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批评家年会“视角”
批评也胆怯——中国批评家年会主题遭到与会者质疑
殷双喜：
今天上午的会议，从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开始。虽然不是很全面和透彻，也间接的折射最近这十年来一个不断的反思和回顾热。比如说关于“八五”这样一个回顾和展览，最近这一两年做了好几个。除了现在开幕的尤伦斯回顾展览，黄专先生也做过关于“八五”的展览。我想回顾的目的还是为了前瞻，还是为了向前走。
上午的发言，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像一个镜头聚焦，很困难，很难把大家都聚焦到一个点上。这也说明现在的艺术思考和角度越来越多样，大家很难统一思想。而这个东西曾经是我们用传统的思维模式，做什么事要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我们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积极推动批评家年会，让大家坐在一起的呢？我个人倒觉得有一点像王羲之的文人雅集，不要求统一。
但是确实这个时代大家又有一个交流的愿望，否则的话不会放下那么忙的工作跑到这里来。上午提到关于批评家对当代艺术的介入和话语权利的问题，其实仔细的想想，即使从体制上来说十多年过去。我们现在的批评家在许多方面，不仅掌握话语权，而且也有了一种艺术体制类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我们参加会议的，我们批评家有好几个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还有民营的南京四方美术馆，还有美术研究所的所长、系主任、教授等等。我们现在在座的人来都不是单身一个，带着自己的研究生，有的研究生已经崭露头角。实际上这都是发生话语影响的方式，只不过方式多样和80年代通过办刊物、办展览、做编辑，展览也是批评，就是一种策展批评。把展览作为一种批评家表示自己态度和话语的一种方式。而且我们现在在座的有一些年轻的刚毕业的研究生，已经开始研究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批评史。我们这些人将可能接受他们的点评和历史定位，我们现在已经很快就要被放到历史的审判台上去了，这都是很有趣、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应该坦然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批评家年会，我认为它不是一个非常主题性的学术讨论会。比如说明清绘画探讨，或者最近的最新胸外科讨论，我相信这是大家平等交流的场合。今天下午我们沿着上午的话题，再稍微扩大一点。就是说我们坐到一起，也算是职业批评家了。讨论作为批评家这个群体最关心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我们自己本行的专业圈里的问题。
由于它是年会，当然这是第一届，以后可能是讨论一年的主要问题。这一届最近几年来你最关心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你思考最多的一些问题，你最想说的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是想在这个会议上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话题有交叉，有重合也好，没有交叉重合也可以。但一定基本上围绕批评家或者称之为职业的话，这个群体所关心的专业的一个问题来讨论，用英文说比较专业一点、职业一点。
所以现在我想，我们无非讨论的是大家关心的，除了上午谈的批评的基础建设，批评的历史，或者将来我们可以搞一个专题年会学术研讨会关于批评史，或者中国有没有艺术批评，中国的艺术批评史。今天我们是第一次也是首届的，大家很关心的包括媒体，我们艺术现状，包括当代艺术的现状和艺术批评的现状，有哪些问题？我们作为批评家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有一些置疑或者有一些好的建议和对策和贡献。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联大的一般性会议，从自我阐述不一定非要在会议上逮着谁让他讲的没完，这也是时间不允许的。
今天下午我们就从批评的范围开始，发言还是以五分钟开始最长不超过十分钟，大家思想上突然有什么想法或者煽动火花都可以讲。先请彭德先生发言，因为他今年刚刚组织了西安的批评会议，这个会议还通过了西安宣言，他对会议的总结、想法、反思或者他对今天的会议有什么想法，我们请彭德先生，他也是最早“八五”美术思潮最主要的刊物的负责人。今天在座的年轻人会后感兴趣的可以采访他，他有很多历史的真相在他的脑海里。
彭德：
上午的会议形式是西方化的形式，由主持人总结各个发言人的要点，其实没有必要，因为都是中国人，都是圈内人。我觉得会议可以像古代的雅集，发言时信口开河、随心所欲。即兴发言能得到一些见真性的信息，不必长篇大论。我认为一个会议很难达成共识，更不可能决定艺术的走向和艺术批评的转折。艺术和批评的转折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它每日每时每刻都在调整和转换，不可能通过集体的行为一刀切。
本次会议的第二个题目是“你从什么角度、凭什么根据来谈论当代艺术？”我的角度是什么呢？艺术进化论。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曾不遗余力的反对进化论、反对总体论、反对宏观叙事，主张零碎工程学，标榜细节决定成败。在我看来，大节决定成败。我们现在很少宏观地和整体地看问题，眼界往往是鼠目寸光。我说的艺术进化，不是用先进和落后、好与坏来比较当代艺术，而是在于人的感觉不断的展开，艺术形态不断的丰富，艺术思想不断的更新。这个过程它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当代可以包含古代，而古人不可能感受到我们当代人的想法。无论是自然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都出现在西方，19世纪末叶，随着西方殖民扩张的结束，西方人倾向于保守现状，西方学术界于是抛弃了进化论。这种抛弃带有鲜明的实用作风。中国人如果也抛弃进化论，就永远只配做西方文明的附庸。中国人在艺术上的天赋，还没得到充分的展示。作为文化策略，进化论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样式。如果超越民族身份，从更广阔的立场去考虑，进化论也远远还没有终结的理由。殖民扩张只是在地球上扩张，而人类的愿望和行为早已不局限在地球。太空竞赛体现的就是这种愿望，所以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进化论在西方学术界又重新被提起。
我谈论当代艺术的根据是“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一方面，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于中国可能是一道陷阱。中国还不具备现代化的国民素质。现代化在国人的心目中等于美国化。美式现代化的经济模式正在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国经济的无序发展使整个生态变坏了，使整个世态变坏了，使整个国民的心态变坏了。我认为当代艺术圈正在变成人类和地球的敌人，因为产业化的现状使它不断地在仿制或自我复制，很多作品无助于生态、世态和心态的改善而是相反。产业化的当代艺术成了整个无序的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现代化的进程必须要安装刹车，没有刹车就不成为机器，否则总有一天会翻车。什么是刹车呢？批评就是刹车。批评家都是艺术市场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批评家可以超越这种利益，寻找理性的判断。我认为批评家的事业首先不在方法论，而是立场和对现实的判断。
我所说的艺术进化论的角度和中国现代化的困境，两者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也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批评界应该如何传达自己的声音，需要自我调节。
杨卫：
我想补充一句，当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个工人阶级，他起码是一个中产阶级。恩格斯在从事马克思研究的时候他可能是中产阶级，所以我们以这个为理由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的研究都没有意义的话，我想这个是成立的。
因为一个人他可能是拿了稿酬，但是问题是他写出来的文字是什么。我觉得思想跟生活之间，它并不是一个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你孙振华开着车或者住着好的房子，那么你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批评界里面得到某种认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坐在这里批评家可能每个人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不一样，但是能不能讨论问题应该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认可思想的价值。如果我们不认可思想的价值，我觉得批评家年会到今年就可以结束了。如果它只是一个清谈只是一个雅集，我明年坚决不参加，因为我们没有雅集，我们王羲之那些东西吗？我们都没有，我们都是为了思想走到这里了，我觉得宋庄大可不比这个钱。
孙振华：
我们总是在寻找理想、寻找真理、寻找价值。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个批评家，他所做的任务第一步非常清醒认识到我们的时代、认识到我们的个人、认识到我们的处境、认识到我们的生存状态。只有有这种反省和认识，我们才能小心翼翼的，现阶段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什么是需要我们等的。如果我们把这些背景都忽略了，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价值，大家一下子搞的很高尚。
资本家是什么价值呢？资本家跟过去的价值有什么区别呢？过去的价值碰到今天的社会现实又遇到什么问题、又遇到什么挑战呢？我绝不否认思想的价值，其实这个是在更加理性、更加合理的基础上重建当代艺术的价值观。我们老是抛弃价值，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现在要理性的分析问题。不是说我们说问题你放弃了思想、放弃的价值，没有什么可说的。
杨卫：
孙振华的补充我非常同意，我也完全赞同。
孙振华：
我再说一点，我对当代批评很失望。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不希望了解对方，我经常看到批评家之间打仗，打仗是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坐下来把对手的文章好好看看，没有。他就抓到其中一句话或者他自己想出来的，对方是什么样可能是什么样的，其实他就借这个缘由把自己的话说出来，结果不知道在说什么。结果两个人好像有很大的仇恨，你都没有认真的看人家说什么。我们在座的大家我们彼此的心都隔的很远，这是很悲哀的，为什么？我们都不愿意真正的了解对方，我们都想说我们自己。
彭德：
刚才王林反对把明年的会议变成清谈和雅集，实际上，在南北朝时期，雅集和清谈把整个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扭转了过来。雅集不等于贵族化，比如竹林七贤不是在宾馆聚会，而是在林子里面铺一张席子清谈；刘伶的友人到他家去聚会，他把衣服和裤子都脱了。总之雅集不等于奢侈地做秀。明年如果有清谈和雅集，你(王林)不能拒绝，应该把反对意见收回。
杨小彦：
其实我今天对孙振华的发言印象比较深刻，我个人觉得还是刚才孙振华说的我对我们的批评是比较失望的。其实包括意见的讨论，包括很多艺术本身的讨论。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语言哲学有一点了解的话，我们可以得出很多结论。其实很多这一类的抽象讨论，从哲学的语言沉淀上很难统一。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说七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转向。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专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今天我们还在讨论一个定义是否正确，可能我们没有结果。我们把方向转变，讨论这个定义在什么样的条件、背景下被提出来，又由于什么样的利益或者说什么样的原因它被结束。可能我在中大这几年也受他们的影响，我们对他们的人文背景有所了解。我发现历史学界他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跟我们讨论不一样，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一些修辞方式本身就很难统一。我们广东讨论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广东文化，我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他一本书叫做《地方文化与国家认同广东文化观的来源》，你把前沿看一下就可以明白他的意思。这么多年来我们为什么不明白他呢？我们要寻找关于广东文化的定义。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研究的方式转变一下，我们讨论广东文化观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提出来的。而且为什么在不同时期强调呢？这个时候理论问题变成了历史问题，经过历史时代的检索以后，我们非常惊讶的发现道光年间的当时在广东建立一个堂招了一批文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文字学研究，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感到对本土文化习俗上的差异，结果由他们提出广东文化。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广东所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不是广东人提出来的。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很多艺术批评的问题，我们很失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其实在很多前提和语言上面不同约不兼容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朱青生在发言的时候，听着听着我就听出德国味，我自己的预千分之可能更多的是经验主义。所以我的第一意见是艺术批评也好、艺术史也好，我觉得历史比这个更重要。当我们进入到历史细节，我还是相信历史的细节。进入到材料的时候我们有惊人的发现，其实今天关于八五当年事件的回忆就已经出现了问题。包括我们当年参加的双年展，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历史书写，我一直还没有写完，我一直写不下去，一开始我提出一个办法。我说他是一个艺术史的写作机器，写完80年代写90年代，写完90年代写21世纪。我们是不是要研究艺术史的写作框架或者是写作方式呢？我曾经看过老水的文章，20世纪的画家夫妻，那个文章谈不上什么理论，但是我看了以后很感动。今天我们有这个权利，当我们去书写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在有意也可能是无意的在遮蔽一些东西或者排斥一些东西，包括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参与都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
过了20年后，他们也来谈今天历史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态度呢？他们也会忽略细节，摄影界的权威说法是从希望工程开始，更早的是1986年拍的上房者。结果我跟他聊天的时候，看到他的照片，然后才觉得至少这30年的技术水平从他那里开始，因为1979年发生了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顺利解决内部通报，并没有成为重大的事件。但是他摆了非常完整的照片，而且他在去年把这个照片冲洗了一套送给中国人大，中国人大非常惊讶，因为没有人把这个事件拍的如此完整。
在我看完材料以后，这个问题衍生成了另外一个问题。我说把照片画成油画，有没有记录，照片画油画的历史从某某人开始。当我说李小兵是技术摄影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他不生效，生效的是现在我的希望工程，现在的大眼睛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引起了重大的工程出来。而且拍卖大眼睛是30万，知名度的确让我们很多人关注它，但是从历史角度出发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这说明什么呢？历史不重要了，意识很重要。
第二个讲资本问题，我说说我对艺术本体不太关心的一个原因，很多问题可能是社会问题。我这几年一直在看不同的作品，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是不是讨论一下艺术资本。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艺术家是重要的获益群体，在世界范围里面，大概西方艺术界也想不到，也许过几年中国的情况有所增长。也许再过几年在一般西方人眼中，对艺术品有所炒作，我也吃惊的发现炒作非常厉害。
今天我们谈那么多意义，我个人还是这样的看法，不要以为一听到制度就是一个国家制度、美术馆制度，那个东西我们固然需要评价和批评。但是其实我们目前所形成的策展人制度，我们其他的制度也一纸书写。就像非常及时写出来80年代艺术史、90年代艺术史，我在翻译《符号的战争》这本书里面，它引用80年代的文献的的确确离不开艺术史，他本人也可能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详细的调查。但是这个书写恰恰又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真实的贴近历史本身，还是回避历史本身呢？我现在怀疑它回避了历史的本身。
谢谢大家！
张晴：
刚才谈到批评家的问题，我说你是老师还是批评家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早上谈的题目是批评和策展的关系，继续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在几十年前大家为什么做批评呢？因为大家在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让顾丞峰一开始做个开场白呢？让他做一个江苏画刊的编辑来谈，让我们像一个纪录片的回访，回到当年让我们不断的讨论。
过了几十年，我们今天三代人或者四代人坐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其实这几十年社会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使得我们的身份和职业各不相同。即便是这样，今天坐在这里，我想内心有一个殿堂是不变的，尽管它的现实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做编辑也好，做美术馆也好、做策展也好，他还是带着当年的批评家的一种思路和立场对待这些工作和问题，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承认我的想法的话，批评家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的殿堂还在，如果说过了十几年，它的殿堂变了，没有了、失去了。那么批评也就消失了，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也不应该再千里迢迢到这里聚会、交流，启发大家我们如何想起当年的批评在美术史上的作用。我们再来反思和自我反省，在今天的中国艺术大潮当中批评家何谓，乃至未来批评在中国当代艺术当中的作用。
所以我想作为我们三代和四代批评家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是心潮澎湃。想到了刚才殷双喜讲的1988年在杭州，在前辈的带领下，我们当时和在座的学生一样。我刚才跟高岭年我们都是同一年生的，从这段历史来讲，我们在以前这一段、今天这一段、未来这一段的批评家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因此批评家年会给我们带来了施舍般的批评，给我们带来了思考的机会。
吴鸿：
我想讲第二个问题，还是上午谈的艺术意义的问题。现在我们所关心的艺术价值上的意义，我们上午谈的还是本质问题上的意义。实际上我觉得西方在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发展的逻辑来说，关于本土的讨论已经被隔离起来了。
我觉得虽然90年代初期的讨论，我觉得虽然是在语言学的名义上来进行讨论。但是现在还是一个关于历史本体的讨论。所以我觉得，我更赞成下午几位老师说的雅集的意义。首先把这个意义简单了之后，当然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讨论价值观艺术的意义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讨论90年代初的意义，而且现在很多时间是就某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感受式的逻辑游戏，反复的纠缠，我觉得可能更加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也是反应出来一种，我们相信批评到底和艺术自身之间，我们批评和批评的对象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呢？我想讲第二个问题，关于产业化的问题。我去年当时杨卫主持的一个研讨会，我为什么没有来呢？因为我有一个原因，我去年在通州有一个展览，当时通过文馆委，我当时很奇怪，社会期刊部也看过，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当时就想，我是一个独立的展览，被一个政府部门来干预，应该说是带有执法的性质，我们以法律为依据，现在提倡法治社会。这个可能会带来问题，我没有办法最终解释。就是说这个展览有一些作品可能会带来这些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会导致在通州或者是宋庄这么一个范围之内，我们整个产业化的大好局面。
我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前一段时间我们雅昌艺术网发了行为艺术方面的展览，他发了一个声明，我看了以后也很有感触。他参加了三届行为艺术节的策划，慢慢觉得这个艺术节本身已经有了变化。他其中讲到一个例子，第二届行为艺术节，另外一个策划人为了争取一部分资金，把这个活动纳入到798的艺术节。后来798里面很多新艺术家纷纷抵制这个展览，理由是妨碍他们在798里面的环境。
我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感觉我们现在面临的压力，可能和80年代、90年代不同了。在这之前压力可能是艺术体制之外的压力，我们现在可能遇到的压力是来自我们自身的。我觉得这种压力，它可能是为了维护让大家看起来市场比较繁荣或者是大家都有钱赚的局面，这种想象可能会加到体制上的一个关系。
第三个我想讲一下下午的主题，就是批评人与策展的关系。我觉得批评家来做策展人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个问题呢？我认为作为策展人应该具备三个素质。第一，是归纳能力，第二个是现场的想象能力，第三个是现场的执行能力。现在为什么批评家来介入展览策划工作，为什么有一些问题呢？我觉得现在是资本和权利的合谋，可能造成了很多展览方式的简单化。就是说谁碰到钱谁就可以当策划人，这种策划人已经成为展览的召集人，我自己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可能艺术家他找到一个机会做一个展览，艺术家可能写了文章再找一个批评家写文章，批评家是学术主持人，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觉得可能在座的老师都当过学术主持人，在一个展览里面有学术主持人这样的角色，我觉得也需要进行一些讨论。
我刚才说的体制问题已经过去一年了，也没有必要说。为什么说呢？我再补充一句，我们批评家年会如果延续下去的话，有一些独立的资金能够形成这么一种制度，批评家年会没有东家，可能它的讨论会更加的宽泛。
最后一个问题管郁达说的跟这个有关系的展览，这个展览反应出来展览的方式，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首先，刚才黄专说的一些问题。如果现在我们来回顾八五是不是一个问题呢？我反对或者说我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谈论八五问题的本身，我一直认为八五是整个在80年代，至少是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它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文化启蒙运动。前一段时间读书出版社试图把这个读书杂志商业化，后来有一些书商，他不是文化界带有文化情结的过来，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文章写的非常好，他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商业化，唯独读书不可以商业化。
由此我想到，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商业化，对八五整个历史情怀可是不可以商业化的。我觉得整个八五是群众创造的意识，绝不是今天商业化运作的结果。
王小箭：
我觉得有几个前提是我没法回避的：
第一，我们一个制度是党的领导。
第二，全球化改革开放。
第三，市场化。
不管怎么说，我们喜欢不喜欢，都是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没有否认。剩下的问题是，抵抗或者是顺从，这两个问题都是比较容易选择的，完全顺从也可以，完全抵抗也容易。我以前抵抗过在使馆区卖画的，以前说当英雄容易，当韩信不容易。
谈到自立就是并不是既排除了情绪化抵抗，也排除了顺从。我们把它理解为立场问题，顺从是立场不坚定，抵抗是客观能力。我们抵抗不了，抗日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不是抵抗不坚定，是抵抗不了。我们假设是哪一种更好解决，我们从能力上解决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所谓批评的技术化问题。不管是政治和资本共同的弱点就是盲目性。资本盲目性马克思已经说过了，政治的盲目性是我们总设计师说出来的，摸着石头过河。预示资本和政治结合让我们这些人解决盲目性的问题，这些人从来没有过。宋庄不能说没有政治，它是北京市政府的。再有一个是基金，已经还可能拉一些，而且很可能宋庄做到最后资本来抢我们，很有可能。
能力的问题，我觉得不说别的个头大、个头小文字的基本描述，我觉得就是方法论，方法论就是工具。我说的方法并不是我们要知道N多种方法，我觉得国内介绍的方法已经很多，哪一种用好了都很好。哪一种用不好都是烧火棍，所以我特别强调方法你使用了没有。
比如说我们搞的符号性的东西，达芬奇密码这种符号性的东西我们做不出来。飞机再好飞行员不能和机器之间形成最好的人机整合，它还不如咬人，不会开飞机给你一个飞机没用，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后殖民主义，还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评论我在美国见过他们。现在包括一个符号我们都看不出来，我分析过很多符号，甚至包括杜尚的，我们能不能做到分析出这些符号，分析出这些东西呢？
我们之所以有很多资本很容易的介入，把批评家排除作为资本也没有错，资本就应该低成本的运作，能不要批评家就不要批评家，能不要策展人就不要策展人，我觉得这是资本的本质。如果资本不是这个本质就没用，它不是资本，连资本家本身也不能违背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总是这么大分类想资本特别容易进入。一说政治不符资本家一看就是这样，资本自然就是第一位，到四川美院感受特别深。问题是如果不是这么范围的话，进入一个个体，就像朱青生说的各有各的描述，资本家就不轻松。在工具的意义上占据了优势，不管是政治，还是资本，它们对于工具都是无法排斥的。我们都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资产阶级也要有专政工具，工具是必须用的。共产党有新华社，有它的新闻系统。美国有美联社，但是它用工具不能排斥。如果我们把自己工具化，实际上你自然占有了你的一份力量。他要找你，因为他有盲目性，资本有盲目性，我就说这么多。
翼少峰：
我谈一点感想，对于批评家年度文集是由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在编辑过程当中我这次来参加这个会感想比较多，提一个建议。如此豪华的阵容，在今年这么多老中青甚至第四代人都出现，在任何一场活动都是罕见的。在这次批评家活动中，我觉得把大家最新的研究成果贡献出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交流更有意义，而不是个案展览发一些牢骚。哪怕在一些最新流行的关健词上面，能贡献出来，它都会学术的建设、对未来的艺术基础都有一些启迪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河北美术出版社，它在致力于中国当代美术的出版，在出版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问题。比如说谁能进入历史，我们今天上午谈了很多是进入历史的现象或者是人。尤其是书写历史，书写历史的资格由谁来定，由谁来出版历史。
还有一个问题是青年艺术家，青年批评家的声音显得太微弱。我们今天更多的听到一些老先生在回忆。比如说谈到90年代讨论的时候，很多青年批评家都不知道这些事，如果不办江苏画他们肯定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想这么好的年会，大家能坐在一起真正的实现年会的宗旨：致力于中国艺术批评的学术建设，促进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出美术批评新人，关注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批评家年会的宗旨。
【编辑:叶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