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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博览会:全球化的幸运与区域间的挑战

来源:央视国际/赵力 2007-09-06

一、博览会的近代性演变

博览会最早的原型是封建时期城市中的商业集市。在欧洲,这种原始形态出现于中世纪,而在中国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这一时期这些商业集市主要是以单一类型商品的买卖为特征。稍后,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唐宋时期,在当时的一些中心城市(欧洲的佛罗伦萨、威尼斯;中国的西安、开封、扬州)逐步出现了跨地域、跨国别甚至是跨洲际的多类型商品买卖的商业集市,同时也出现了附属在这些商业集市中的艺术品展示与艺术活动。最著名的有公元13世纪威尼斯执政者洛伦佐•提泼洛在位时期所举办的“工商业展览会”。

博览会的近代形态因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而创生。它强调从单纯的买卖形式扩展成为以文明展示为主题的伟大盛会;着意于打破地域与国别的限制,从而建立起世界性的展示制度;规范运作的目的催生国际性的公约与管理性的机构。世界不览会最初较多展示的是技术革命的内容,稍后则更多地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的权利、民族间的和平共处与国家间平等的沟通交流,更多地反映全人类的文明进步和智慧理想。因此现代形态的博览会是对现代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水平及其成就)的记录与总结,同时又是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憧憬与展望。这是一种崭新的任务与理念。

与艺术的充分结合是近代形态的博览会的一大特色。艺术与博览会“硬件”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博览会建筑方面,如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即以招标形式遴选建筑设计与施工,建设专门的主体场馆。巨大的钢框架和81000平方米的玻璃结构成长490米、宽117米、高33米的场馆,成为现代建筑的典范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象征,也一度是伦敦城市的重要地标。为举办世界博览会而修建专门的场馆自伦敦世界博览会后亦成为了惯例,延续至今。而诸如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的设立,也与1889年法国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密切相关。在另一方面,艺术的参与无疑也在“软件”内容上进一步提升了世界博览会的文化品质,因此历届世界博览会皆有关于艺术品与艺术性的展示部分。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将艺术品与生产原料、设备仪器机器、手工或机器制品并列为博览会的“四大主题”,1855年法国巴黎世界博览会最具新意的是开创了在博览会中举办艺术展览的先河,用以展出法国的艺术珍品。

博览会机制引入中国,是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不断接触、交流的进程相伴随的。从1851年开始的近一百年间,中国官方和民间商人或以实物参展、或以派员或组团参观的形式走进世界博览会。在眼界大开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进而萌发了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的使命意识。

在中国国内,最早的博览会当推清宣统元年(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暨直隶展览会”。1902年,张之洞又于武昌兰陵街创办“两湖劝业场”。1909年(宣统元年),继张之洞之后的湖广总督陈夔龙又在武昌文昌门组织了“武汉劝业奖进会”,分为天产部、工艺部、美术部、教育部、古物参考部陈列展销,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古物参考部中陈列金类、石类、陶瓷、书画、杂物等五项。晚清武汉博览业的兴起正是武汉城市崛起的某种象征。

“武汉劝业奖进会”之后,规模最大的是“南洋劝业会”,成立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南洋通商大臣倡办,宗旨是奖劝农工,振兴实业。“南洋劝业会”是综合性博览会,其中的美术馆为仿罗马式建筑,陈列中国书画、金石工艺、刺绣等,教育馆陈列有学堂师生所作的各类洋画,如油画、素描、水彩等。

民国建立后,国民政府工商部曾于1928年秋在上海举办“中华国货展览会”。陈列物品分为普通、特别两种。普通陈列以物品性质分类,分为十四大类,其中第十类即为“艺术与欣赏品类”。1929年6月在浙江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是民国期间最有影响的博览会之一,其目的为振兴实业和发展文化,因此在陈列区的八馆二所三处室中专设有“博物馆”与“艺术馆”。“西湖博览会”还专门设计了会旗、会徽、纪念章、纪念册、奖游券,印制纪念明信片36种,出版了各类杂志、报章、特刊。

二、全球艺术博览会的现状与当代“五大艺术博览会”概览

进入当代,博览会往往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性展会活动,同时博览会也逐渐成为当代科学与人文荟萃的场所,并承担起培育产业人才与市民启蒙教育的责任。博览会的展场不单是展示技术和商品,而且常常伴以异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刻意营造出某种节日性的欢快气氛,从而结构成富有魅力的壮观景色。

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工与专业化的进程,艺术的专业性博览会也逐步从包罗万象的、综合性的博览会中剥离下来、脱颖而出。作为艺术与市场的集大成者,艺术博览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种艺术品展示和交易活动。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博览会是在1967年才出现的,德国科隆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艺术博览会——“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此后30余年间,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群起仿效,形成了一股举办艺术博览会的热潮,至今这一发展势头仍十分强劲。 目前,在世界各国举办的艺术博览会总数不下50家,其中最著名的除德国“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外,尚有瑞士“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西班牙“马德里现代艺术博览会”、美国“芝加哥国际艺术博览会”和法国“巴黎国际现代艺术博览会”,号称“世界五大艺博会”。

德国“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被称为“艺博会之母”,展场面积4.2万平方米,参展画廊近年来稳定保持在250家左右,每个展位通常不少于50平方米。参展作品的门类和题材从古典到当代,跨度极大。参观人数最多时达到7万人。创办于1974年而被人们誉为“世界艺博会先驱”的法国“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FIAC),展场最早设在巴士底旧火车站,后迁至大皇宫博物馆。从1993年起又移至塞纳河畔的布朗丽广场,自此之后人们就把这个广场称为“艺博会广场”。1989年曾创下4亿法郎成交额的记录。1992年的参观人数曾创下15万人次。利用密执安湖畔的海军码头为展场的美国“芝加哥国际艺术博览会”(CIAE)创办于1979年,以其高质量和高品位成为引领美国艺术潮流的艺术博览会。自1993年起参展作品转以当代艺术为主,被称“另类品位的艺术交易所”。1999年时,其展馆面积达2.5万平方米,划分为6个大展厅,共有24个国家的200余家画廊参展。参观人数超过4万人次。创办于1982年的西班牙“马德里现代国际艺术博览会”,又称“拱之大展”(ARCO),展场设在卡洛斯一世展览馆。展场面积3万平方米,参观人数高达近20万人次。瑞士“巴塞尔国际艺博会”是公认的当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艺术博览会,被誉为“世界艺博会之冠”,并以其悠久历史和巨大交易额而被视为是全球艺术市场的“晴雨表”。

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也相继投资创办各自的艺术博览会,如澳大利亚墨尔本澳洲现代艺术博览会、日本东京国际现代艺术博览会、韩国汉城国际艺术博览会、新加坡国际艺术博览会等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也先后依托中心城市创办了数个艺术博览会。其中最具规模的当数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1993年)、北京中国艺术博览会(1995年)、上海艺术博览会(1997年),此外还有北京首都艺术博览会、杭州西湖艺术博览会、大连国际艺术博览会等等。2004年创办的中国首届画廊博览会以严格的审核制度与纯粹的画廊参展方式,体现出与国际接轨的勇气与责任感。

艺术博览会的出现,是对传统艺术市场的一次飞跃式提升与一种根本性补充,它所营造的是全景式的格局,体现出自身极具发展性的潜质能量。对于当代社会生活中艺术因素日益突显、艺术消费不断上扬的现状而言,艺术博览会无疑提供了一种既具有相当的规模效应与涵盖面,又能够全方位地着力呈现当今世界艺术思潮与艺术流派的,充满生命力和吸引力的市场模式。

三、艺术博览会的模式创新与定位区隔

作为专业性的博览会形态,艺术博览会从一开始就与某种地理基础密切相关,或者说地理基础对艺术博览会的外观和模式形成过程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确,目前全球重要的艺术博览会,共同的特征是在它们首先立基于区域性的文化产业特点与经济网络优势,因而呈现出地理性分散的整体外观。

地理性分散在理论上是有助于各个艺术博览会形成某种定位区隔的:地点、团体、文化产业、经济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创意与创新扎根于此一时空领域而与之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由此逐渐积聚起来的品牌带动了以地点为标识的垄断性经济收益的取得。事实上,艺术博览会模式的创新与具体实践过程中的创意更成为其中的内核,在此方面当代“五大艺术博览会”的拓展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从1980年起,德国“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联合德国政府,在艺术博览会中建立了专门提供年轻艺术家特别展览的赞助制度,至今已有近800多位新锐艺术家获得这一资助;博览会还通过与德国“画廊联盟”的合作,设立“科隆艺术奖”,奖金达到10万欧元,主要颁发给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杰出贡献者;2003年的37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积极推行一项旨在鼓励和促进新兴画廊发展的计划,18家颇具特色但并不出名的新画廊有幸成为该计划的受益者,在博览会期间免费得到一个25平方米的展示空间。

法国“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始终着意在商业交易之外,赋予展会浓郁的文化色彩。2004年它们进一步完善VIP区的服务档次,引入赞助商的资金与艺术资源,渲染出艺术无处不在的氛围,如在“艺术咖啡厅”不仅提供对话交流的空间,又借助赞助商收藏的影像作品为新艺术搭建沟通的渠道;2004年的新拓展计划还包括一个新辟的独立场馆,展示由欧美新兴画廊或新艺术市场如亚洲地区所提供的更前卫艺术作品或艺术流派,展现艺术发展的最新趋势;高科技的运用无所不在,既运用于保安、仓储等服务领域,也直接运用于艺术作品的展陈方面,有机地创生出更人性化的、优质的展会服务模式。

美国“芝加哥国际艺术博览会”近期更致力于艺术资源的整合,而整合的力度也因从本国拓展至洲际而显得引人注目。艺术博览会对“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里昂双年展”等大型艺术展览参展作品不失时机地吸纳,为观众提供了全球性的当代艺术景观,反映了当代艺术的创作趋势,以及相应的市场走向。

西班牙“马德里现代国际艺术博览会”,从1994年起建立了“邀请荣誉主题国”制度:即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本届艺术博览会的主题国。法国作为1999年第18届的主题国,组成了由法国文化部长率领的、有52个画廊参加的庞大阵营;意大利作为2000年第19届的主题国,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赞助,共有34家画廊组团参展。“邀请荣誉主题国”制度无疑是将国家文化战略与文化输出、国家性的艺术资源动员与赞助和大型艺术展会有机结合起来的创新模式。“马德里现代国际艺术博览会”也自觉地将学术建设视为自我品牌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每届艺术博览会都举办“艺术论坛”和“专家讲座”两项重要的活动。马德里艺术博览会还从1986年开始创设“会员制”,会员已达数千人,形成了令人艳羡的市场拓展模式,由此确立了“马德里现代国际艺术博览会”作为“当代艺术走向市场的一条重要通道”的地位。

瑞士“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与一般的艺术博览会侧重于取悦参展商的做法迥异,始终以有效整合收藏家资源而形成特色。近年来该艺术博览会致力于服务理念的更新换代,通过VIP区的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展会的国际信誉,结构出一流的品质与水准,由此吸引了众多美术馆馆长、大收藏家的积极参与,并带动了博览会整体人气的急剧提升。“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 对参展画廊坚持严格的审查和评选,通常只有超过3年开办历史的画廊才有申请参展的资格。于是乎2000年,一些未能入围的画廊不得已在毗邻艺术博览会的一个废弃的啤酒厂库房里,办起了题为“2000名录”的所谓“会外艺博会”。针对这一形势,同年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开辟了一个由瑞士著名建筑师查哈斯设计的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的新展馆,用以举办题为“艺术无限”的展示活动,其目的是为那些受到诸多限制而无法完整地实现自己创作构想的艺术家,通过与画廊互助的形式,租用非限制性空间来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样不但可以延伸艺术博览会的内容,也为当下的艺术实验提供了一个新型的空间。至2004年,接续举办的“艺术无限”专题展以水平之高、形式之新,几乎可与欧美著名的艺术双年展相媲美,从而使自身在学术层次上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展览硬体的完善方面,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不仅注重内部细节的修缮,如2001年第32届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即投资了300万瑞士法郎定制了全新的高3.5米的展板,以适应各种艺术品的布展,据说这种展板与法国罗浮宫使用的一样,足见其规格之高。同时也不断在展览展示诸方面推陈出新:如2002年第33届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为了适应一千多个涵盖世界各个角落艺术家的各种艺术创作,组办者在建筑师斯泰曼与谢莱德的帮助下对展场作了相应的改建和扩张,从而使展示空间更加科学化,紧密了艺术与建筑间的相互关系;为了使参观者能更好地感受展品,组委会每年都会对展场进行重新设计,科学而有意味地使每个参观者产生一种与往年全然不同的新鲜感;2002年博览会组委会还首创了交流性平台——“艺术休闲厅”,“艺术休闲厅”的创意灵感来自宾馆的休息大厅,但这种有意味地“移植”则是一种实验,一种与传统的交流论坛、座谈会相区别的思路。这是一个交流聚会的网络中心,意在积极促进艺术家、艺术收藏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交流,该中心设在“艺术无限”的大厅内,由咨询台、艺术书屋、视听空间组合而成,参观者可以在约定时间与参展艺术家、知名博物馆负责人、画廊经纪人以及收藏家会面,同时主办者还安排了主要参展商每天半小时在此聚会。

四、全球化的背景与区域间的竞走

全球化的本质是流动的现代性,所谓流动既是指物质资源的流动,又包括文化资源与信息的跨空间、时间的运动。而全球化的结果则是时空压缩,也就是说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意味着多中心、多向度交融时代的来临。在此背景下,在资源整合基础上的分工与协作即成为了全球艺术博览会发展的新动向与新趋势。

美国“芝加哥国际艺术博览会”与“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里昂双年展”等大型艺术展览的结合即是稍早前的成功案例。2001年12月瑞士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通过与迈阿密市政府和会议中心签订长期合同的方式,在美国南方这个闻名遐迩的海滩城市创办第二个名为“Art Basel Miami Beach”的国际艺术博览会,主办者公开表明他们并非要入侵和占领市场,而是要组织一个国际性的盛大活动,把世界各地的卖家和买家吸引到迈阿密来,从而形成第二个“国际艺术界大会师”的全球市场。这样的构想显然是在今天艺术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交通资讯发达、电脑网络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才可能出现。而从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与迈阿密签署长期有效合同而言,则充分表明了巴塞尔对此项合作的信心。当然此一信心基于主办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谋远虑与长期战略,而非一种短暂的商业行为或权宜之计。

除此之外,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现代国际艺术博览会”与纽约“军械库展”所达成的联盟则开创了跨大西洋的协作机制,正如“军械库展”执行长凯特琳•德•贝克(Katelijne de Backer)对合作一事所作的评论:“我们非常期待藉此机会可以充分运用‘ARCO’和‘The Armory Show’两大美术盛事的名望和专业,吸引更多艺术界的爱好者一起参与。这样的合作将开启全球化时代艺术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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