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央美的讲台上，还是各种各样的讲座、论坛上，邹跃进教授始终是一种温和、严谨的语态，将他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成果缓缓道来。这一次，他为我们讲述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界争论已久的一个老话题：
问：关于“丑陋中国人”图像流行的问题，最初创作的源头在哪里？
答：主要是源于一些作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泼皮”或是“玩世现实主义”开始，这种中国人的形象开始流行开来。其中代表之一的艺术家方力钧，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就开始创作这样一种形象。这些作品大家都很熟悉：头很大、剃光头、身体很小、人很矮，在我们的798，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形象。
当下的学术界就此展开了一种争论和批判，批判的主题是针对“妖魔化的中国”。在当代的一些学者中间开始认为当代艺术中，特别是玩世的、泼皮的艺术中间出现了一种丑化中国人的形象、妖魔化中国人的艺术思潮。之所以说是艺术思潮，就是说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个别人的，而是演变为整个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现象，不仅在国际舞台上，而且在市场价格上都引起人们的关注。
问：这种观点您认为确实存在么？
答：中国当代艺术中间确实有丑化中国人、或是说把中国人画得很丑——丑化这个词我们用的不是特别准确，准确地讲是把中国人画得很丑，这是当代艺术中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主要体现于在国际上或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有影响的“大艺术家”、非常著名的艺术家身上。刚才我们放的都是些非常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从方力钧、岳敏君到杨少斌、刘炜直到张晓刚。不太著名的就太多太多了，一画就肯定画的丑一点，这样就形成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妖魔化”，就受到批判。
问：批判“丑陋中国人”图像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答：这种批判的思潮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要把中国人画的很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迎合西方人的需要。我在1996年出版过一本书叫《他者的眼光》，也是讨论一些艺术之所以流行，是由于它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获得了西方人的承认，特别是一些西方的策展人、学术界的一种认可。这是这种丑化、妖魔化中国人的艺术能够不断流行、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
问：您赞同迎合西方论么？
答：我们要考虑另一个问题，这些艺术家如方力钧、张晓刚，在他们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其自身而言，或者从我们中国的文化逻辑、历史背景来讨论的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画?因为就我所知，方力钧在1987年就开始创作类似的作品。在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是没有西方人参与的，也没有出国参展的机会，但是已经有艺术家开始把中国人画得很丑，也就是说有些艺术家从80年代后期就开始创作这样的作品。这就意味着从时间上来看，我们仅仅把艺术家的创作看作是迎合西方的需要，让西方人感觉到把中国人画的很丑令他们高兴，或是他们认为这就是中国，从时间上看是讲不过去的。
那么是什么动力、什么原因促使这些艺术家把中国人画的很丑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或是说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艺术家开始用这种方式创作作品?在这种没有中西方频繁交流的背景下，一些艺术家主动地、发自内心地把中国人画得很丑，原因是什么?这才是我认为应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问：您的结论是什么？
答：我认为把中国人画的很丑的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对中国人的一种认识的结果。产生这种现象和结果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这个漫长的历史从西方来讲开始于18世纪，从中国来讲开始于五四运动。
把中国人画的很丑的这样一种方式受到了中国和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18世纪后西方启蒙运动兴起，随着他们对世界的认识，随着走向民主、自由的进程，他们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不仅仅是中国，还有日本、中东，都以西方世界的思想和观念来衡量。
这样他们就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是黑格尔的看法。还有马克思，以及英国、德国的其他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都是负面的。这种负面认识要衬托、张扬的是西方启蒙运动的那套思想、价值和观念。换一种说法，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拥有一种启蒙运动的思想观念，所以他们对非西方的社会、文化基本上持否定的和批判的态度。
从五四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比较西化的、学习了西方的思想来反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展开了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最典型、具有冲击力、所有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认同的一个形象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都说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国民性的批判，把丑陋的一面揭示出来，然后如鲁迅说像医生一样拯救他们。
我们发现西方的观念通过特殊的方式进入到我国的知识分子头脑中，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历史产生认识，导致的结果是这种批判性。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现代的文学史大部分都是对过去的一种批判，不管是巴金的作品，还是《青春之歌》，任何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品都是对过去的批判，没有赞美。批判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总是由人来承载的，甚至可以说是人格外化的体现。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启蒙运动的观念和思想在中国艺术界形成了非常重要的现象。对国民性的批判，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著作、观念都具有非常西方主义的眼光，在这种眼光中中国人就非常丑。不讲科学、不讲卫生、一盘散沙、自己搞自己等，在社会上就是专制和压迫，不民主、不自由，这些认识都指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
所以，当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非常趋向现代主义的时候，它非常少的关注当时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或是当时人们讨论的中国文化中有问题的东西，包括对中国人的认识。这种现象在我看来当人们认识到生活和艺术间重新的关联，或是有些艺术家认为这种关联不重要的时候便重新回到了对中国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不是通过现代主义的方式，而是通过非常具体的形象。这种形象从把中国人画的很丑的意义上来讲，就以过去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为基础。
问：理解的同时您还有批判么？
答：这是我的认识，就是说“丑陋的中国人”的形象的流行，有一个“原创者”和“跟风者”的差别。我们要批判的是后期这些人的没有创造力的东西、简单的跟风，“你画的丑，我画的更丑”，这种东西就没有太大意义。换句话讲是一个艺术内容的问题，这种丑化中国人的方式到今天，当它泛滥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审美的意义。
所以，当《美术观察》组织批判“妖魔化中国”的当代艺术现象的时候，我的看法是要将其分成早期的、原创的和后期的、跟风的。这样作为批评家、策展人和收藏者，我们就会知道哪些东西真的有价值，哪些东西可能在今天还在潮流之中，但是在后面，就会在历史中被人遗忘了。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这种认识也是基于对历史的反思。
【编辑：贾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