过(之前很长时期,大陆油画界普遍风行的是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和梅尔尼科夫画法—就是那种跳耀帅气的笔触和漂亮的银灰色调之画风)。最早见到仿效痕迹的是文革后(七七年)陈逸飞、魏景山合作的油画《蒋家王朝的覆灭—站领南京总统府》及后来的《农机专家之死》(邵增虎)等作品。 

    对于“四川画派”也好,“伤痕美术”也好,尽管后来很多人会批评这些绘画的技法差、艺术上幼稚等等,但实际上当年一拿出来就是相当震憾人心的。这些作品总得要面对三种人:一是官方,二是大众,三是艺术家。想想看,那些作品要面对那么多观众并且还有同行专家,如果没有前述的两个“突破”,没有在艺术表现上令同行也感到服气的东西,能在全国美展为数不多的奖项中得到肯定?在激烈竞争的中国画坛上站立起来吗?所以那种把“伤痕美术”只看作是题材取胜,而无艺术价值的说法,根本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偏见和恶意的诋毁。不错,“伤痕美术”中是有政治、有揭露、有批判与思想性,但更有构图、色彩、笔触和肌理,做为一种“稀少”的艺术“珍品”(在所谓“伤痕美术”的“体系”之中,至今算起来关于“武斗”题材的“架上绘画”作品其实也仅此两幅!),在历经了近三十年的洗礼之后的今天,其价值更是以日俱增,在反反复复的大浪淘沙之中,历史记住了这些深刻而独特的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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