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城市，不要多谈你自己，在书中，我也很少聊纽约的日常生活，我不是城市作家，只是通过一些艺术形象带出生活。”
借着今年11月《纽约琐记》修订版出书的东风，10月18日，陈丹青受北大研究生会和哲学系、历史系研究生会的邀请来到北大发表了主题为“纽约，纽约，关于《琐记》的琐忆”的演讲。
教室里早已站满了人，陈丹青先生也早早来到了现场。他曾经说过，自己读的最多的就是鲁迅和托尔斯泰，但公众眼中的陈丹青似乎更多了些鲁迅的严厉，少了些托尔斯泰的温情。近距离地面对北大学子时，陈丹青充满了冷幽默，却温和。
还原美国梦里那个真实的纽约
“纽约不是话题,它不是学术问题也不是文化问题。”在这“不是话题”的话题中，陈丹青讲述特殊时代的留洋艺术家真实的生活状态。
“到了纽约，发现问题很具体，那就是生存。”陈丹青觉得，作为文革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人，他们是寻梦者，也是探路者。
在陈逸飞所描述的“到了飞机场，只有5个箱子跟着我，坐上车，一直向前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的情况下，中国的艺术家开始了在纽约的漂泊。美国与中国有太多的不同，那里既没有宣传部也没有文化部，“没有人会给艺术家发工资，没有人会理睬一个刚来纽约又不会说美国话的中国人。”
但是，陈丹青无疑是幸运的，有个画廊老板看到了他在国内的成名作《西藏组画》，于是邀请他办画展、卖画，这个画廊让他免于面对生存的压力。
讲述过程中，陈丹青提及最多的就是所谓的“纽约的地面生态”——社会的黑恶势力，艺术家们租的廉价画室都散布在充满色情与暴力的街上，所以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很多问题。
今天的纽约已不是从前那个样子，而今天中国艺术家的境遇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正如陈丹青所说，八十年代初的人是带着强烈的渴望走出国门，去开眼界，去美术馆，去学大师，虽然现在中国变强了，在国外也不会有强烈的漂泊感，但是无疑，历史的风云际会已经给“苦过来”的那一代人与那一代的艺术创作烙下了时代深深的印记。
中国艺术在纽约：跳出来的那一群人
“纽约是一个圈子，当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是小众的文化，但它给大众开放，给大众一个选择。”陈丹青这样评价纽约的艺术。
在纽约的十几年，陈丹青见过关于中国艺术的四次展览。从最初的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锦绣中华”到1998年“中国前卫艺术展”。他认为这其间的改变，不仅是主题，更是西方对中国艺术看法的颠覆，从原来单纯地把中国艺术等同于唐宋元明清艺术，等同于类似前苏联的宣传艺术，到后来逐渐发现和认同了中国的当代艺术。
在改变的背后,是一群又一群开拓者式的艺术家。陈丹青认为，是那些在海外奋斗的艺术家让中国的艺术得到了西方的高度承认，扭转了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
除了画展，中国艺术家在纽约的街头也是一道风景。三个暑假，陈丹青都曾在纽约的街头写生。随着中国艺术家一批批远赴海外，在纽约写生的中国艺术家也越来越多，陈丹青幽默地形容这种场景：“在纽约的大街上你可以找到你的老师，你老师的老师，到了80年代末，在纽约大街上画像的基本都是中国艺术家，其结果是中国的素描大军打败了各国的艺术家。”
在演讲现场，观众提问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如何看待现代艺术的问题，陈丹青坦言，很多现代艺术自己也看不懂。但是，他总是强调，不要去问一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先去看，看的越多就越觉得不需要急于下结论。
说到今天的北京，陈丹青说，他非常欣慰地看到，北京已初步具有了纽约的条件，那就是每周、每个月都会遇到值得一看的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