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我的东西》（2005）系列，是北京一位职业艺术家洪浩用扫描仪扫描实物的方法创作而成的。画面上充斥着艺术家本人使用的日常物品、消费品、遗弃物，以及他收藏的票据、证件。他如此描述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我每天的工作是把这些经常被触摸的东西一件件地放进扫描器里，像商店的盘点将它们做逐个的登记，然后经过电脑的合成，使其保持原物的原大尺寸后制成照片或装饰物，我想让它们成为一个对今日生活的还原和具有现场感的展示。” 不过，对于人文学者而言，该作品的意义在于：它从画面效果到制作过程，都充满了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念：饭盒、药品盒、烟盒，户口簿、护照、存折，扳手、剪刀、磁带等等。凡是一个现代人日常生活所用的物品，在这里都能够见到。
这件作品，赋予我们一种物质主义的想象，仿佛人的全部生活都由生产、交换、消费这些物质自然体与人造物的活动构成；甚至艺术家的精神性创作活动，也不过是对它们的机械般的扫描记录而已。
1．物质主义与肉身主义的世界观
所谓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念，指构成世界的终极元素都是物质性的东西，认为在人和社会的物质方面与精神方面中，物质终究是根本的、决定性的方面。这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关于物质概念的基本思想总结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对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的抽象，因而它既包括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自然事物，也包括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这种客观实在独立于我们的精神而存在，为我们的精神所反映。” 这里，物质作为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包括一切可以从感觉上感知的自然事物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那么，“标志”、“包括”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呢？如果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也属于一种物质性的活动，如果人的精神仅仅是物质所标志的客观实在的反映，那么，人的精神实践活动怎么又可能成为人的能动性的活动呢？按照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社会存在是以个人的肉体自然存在为前提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的基础与本质，是人自身及其社会关系的物质内容、物质条件和物质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人的意识、意志、思想等等社会意识，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它们最终仍然服从于、统一于人的社会存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是一种物质的力量，生产关系作为全部社会关系的基础，同样在根本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经济关系。” 这样，经济活动就成为人的根本活动，而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只要背离这种物质生产、交换、消费的目的与本质，便不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换言之，如果人的形上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样式不能带来社会的物质财富的增长积累，或者对于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没有物质性的益处，它们就应当成为人忽视甚至拒绝的对象。即使在中国政府不断提倡要弘扬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背景下，难怪在大学里以现行体制下的哲学（形上）为代表的人文学科（文学、历史、考古、语言学）的生源依然日益萎缩？难怪艺术学院里愿意致力于纯粹艺术探索的学生逐年减少？难怪在人文素质教育里不少大学都纷纷限制宗教课程的开设？难怪自2003年非典以来在图书市场上有关人文学术的书籍发行量不断呈现递减的趋势？事实上，所有这些现象的出现，和上述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为，人文学科的核心内容，不仅在于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存在，而且在于倡导以精神性的眼光关注自然世界、社会世界的存在。当现代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日益物质化后，他对世界的接受也将变得物质化，从而在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形成一种对物质主义的世界观的赞同态度：“人们只有当自己的生存需要得到了基本的满足之后，才谈得上从事其他较高级的活动，特别是精神活动。” 不过，马克思本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经济基础下却去从事学术研究的行为，就反驳了此话的真理性。显然，物质主义统治我们心灵的必然结果，是一个道德堕落、文化沉沦、精神萎靡的时代的来临。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看，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产生出物质主义的人论：人仅仅是有意识的动物。这种世界观承认人类的意识是一个形式多样、结构复杂、变化微妙的精神世界，但是，并不认为人的意识是独立于物质而存在的现象。用物质主义者的话说，“所谓物质是意识的本原，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不仅仅指人的意识能力是物质世界自身长期演化的结果，是一种特别复杂的物质——人脑的机能，而且指意识内容的唯一来源是被意识着的客观物质世界。” 反正，人的心理意识、社会文化、历史精神，在根本上都不过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这样，人的肉身存在以人脑为核心，作为客观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便成为人的一切活动的根本价值所指。
从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看，即使把人的一般本性理解为社会性，即使把人理解为社会存在物，而“在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是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政治的、思想的等等多方面的社会关系都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发生的。人在生产关系中所获得的规定性构成人的最基本的社会规定性，构成人性的基础。” 换言之，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以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经济关系，人就不可能在根本上获得社会性。人与人的经济交往，成为衡量人一切社会活动的价值向度。人的经济活动的目的，虽然在人的基本生理需要满足后有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功能，但在根本上还是为了肉身的现世生存延续。因此，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在否定上帝本身存在的同时悄悄地将物质推上被崇拜的神圣宝座。这种无神论的实质是以物为神的“物神论”，必然带来对人的肉身主义的理解。
什么是肉身主义呢？肉身主义强调：人的存在仅仅是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人的生存延续，仅仅是为了人的肉体生命的存在。它首先把人的全部丰富存在，理解为单向度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其次，它以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价值标准，来衡量人的心理的意识生命、社会的精神生命、历史的文化生命的价值。肉身主义关于人的阐释，在逻辑上起源于人的身体和物理的物质自然体、植物的自然生命体、动物的肉体生命体的相关性；但是，它忽视了人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质世界（即包括物理的物质自然体、植物的自然生命体、动物的肉体生命体）之间的根本差别，将人的意识、精神、文化的活动还原为一种物质性的肉身活动——在现代中国社会就是以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活动。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也就是人的食、住、衣、行以及性的活动。人的意识生命演变为对于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的意识，人的精神生命成为人的肉体生命的表达（作为人的精神样式，汉语学界的主流哲学降格为对人的肉身的生存延续的沉思；艺术只是对它们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艳俗艺术泛滥的根源；宗教尤其是新兴宗教转变为对人的世俗化生存的关注），人的文化生命结果成为人的肉体生命的积淀。凡是不以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为价值目的的活动，就不可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今天遍布中国的大众肉身乐感文化，就是在这种肉身主义的哲学统治下的自然产物。
其实，在汉族的集体无意识里，物质崇拜（以天地阴阳气为元素来理解物理世界）与肉身崇拜（肉体生命的长生不朽），乃是汉人对世界的物质化与对人的肉身化的理解的现实写照。它们都“使人离开人的存在地平线，让人在远离自身中退化为肉体生命。”
当然，物质主义者看到了人与物质世界的关联，但由于在根本上仅仅从物质方面理解人的全部属性，因而忽视了人与物质对象的质的差别的规定性，导致对人的意识现象、文化现象、精神现象的单一化的物质性理解。同样，肉身主义者也发现了人的肉身对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其不足在于把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看成了人的全部存在，并且以此否定人的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独立存在的可能性。面对这种物质主义与肉身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在基督信仰看来，上帝创造的物质世界与人的肉身并不是一个邪恶的对象。重要的是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基督徒需要参与这个物质世界的管理但不以管理本身（所谓的成功神学）为肯定人生价值的基础，而是要意识到在这种管理世界的过程中彰显上帝的公义与慈爱。基督徒的一切经济活动，并不是像非信徒那样要把石头变成面包以满足自己肉体生命的生存，而是要公义地获得自己的那一份面包，并将其中的一部分因着慈爱的心分享给社会的边缘人群。通过和他们的分享，把最终赐予人面包的那一位创造主带给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做生意的基督徒，在信仰上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诚实而公义地赚取钱财，并且不受物质财富增长积累的奴役，即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拜物主义者，成为一个把上帝当作自己的财神爷来祈祷的对象。这里，基督徒商人的伦理应当是诚实、合法、十一奉献，在诚实诺言中表明耶稣基督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在合法经营中捍卫上帝赋予法律的尊严，在定期的十一奉献中感谢上帝赐予自己的挣钱能力。换言之，在基督徒眼中，这个物质主义的世界不是人的终极的世界，更不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全部依托，不是人在今生今世的家园。它不仅在被消费中日趋朽坏，而且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被新天新地所取代。一位现代的物质主义者在世界末日的情景，“他想像的一幅画面，正如《启示录》所描述的那样，随着诸天的袅袅上升，白色大宝座缓缓出现，这位唯物论者本人会经历到被扔入火湖里的感受。刘易斯暗示说：这位唯物论者，会认为他的全部经验都是一种幻觉，他宁愿从精神分析和大脑病理学那里寻求解释。因为，看见不是相信，各种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诉诸经验来解决。” 基督徒所看见的，远没有他所未见的重要。只有在未见的相信中，盼望才具有切实的激励人努力的功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
物质世界源于上帝之言的创造，同样，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的肉身是承载上帝之言的肉身。在约翰神学那里，肉身一词并没有贬义的涵义。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的肉身，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他生成为信仰的基督，生成为上帝之言。约翰使用的“肉身”这个词，在保罗那里相当于“身体”。在保罗看来，身体是和心灵相对应的一组中性范畴，而人的肉体是和圣灵对立的， 身体只不过是它们相互争战的场所。 所以，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4：8）。
按照言成肉身的教义，基督信仰并不在根本上否定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乃至进入90年代，中国基督徒的神学思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论，肯定了物质世界和人性的积极意义，表现基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追求一种舍己的人生，与人民同甘共苦。” 但是，基督信仰否定肉身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的肉体生命只有献身于精神生命、献身于对神圣之灵（圣灵【the Holy Spirit】）的开启才有价值。上帝要人在地球上生养众多，这是为了显明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显明人的大能。耶稣说人不只是靠食物而活，而是靠上帝之言而活（《路加福音》4：4）。人的肉体生命的生存延续，需要承受上帝的圣言。人活着如果仅仅限于为了生存延续肉体生命，那么，这种生存论，就是把人的意识生命的存在、精神生命的共在、文化生命的同在降格为动物世界的肉体生命体的生存、植物世界的自然生命体的生长、物质世界的物质自然体的在，因而在去除了人的存在的神圣性向度后完全以自然性向度为人性的规定性，贬低了人的尊严、抹煞了人性的独特性——人与物质自然体、自然生命体、肉体生命体的差别性。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在以物质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总是出现践踏人权、把人当作物（东西）来对待的原因。意识生命如果仅仅是对动物世界的肉体生命的生存、植物世界的自然生命的生长、物质世界的物质自然的在的主观反映，那么，人就不可能在与他人的共在中实现精神生命的分享、不可能在与历史书写者的同在中领受文化生命的滋养。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在以肉身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总是把人权解释为动物性的生存权、植物性的生长发展权、物质性的在的权利而不是将其理解为人的自我实现、言论信仰（即和人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相关的内容）自由的权利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那里总是出现消灭历史文化遗迹而不断制造伪劣古街古镇的现象的原因，更是为什么在其中的人们普遍拒绝精神科学、人文学科而热烈欢迎以实用性为价值导向的社会科学（尤其以经济学为显学）、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对象为动物世界、植物世界、物质世界）的原由。
在今天中国的城市人群中，儒家传统延续肉体生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逐渐淡薄了。不过，对于城市人口的大多数而言，肉体生命的生存即使已经不再是根本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就会自然转向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不意味着人的物质生活的富有就会使其转向对精神生活的需要，更不意味着像某些海外基督徒所期待的那样中国人会转向对基督福音的渴望，换言之，使肉身成为荣耀上帝之圣言的殿。一个富人不一定会成为基督徒，正如日本这样的富国没有成为基督的国度一样。我们不能忘记耶稣说的话：富人进上帝的国，比骆驼穿越针眼还难（《马太福音》19：24）。事实上，要向以崇拜自我努力、自我奋斗的中国富人宣教，比向穷人传讲福音更难。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教会今天所面临的独特挑战。
2．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在一部分中国富人选择宗教信仰之前，他们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即使在中国政府公开承认的五大宗教之间，商人阶层却更愿意选择信仰佛教而不是超越世俗化的基督教。他们在信仰世俗化的中国佛教中，渴望得到的并不是佛教高深的智慧，而是增长积累更多财富的目的。事实上，部分基督徒在信仰基督的初期，也难免将上帝俗世化，随己意支配上帝使其成为自己日常生活的佣人，成为满足自己的肉体生命生存的对象。
消费主义的人生观同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肉身主义的世界观存在内在的相关性。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只看到世界的物性而没有看到世界的神圣性，不承认世界是神圣的上帝所创造的产物。对于物质主义者而言，包括人在内的世界的存在，都是自然界偶然进化的结果，人的生老病死不过是人的肉体生命体消耗物质财富的过程，人的思想世界不过是人感知、意识物质世界以及人的身体形成的内容。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而且仅仅是为了肉体生命的享受。从物质主义与肉身主义的世界观中，产生出当代中国人的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
简单地说，消费主义的人生观意味着：人的生存的价值在于对物质世界的无限占有与无尽消耗，人的生存的动力在于满足人的无穷贪欲与无尽奢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普遍的理想，是衣在高档的名牌、食在豪华的酒店、住在宽阔的别墅、行在耀眼的奔驰。于是，“广告是一篇具有说服力的福音、电视广告的明星像在传福音见证、我们在电视机前坐着的姿态像在做礼拜、各行各业的专业解说人员即是辅导员、看到麦当劳的标志无异于看到十字架，等等。通过大众媒体所传达的神话获取消费的情报，并燃起消费的欲望。商品介乎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联系，借由象征的符咒作用，使漂泊无根的现代人在茫然失所的社会里找到品味、时尚、文化等高尚的精神生活。” 超市成为现代人的教堂，商场成为他们的礼堂，商人取代了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知识人，经济学家代替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革命家的地位。反而言之，乃是知识人的商人化（如大学的博士导师、教授统被称为老板）、学问的技术化、思想的知识化、社会的商业化、人生价值的金钱化。
本来，艺术最能体现人的精神创造性，但现在也在不断被复制中成为一种时尚的消费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界盛行的政治波普图像，最初源于和商业文化相关联的波普艺术。后者被“批评家罗森贝格描述为‘广告本身作为仇视广告艺术的广告艺术’，兴盛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要在英国和美国。它在广告和消费品王国中，以及像连环漫画手册、电影明星和通俗歌曲明星这类大众文化中，发掘出它的艺术意象。尤其是在美国，波普艺术既从深入人心的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货舱中吸取营养，又对其进行嘲讽。利希泰斯坦在诸如《Whaam!》这样的作品中，以巨大的规模，模仿连环漫画的主题事件和再生产技术；而奥登伯格则强调一直暗含于波普中的达达主义因素，用聚乙烯和纺织物制造一些诸如汉堡包、电话之类日用品的巨大的‘软’雕塑。” “波普艺术对消费主义的兴趣，使重复的理念成为沃霍尔作品中的关键概念。他的创作，经常只不过是监视他的丝网印刷品的生产。因此，成批制作的作品，并不等同于版本有限的美术印刷品。对于后者，有限样本的理念帮助支撑其价值。真正成批制作的作品，是一种消费品，一种工业式地生产的时髦的附属品，易于自由地使用和处置，并且整个地与‘美术’的观念相敌对。”
年轻艺术家陈秋林的《我存在、我消费、我快乐》（2003），将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念结合起来。“漂亮的新娘，悠闲自如地坐在超市购物筐内，八位青年男士，把自己的脖子套在犬套链的一端，另一端系在购物筐，各自从相反的方向竞争性地拉动链子，并以品尝到前方的蛋糕为胜利的标志。出乎意料的是，得胜者，竟然是八位中个子最小的那一位。不过，当新娘的存在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时，她的快乐也异化为欣赏动物般的弱肉强食者之间争斗的快乐。争夺者手段的动物化，使被争夺的对象也难逃动物化的劫运。” 消费主义者把自己理解为肉体生命的生存者，因而在根本上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神圣尊严，使自己在不断的肉身化中走向动物化、物化。其人生哲学为：我消费故我在。
今天，中国大陆普遍流行的享乐主义人生观，更多带有心理学享乐主义而不是伦理享乐主义的特征。在哲学上，伦理享乐主义（源于希腊语hedone，意为“快乐”）认为：“我们在行动时应该从道德上追求自己（也许还有他人）的纯粹快乐与幸福。心理学享乐主义则认为，事实上行为主体仅仅是追求自己的快乐与幸福。
这些学说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学说陈述快乐或幸福是惟一的善；这种理论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而不是关于我们怎样行动的。与伦理享乐主义一致，人们有时也实在地行动，以追求快乐之外的目标，人们有时也实在地把别人的快乐放到自己的快乐前面。二者都不符合心理学享乐主义。而且从行为主体现实上只追求快乐和幸福这一假想的事实，根本无法推出行为主体只应该追求快乐与幸福。
伦理享乐主义者可能认为，我们在行动之时应该在道德上追求他人以及自己的快乐与幸福。他们还可能主张，人们有时也应该视别人的幸福与快乐高于自己的幸福与快乐。因而，伦理享乐主义并不一定是伦理自我主义。” 心理学享乐主义，强调行为主体的心理快乐、幸福感受；伦理学的享乐主义，侧重于行为主体应当在道德上追求快乐幸福因而有时要顾及到他人的快乐幸福。对于前者而言，即使在痛苦中也要实现对快乐的拥有。雕塑家李占洋的《山城夜色》（2001） ，描述的就是在中国大陆城市随处可见的娱乐场景。在三联雕塑的画面上，左边是一座安琪美容美发与洗脚城的交汇处，一个老外在街边搂着一位年轻姑娘，美发厅二楼窗口是一对在热吻抚摸的男女；正中是楼上楼下济济一堂的人群在观看艳舞，一个女人裸体在台上向观众扳开她的阴部，不少男女成双成对地互相充满肉感地拥抱触摸；右边是两间包厢，第一层里一位老板在鬼哭狼嚎地唱卡拉OK，第二层里一个男人正掐住姑娘的脖子要挟也许是她的男友干什么事情，旁边站了一群穿着高底皮鞋的姑娘仿佛在期盼客人的到来。李占洋的其他作品如《丽都》（1998）、《人间万象》等，都是对中国人的享乐主义现实与人的乐感生存的关注，其中充满了肉欲、性感、龌龊的场面。
和这种娱乐场所的极端情形相呼应，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体现在今天中国人的日常节庆生活中。在成都水碾河附近的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分别停满了两排小车。2006年春节前后，人们聚集在这里团拜，互相请客吃饭，进行炫耀性的消费。满脸的喜悦，仿佛革命刚刚成功，仿佛五千年来的饥饿第一次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这些年来在中国大陆城市，人们更愿意花钱在外面用餐，而不是像已往那样为了节省在自己家里做。这样的生活方式本来无可厚非，值得关注的是由此伴随而来的团体消费的大规模浪费现象与在喧嚣热闹中显示人生存在的哲学。人们在此消费不只是物品，而且是它们所指的意义符号。“由于消费者对物的关系改变了，物不再是对应于一种特殊的用途，而是对应于物的集合所代表的整体意义；物已然不再纯粹是物，物已取得像圣物般的地位，满足从对物的体验得来的快感。……汽车指向幸福家庭、香烟指向自由、洋酒指向权力地位、香水指向高尚气质等，集体投射出幸福快乐的刺激感受”。 当今的不少中国人，虽然在禁欲般的环境中工作，却在纵欲般的消费中生活。
消费主义是人对待物质世界的态度，享乐主义则是人对待肉身世界的态度。基督徒既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是纵欲主义者，而是有节制地使用物质来满足肉体生命欲望的人，将肉体生命的价值建立在属灵的事情上，把人生从事实性的在者提升为价值性的在者，把人生从单向度的生存发展为多向度的意识生命、精神生命、文化生命的存在。禁欲主义者认为凡事都不可行，以过度否定肉体生命的态度实现其价值；纵欲主义者认为凡事都可行，以过度肯定肉体生命的态度达成其意义。两者事实上都和把人理解为纯粹的肉体生命体的生存论相关联。按照保罗的说法，基督徒则认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为了人生也包括肉体生命的益处，中国基督徒依然要学习培养节制这一圣灵的赐予的品质。对于基督徒而言，人还有丰富的人性品质，他不仅是一个肉体生命的生存者，而且是一个意识生命的存在者、精神生命的共在者以及文化生命的同在者。作为意识生命的存在者，基督徒需要在舍弃肉体生命的同一性中建立自己的意识生命的差别性，在意识世界之物的差别中完成自己的独立存在——即他的创造主上帝给予个人的独特性；作为精神生命的共在者，基督徒要在和他人的共在中分享自己的意识生命的差别性，而且在这种分享中彰显其意识生命的差别的根源在于彼此差别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作为文化生命的同在者，基督徒在同他人分享自己的差别的同时，还要牢记自己是一个历史中的人，在历史的尽头与历史之上是一位永远与所有人同在的上帝，从中培养出个人作为人类的意识。相反，没有人类关怀的消费行为，将成为对资源的浪费；没有关注他人的享乐，将是对生命的自私浩劫。
同样，中国基督徒不以消费主义的态度对待物质世界而是把自己看成是物质世界的管理者，更不以享乐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肉身而是将其当作承受永生上帝的殿。他以仆人的心为上帝的荣耀管理外在的物质世界与内在的肉体生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基督徒作为仆人的忠心而不是贪心。“在信徒仍作为少数‘信仰群体’的中国现代社会中，其使命首先……应以‘仆人’身份去服务于社会，即以服务精神来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体现基督徒的人生质量和意义。” 同样，基督徒作为仆人的忠心，还包括对自己的肉体生命的管理，使肉体生命的生存在彰显和动物的差别的意义上显明其创造者的荣耀。
3，实利主义与现世主义的认识论
实利主义只强调当事人的现实的权力的获取与利益的占有。至于获取这种权力的手段是否具有正当性，至于这种利益是否侵害了他人，是否关涉到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已经不重要。在实利主义者看来，凡是能够给自己带来肉体生命的今生荣华、物质财富的增长积累的人就是好人、公义的人，相反就是恶人、不义的人；凡是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就是正当的事情。他从唯我中心的立场评价世界以及人生。在宪法带有钦定性质的地方，在其没有承诺私权神圣性的国度，怎么能够在根本上使人遵从依据这种宪法制定的各种法律？怎么能够保证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不越出界限互不干犯呢？实际的情况是：在强权正义的社会逻辑支配下，在权利无界线的地方，强权就代表着公义，强权即是权利的边界，强权的持有人才是最后的法官。
实利主义把现实权力的拥有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当作人看待世界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在根源上，实利主义和极权主义、物质主义存在内在的关联。事实上，在享有权力的集团内部，实利主义乃是有权者用来衡量人的基本价值尺度。而物质财富的多少，不过是这种尺度上的刻度与工具。无权者可以没有权力，但是，不能没有财富，不能没有对物质的占有，否则就只有沦为社会边缘中的边缘群体。实利主义者为什么追求现实的权利，因为一切权力与利益都处于人治的分配状态，而宪法没有在根本上承诺它们自身以合法性及绝对有效性。
实利主义差别于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由边沁、密尔等发展出的一种现代伦理学说，认为行为所产生的快乐、幸福与痛苦、邪恶的结果决定着它的正当与错误。“一个人应该选择的道德上正当的行为，是在所有能选择物中可产生最大的愉快最少的痛苦的行为。” “功利主义者（源于拉丁语utilis，意为‘有用’）相信，我们应该做能产生最大限度福利的一切事情。在哲学上，它是唯行为后果论的一种形式，以意欲的结果为幸福。近来，功利主义者分化为两个阵营：行为功利主义者和规范功利主义者。行为功利主义者希望把每一个体行为所产生的幸福达到最大限度，而规范功利主义者更关心选择最佳的行为模式或行为倾向。（他们常常断言，他们因此而避免行为功利主义者的鲁莽结论：目的规定手段。）……作为结果推论主义的一种形式，功利主义者常常招致与之对立的反对意见。但是，更多的反对意见尤其适合于功利主义者的道德理论。他们集中在如何相信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问题上。第一，难以知道怎样测定幸福与福利。比如说，如何权衡一小时创造性写作所产生的快乐和一小时看电视所产生的快乐？关节炎带来的痛感与不幸婚姻带来的痛苦，何者更坏？第二，即使我们有办法量化幸福，我们也确实应该努力保证平等地分配幸福。50％人口狂喜而50％的人口极其痛苦的社会比起既不狂喜也不痛苦的社会更少为人所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快乐的最大数量，而不关心其分配，那么这种思考就毫无意义。” 功利主义者关心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问题在于如何确立社会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尤其在极权社会，少数有权者完全可以借助大众媒介把自己宣传成大多数的代表，他们的幸福就是大多数人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福。不过，功利主义者除了注重个人行为的最多快乐最少痛苦外，毕竟还在理论上关注社会的大多数，尽量照顾社会大多数人的正当而合理的权利。
现世主义不同于世俗主义。后者认为世界的世俗化是通过基督教本身的精神来实现的，换言之，没有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广泛认信，所谓的世俗化只是一种现世主义。“世俗化并不是一个与神圣或基督教相对立的概念，相反现代社会产生于并吸纳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神圣与世俗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只有用辩证的眼光才能真正看到世俗社会是如何运用和发挥基督教的思想与逻辑。一方面它成功地将宗教逐出了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它却以宗教般的魅力深植人心。正是基于这种思维，我们才可能进一步分析出资本主义如何宗教化，或者说资本主义是如何实现一个‘世俗化宗教’的价值和目的。” “换言之，资本主义并不与宗教对立，它本身即是一个宗教，资本主义的优越不在于它的‘非宗教’性，而在于它将自己变成了宗教，比基督教更具有神学性的宗教。” 世俗化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殊现象，发生在其经历过基督教的全面洗礼之后。事实上，中国社会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不仅基督教而且一切宗教都未曾在公共领域取得主动的地位，更何况在以政治代表或取代宗教（政治赋予宗教在社会里以合法性，极端时期便出现政治完全取代宗教的现象）的政治逻辑的支配下，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公共领域乃是一个有待反省的问题。这有中国教会在1949年后不断适应政治化的行动的印证。所以，我们只能称目前中国大陆的这种以人的现世生存为中心的现象为现世主义而不是世俗主义。它在根本上排斥基督教之类的宗教生活。因为，宗教或多或少都有超越现世的价值取向与信念预设。基督徒生活在世界而不属于世界，生活在今世而不属于今世。
认识论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性质、限度等问题，努力分析知识与信念、知识与真理、知识与证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说实利主义与现世主义的认识论的时候，是在认识论一词引申的意义上，即指人们认识世界与看待人生价值的方法论。现世主义是从肉身主义的世界观自然演绎出来的人生认识论，主张在看待人生价值的时候现世具有绝对优先性，历史的过去和未来都服从于历史的现在，服从于历史中的当下的个人。对于未来，人们不相信其真实的盼望；对于过去，人们不愿意展开苦难的反思。反正，只要当下的肉体生命在短短几十年的今生能够享乐就够了。现世主义者忙于为今生筹划，筹划今生对于物质财富的消耗和今生在医疗、保险方面的保障。他们津津乐道于彼此获取工资报酬的多少，埋怨社会保障的不足。
面对这样的现世主义者，基督徒需要用智慧来应对：现在能够决定的事情，一定要现在做出决定；现在已经决定的事情，一定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然而，基督徒和没有基督信仰的现世主义者的差别在于：即使已经决定的事情被人背弃约定，基督徒也抱有对将来的盼望而不是陷于对现在的绝望中，因为今生不是基督徒的最后家园。
总之，按照言成肉身与肉身成言的生存观，基督徒并不否定人的肉身及其所依存的肉身世界即物质世界、生命世界、生理世界的独立存在与价值，它们都是上帝之言创造的结果，即是广义的言成肉身的世界；基督徒要使自己的肉身承受上帝之圣言、使肉身所在的世界荣耀上帝的创造，即是广义的肉身成言的理想。基督徒拒绝接受世界仅仅是物质的物质主义、人生仅仅是肉身的肉身主义的世界观，更不认为以消费物质为人生中心、以享用肉身为人生目的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有其合理性，基督徒的眼睛也不应当有实利主义、现世主义的色彩。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信徒，需要避免以衣着的华贵、住房的宽窄、收入的高低这些外在的经济指标作为选择传讲福音的对象、接纳信徒的标准。在耶稣看来，即使是贫穷的人，也有追求拯救的权利；即使是穷人，也有追求蒙爱的权利。耶稣降临世间，就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加福音》4：18），“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路加福音》6：20）。
中国的基督徒并不否认物质世界的价值而是要把它看成上帝之言的承受者，不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而是要将其操练为保守上帝之言的圣殿，不仅仅把他人当作自己利益的创造者和现世人生生存的供应者，而且将其视为同受生命之恩的共在者，在同他人的共在中参与上帝吁请人类管理他所维系的世界的事业。
【编辑：贾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