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曾专门对此在重庆501艺术中心h2空间做了一个名为“手机号码”的涂鸦艺术展，借此抗议黄桷坪大街上的这种以艺术的名义而操作的政府行为的涂鸦工程以及在这项工程中所浮现的种种公众权利的缺席等问题。在这个展览中，王南溟把曾经存在于黄桷坪大街上诸如“办证”、“招聘”之类充满手机号码的原生态涂鸦艺术搬到处于黄桷坪正街上的501艺术中心的展墙上来。鲍栋在他的《涂鸦的反讽》里面这样评价这个展览，“这时候，那些堂而皇之的涂鸦因毫无自由精神而降格为一种劣质装饰，甚至成为一种视觉暴力，而原本令人讨厌的“牛皮癣”反而成了一种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曾经出现于纽约东村的地铁，也曾出现于柏林的隔离墙，只是那里比这里更加自觉。”黄桷坪大街上这些以艺术的名义包装出来的涂鸦艺术只是政府为了自己“面子”工程和产业效益而使用的一件道具。在政府的这种文化政策之下，涂鸦艺术已经不再纯粹，至少它已经失去了本应该具有的原创性、实验性和反叛性而沦为了商业运作和商业炒作的工具。面对公众权利的缺席，政府的自主行为已经违背了公正、民主的权利运行机制。那么权力的公共性问题更应该纳入到我们应该要观注和讨论的视野。或许这正是王南溟的“手机号码”所要告诉我们的。
然而，笔者近日在黄桷坪街头看到“办证”、“租房”之类的涂鸦开始慢慢出现在政府涂鸦过的墙壁上，大有卷土重来之势。黄桷坪大街上原来存在的 “手机号码”显然具有一定的功利目的，或者属于合法或者属于不合法，但是从城市自身的形象考虑，政府将其作为一种影响市容、市貌的行为而一视同仁并对其全盘打击。而现在出现的这种涂鸦上的涂鸦，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一种“草根涂鸦”和“政府涂鸦”的相互叠加。黄桷坪双重涂鸦的呈现也是在申诉着纯粹的涂鸦艺术是不会向体制和权威妥协的，因为它的本质本身就是反体制、反权威。因此，可以这样说，黄桷坪大街上所呈现的这种双重涂鸦已经成为一种对体制和权威抗议的符号，也是一个政府与大众对公共权力的对话。如果说王南溟的“手机号码”只是对纯粹的涂鸦艺术和权利的公共性和民主性的呼吁，那么现在黄桷坪大街所出现的这些涂鸦上的原生态涂鸦才是对体制和权威的直接抗衡。或许可以这样来说，黄桷坪大街上的这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各类“手机号码”正是王南溟“手机号码”展的外延展，是一个横穿黄桷坪大街、呼告民主和公共权利的大型展览。这些双重涂鸦的呈现一方面是对政府涂鸦形象工程的反讽，另一方面也彰显了民众自觉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这些复苏的“手机号码”是对近年来政府采取文化政策而使艺术区失去其纯粹性的反问，同时也是对在政府行为中是否施行公共权利的拷问。
面对政府的这种自主行为，媒体、杂志也随声附和，一起为政府高唱赞歌。谈到这个问题的时，王志亮在他《兴建艺术区？还是策划旅游区？》一文中说，“这些媒体一味地对这项公共项目献媚，并最终导致了读者对事件的判断能力的丧失”，“这也充分说明了，权力部门依靠执行部门强行改造公共设施的事实”。媒体和政府的强强联合使得公民的民主权利一再退席。权力的民主性和公共性已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公民的权利开始在体制和权威面前失声。话语权已经离开公众而转移到了少数执权者手中。
久违黄桷坪的这些手机号码的重新回归一方面是在彰显一种公众的声音，一方面也是在影射权利运行机制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从而呼吁更为民主和健全的体制改革。尚且不说兴建艺术街是否阻滞艺术自身的发展，仅从它自身建设来说就暴露出了依然存在的很多诸如如何行使行政权利、公民的民主权利如何保障等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急需正视和改革的问题。黄桷坪原生态涂鸦艺术的回归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为明显和尖锐。
然而，政府行为的涂鸦艺术和原生态的涂鸦艺术相互混合在一起，“政府涂鸦”和“草根涂鸦”的互相叠合倒也相映成趣。一方是权利运作的产物，一方是自发性的涂绘；一方在为政府的文化政策大唱赞歌，一方又在为公民权利的公共性和民主性摇旗呐喊。这两个似乎水火不相容的双重涂鸦并排在黄桷坪的大街上，浩浩汤汤。他们在相互抵触、相互映衬之中，形成了黄桷坪一道滑稽而又无奈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