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年8月30日下午
地点：朱逸清 & 薛永军 工作室
参加人员:
艺术家：朱逸清、薛永军
青年批评家：
朱小钧：中国文化报美术部副主任
谷泉：《美术观察》学术推广部主任
何桂彦：四川美术学院教师
刘礼宾：中央美院美术学研究所研究员
连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
傅晓东：《艺术当代》北京记者
盛葳：《艺术出口》主编
主持人朱小钧：这次选择在艺术家工作室展开讨论，是希望大家的话题能围绕作品本身展开，大家可以集思广益，畅所欲言。
我就我自己个人对艺术家作品的解读说一下自己的观点：也希望我的这些浅见可以抛砖引玉，为大家的讨论提供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代艺术家以“组合”形式出现，优势和劣势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问题，艺术家将传统的印章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用连续的画面营构成当代人重新读解经典并创造出富有当代观念的艺术图式。这种复制或者说挪用在当代是否有意义？
第三个问题，我在资料中看到这样几句话，“作品正是想把这种矛盾罗列在一起试图在作某种对话。东西方平等对话正是他们创作的根本动因”。中国艺术家是否需要借由东方的符号，用西方的形式主义来表达？这种表达方式是对话还是妥协？
谷泉：历史上好的合作非常罕见，因为艺术是很个性化的。但是在商业上成功合作的范例就比较多，比如安迪沃霍尔和巴斯奎亚特的合作。今天这两位画家的合作，如果不说的话，是看不出来的。虽然他们选择图象的范围非常多样，但是没有支离破碎的感觉，说明合作是默契的。
朱小钧：请艺术家介绍一下创作的方法和方式。
朱逸清：我们经常会在绘画理念上进行一些探讨，但在作画时会各自创作。绘画作品不是机械复制的工业产品，绘画作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哪怕一个极其微小的地方也是整个画面不可或缺的因素，画家在作画时更多考虑画面的和谐，如点的大小，色块的冷暖，字形的变化，阴阳文的组合，这些所有的因素所产生的节奏变化都需要画家个体去把握。
朱小钧：为什么想到组合在一起？
朱逸清：相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在艺术理念和技术表达上比较一致，所以我们组合在一起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方式。
谷泉：我们是处在一个积极、混乱、繁荣和焦虑的时代。可能外国人会觉得有趣，但我们却总是活在不断反思，却毫无结果的状态。这两位画家的作品也明显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用印章这个符号，这个很多人都用过，我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刘国松的一个学生，就用印章组织水墨画的画面。可他们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除去“中国制作”，他们写了一些奇怪的文字，观众是无法辨认的。你们创造这个篆字有规律吗？
薛永军：按照自己感觉自己去创作。
朱逸清：在中国所有的文字样式中，篆文介于金文和汉隶之间，是一种很美的文字，特别是鸟虫篆每个字都是一张美妙的画。在创作文字时其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好象在画一张抽象的作品。
谷泉：目的是什么，只是让别人立刻认同这个图象，还是其他想法？
朱逸清：还是文化碰撞的考虑，中国艺术家关于艺术与文化的思考都同时面临着“本土”和“西方”这两种语境，两种历史。
刘礼宾：用“中国印”解构流行图像，视觉效果类似马赛克处理后的图片，这是两位艺术家的作品给我的印象。创作方式上是一种基于符号认知的、以后现代“挪用”理论为基础的简单图解，这后面潜藏着“中西对抗”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和我们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区别，尽管貌似极具批判色彩。
何桂彦：我对“组合”没有什么看法。在我看来，艺术家只要有共同的艺术理想，共同的艺术爱好，形成组合，在一起创作，这是完全可以的。我想就图像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我发现朱逸清、薛永军的作品中大致使用了三类图像。一类是政治性图象，包括对毛泽东图像的使用。艺术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图像呢，是跟他们的政治记忆有关，还是艺术家有其它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当“政治图像”成为一个策略后，这种图像的选择方式还有意义吗？第二类图像，就是挪用中国传统山水的图式，例如宋代的山水画，包括郭熙的《早春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等。这类图像一看就是中国的，对于艺术家而言，其中的一个作用就是能赋予作品一种文化身份，尤其是进入西方艺术市场时，情况更是如此。第三类图像来自大众文化，这类图像跟艺术家的生活是有直接联系的，比较起来，对这类图像的使用便显得自然一些。但是，当我看到这批作品后，我觉得有三个问题是艺术家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些图像的挪用到底有无价值？第二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你们的作品可以在挪用的广度、深度和多元化方面下功夫。或者就单纯对某类图式进行挪用，比如对那种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图像进行再创造或许就是出路之一。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来解释你们作品中出现的中国印章，它是一种构成语言，还是一种文化符号？如果说是一种东方化的符号，那么其观念表达是不是显得简单，如果说是一种构成语言，我想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以前薛永军学过设计，对于一个学过设计的艺术家而言，这种形式转换就是一种简单的事情了。
薛永军：对。
傅晓东：我看他们作品第一感觉还是用博德里亚印象，他对消费文化分析的理论，我觉得也是艺术家选择这个图象的重要原因。有的关于图象系统的，用了中西方经典的故事，另外一个就是被商业文化所打造出来明星的这些脸。我现在感觉你们创作还处在一种探索或者实验的阶段。就像何桂彦所说，你们广度非常深，我想你们正在建设自己图象系统。
盛葳：我在看到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也想到一些问题，主要有如下三个：首先，为什么采用名人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图像？其次，为什么会使用印章作为画面何形象构成的基本元素？第三个是，印章和图像之间存在如何的关联？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是可以思考的。印章和图像之间关系是什么样，是一种对应，还是别的？作为我个人而言，比较难想象。还有画“毛”形象，我觉得作为一个主题并非不可以，但应该有不同的方式。
这些作品在构成上和具体形式上有些挺有趣的设计，从远处看，它是一个具体而众人皆知的形象，譬如姚明、梦露；一旦走进到一定距离，就发现这个形象原来是由具体和细微的印章组成的。
朱逸清：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选择也是抵抗和反击。现代视觉技术的发展尤其电子媒体和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图象的爆炸使每个人都难以回避。
连冕：两位画家的“姚明”的作品我看可能比较多的背景是设计，我一下就知道这是设计圈中常说的色彩构成。我个人感觉这个“印”在画面上过程是一种侵犯，不但尝试侵犯，而且是在中国人的背景下询问“到底什么是中国人”。我觉得观众、创作者本人都在考虑，又都在变化。礼宾讲创作是个问题，其实我理解还有一个“创新”的问题。我觉得提经济对艺术的新垄断是蛮对的，中西争论经转到经济这个问题上去了。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的画家，真正讲的还是要回归到艺术本身，是追求内心，我通过两位的作品能看到追求内心的过程，但是还没有真正纯熟地表达出来。
我是对创作者这些“印章”是有非常明晰的感觉的，我觉得这种使用没有问题，但是怎么往下，怎么突破，可能是今天公共的论点。
朱小钧：大家一直在讨论高度和理想，我们是不是习惯性地把伟大和崇高看成理想，如果说消费时代的来临造成了快餐文化的流行，纳闷两个艺术家的创作是顺应了流行的趋势，他们的创作和时代是契合的，我们为什么要求艺术家一定要有高度，要有想法，要有很深学养的东西。如果从市场层面来讨论，那么他们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薛永军：我感觉印章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一直用画笔画，我感觉印章首先它比较独特，我们画一副画，不是流行的文化，或者商业或者没有联系，其实有一种联系，我们自己能感觉。但是你们想法可能偏理性，我们感觉偏感性一点。
刘礼宾：印章代表了政治权利和身份。
朱逸清：我们是否定这个权利和身份的，我们在这里边已经把它边缘化了，弱化印章本身概念。
薛永军：我们强调削弱，外边东西对中国文化冲击，这是我们真正切入点。
谷泉：想过十年、二十年之后会什么样？
朱逸清：我不会想的太远，但是我做事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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