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008华人收藏家大会 石建邦 刘德媛
采访者：为什么您爱说自己不是收藏家？
王：收藏不单靠眼力、靠自己爱好，钱财对收藏也十分重要，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说明我根本不具备收藏家的条件。长物可能很珍贵，也可能只是一把破笤帚，我的长物多接近后者。这些长物，有的或许有研究价值，有的或许有欣赏价值，但未必有经济价值。所以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收藏家。
采访者：能否说说家具收藏过程中的逸事？
王：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通州一个回民老太太家看到一对杌凳，非常喜欢。可惜藤编软屉已破裂，但没有伤筋动骨。我要买，老太太说：“我儿子要卖20元，打鼓的只给15元，所以没卖成。”我掏出20元钱，老太太说：“价钱够也得我儿子回来办，不然他会埋怨我。”我等到天黑还不见他儿子进门，只好骑车回北京，准备过两三天再来。不料两天之后在东四牌楼挂货铺门口看见打鼓的王四。王四坐在那对杌凳上。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40元”。我说：“我要了。”恰好那天忘记带钱包。待我取钱马上返回，杌凳已被红桥经营硬木材料的梁家兄弟买走了。自此以后，我常去梁家一趟。兄弟二人，每人一具，就是不卖。我问是否等修好再卖，回答说：“不，不修了，就这样拿它当面盆架用了。”我眼看着搪瓷盆放在略具马鞍形的弯枨上，袖手无策，心中焦急。后来在历时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先后去了20次，最后花了400元才买到手，恰好是通州老太太要价的20倍。
采访者：您的收藏之道是什么？
王：我没有收藏书画，没有收藏瓷器，没有收藏玉器，更没有收藏青铜器，限经济所迫，对这些都不敢问津。只是用几元或一二十元的价格，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微不足道。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或是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在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我能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由此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这是我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的。故宫博物院三反冤狱，查不出问题，取保释放，但开除公职。释放后，我反而买得更多了。当然，受经济能力的限制，只买便宜的，破烂家具等。值钱的文物我当然买不起。
采访者：您是如何琢磨一件东西的？
王：有四个步骤：一、凭直觉；二、见实物，把真实的东西拿在手里面把玩、体会，来获得感性体验；三、搞清楚实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看清楚其机理和内部构造；四、研读相关文献。
采访者：木器家具与漆工是密不可分的，您所撰写的《髹饰录解说》是对《髹饰录》的注释和讲解，据说《髹饰录解说》从完成到出版历时几达四十年，是否可以谈谈《髹饰录解说》出版的历程。
王：提起这本书我要先说朱桂老，即朱启钤先生，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和“营造学社”是他创建的。朱桂老自筹资金刊刻了两本重要的书，宋本的《营造法式》和《髹饰录》。《髹饰录》是我国仅有的一部古代漆工专著，此书在中国早已佚失，只有孤本藏在日本。朱桂老写信给日本一位知名的学者大村西崖请他抄录副本，然后将他抄录的副本找人精刻，连同新刻的《营造法式》一同送至商务印刷馆准备大量印刷。但当时遇上日本轰炸上海商务印刷馆，所以还没开始印刷，两书刻板就被毁坏了。1945年，我从重庆回到北京，朱桂老就把《髹饰录》交给我，希望我读懂此书。1949年8月，我从美国考察博物馆归来，他又一次郑重地对我说：“你现在回到故宫工作，是个有利条件，应该下些工夫注释此书。”当年冬天，我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对这本书进行解说。那时，我有空就到古董店、挂货铺、晓市、冷摊和收藏者的家里观摩实物，又遍访北京的髹漆匠师，拜老匠师多宝臣先生为师，同时研读有关文献，历时九年，到1958年才大致完成此书。此前，我因对故宫处理不公，鸣放时候提意见，被划为右派。所以写出书来，无法出版。后来就自己花钱刻蜡版，油印了二百份，分送给各大图书馆、艺术院校、工艺美术工厂和研究所，作为漆工艺的参考书，封面上没用自己的名字，只印了自己的号“王畅安”。当时为了油印出版的事还差点挨批斗。此后二十多年，不能出版此书，我仍继续研究、修改，经过许多周折，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3年，此书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后，又作过几次修改，1998年再版，方有彩图。
采访者：您著的《明式家具珍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海内外具影响力的文物图集，先后有中、英、法、德等九个版本问世，被海内外学者推崇，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家具的？
王：上世纪40年代初，在四川宜宾李庄，也就是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时候，我经常阅读有关建筑的古籍，对《营造法式》和清代则例的装修及家具产生了兴趣。后来，又读到德国人艾克所著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我认为中国家具中国人自己不能不研究。之后四十余年，搜集与研究同步并进，直到1985年出版。
采访者：您现在还写有关家具的文章吗？
王：我现在已经很少写家具的文章了，承认自己落后了，不懂了，如想写必须重新调查、学习。一是近年来有很多从东南亚进口的木材，有的品种根本没有见过，既不了解木材的形态色泽等，做成家具就更说不清了。二是由于古旧家具的升值，仿制修配，不惜工本，发明了不少新方法，甚至连新科技都用上了。制作者们讳莫如深，严格保密，不下功夫搞好关系，无从得知。三是当年编写家具书，除自有者外，他人所藏的也都经过仔细过目。近年中外各地，藏者大增，自然有不少品种、造型为我过去所未见。如想增补，首先须审查实物，看有无修配改造。家具散在各地，很难如愿。如想使用照片，又涉及版权问题，困难更多。如何才能使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我知道当怎样去做，只是九十衰翁，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还有当年《珍赏》、《研究》两书，配图有数百幅之多，皆出老伴荃猷之手。她已先我而去，今后还有谁能为我制图呢？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超长的铁梨大供桌的文章。该物件十分罕见，曾求一位内行朋友去广州为我仔细观察了两次，查明没有修配改造过，是“原来头”（家具行术语，即未修补过），才敢动笔。我现在要写篇家具文章不容易。
采访者：您收藏的家具如今都在上海博物馆，有没有“舍不得”的心情？
王：没有。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当时，香港朋友庄先生和我商量，想买我的家具捐赠给上博。我提出的条件是：你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连收入《珍赏》的家具我也一件不留，全部出让。而且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迁出旧居。其实当时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但我心安理得，认为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安心的好去处。就这样，搜集了40年的79件家具全部进了上博。还有，79件中有明代的牡丹纹紫檀大椅，是举世知名的最精品。在《珍赏》中只用了一件，出现过两次。按照我和庄先生的协议，我只需交出一把，可以自留三把，但我四把全交了。原因是四把明代精品在一起，太难得了，我不愿拆散它们。四把椅子在我家中多年从未按应用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博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家具终于得到自在的安身之所，那多好啊！
《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出书前我已经送给了杨乃济先生，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过了几年，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我后来又无偿捐给了上博。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共计80件了。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就很满足了。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生于北京，祖籍福建福州。小学、中学在北京美国学校读书，燕京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曾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陈列部主任，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编辑：赵韩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