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陈家刚、渠岩、何崇岳的“后纪实”摄影展在北京798艺术区的红星画廊开幕，三位艺术家都聚焦社会现实生活，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的独特思考与表现方法非常引人注意。
陈家刚非常关注城市中人们的精神问题。他认为21世纪最大的城市病就是精神疾病，中国，用2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年走过的路。在“民间资本与国家利益”，“地方利益与中央政治之间”两个大的博弈中，我们的城市空前地发展。它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不光改革了物质的城市，它更多带来的人的精神上的疾病：比如没有道德底线，警察与小偷组成利益共同体。以牺牲女人和男人的尊严而求得的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冷漠、隔膜，对传统美德和礼仪的反叛，等等。我们从图片上感受到的精神不再是一个人的疾病， 孤独也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群体的孤独。“病城”是一个虚设之城，是一个艺术家对于集体无意识的反思，感受之城。
渠岩关注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其镜头所摄皆村长、乡长、所长、矿长、局长、董事长、总经理之类办公室场景，某些为历史上的县衙、府衙等。权力代表着利益，尤其是中国，权力甚至是一切，而权力与滥用与腐败等等又不无密切关系，故渠岩此组虽无人却陈设齐备之“权力空间”既是对权力之提问，亦是无声之答案。渠岩说“权力空间是一种社会现实中非常尖锐和敏感的文化现象，它以强势霸道和隐晦暧昧的特征使人讳莫如深和噤若寒蝉”。
何崇岳的作品是对计划生育这一社会政策的反思。他认为他做当代摄影是要表明一种态度。他说“我觉得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在全力培养孩子的时候，父母又要我来抚养了，我04年把老父亲送走，现在我的母亲已经不能动了，在床上了，很多时间我在想，因为七十年代开始我就已经担起这个责任了，我的几个哥哥都在外地，除了他们有重病的时候会回来，其他都是我来承担。我在思考，如果将来这个社会，这几十年这个压力确实是很大的。而且这种一刀切的包容性在中国社会上，很多问题都没有战略性的解决。很难说现在计划生育是对还是错，但是出现的问题要面临解决，我个人是这么看法的。但是我拍的这个影像呢，要找到这一点。我自己觉得首先要有一个态度，态度要非常认真端正的，其次我的东西要有逻辑性，能引起人家的思考”。
他们采用“后纪实”影像表现现实的方法，把纪实推得更远，更实在、更深入、更理性，更有社会责任感，从而摆脱了目前的所谓纪实影像的“快照”观念。注重现实的历史根据，在拍摄“在场”的时候，艺术家的大脑须了解“在场”和“场外”不可分割的上下文关系；“后纪实”是理性的，它认为理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引导观众超越感官愉悦，从而直达事物本质；“后纪实”因此是反形式主义的，它秉承人文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现实态度，其根本目的是诉诸人性的真、善、美，揭露任何伪装形式的假、恶、丑。“后记实”在人道关怀这一点似乎又回到了文革结束时期“四月影会”的纪实摄影，但是，“后纪实”不再相信类似新闻照片那样的单幅图像的力量，因为我们曾经受到了太多的叙事欺骗。后记实相信理性、相信结构、相信作品和外在现实的关系甚于相信作品本身。据悉，展览至10月14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