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猫——非“黑猫”也非“白猫”》
将“挪用”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方法，自现代主义艺术以来便屡见不鲜，也无可厚非，但在中国美术界，“挪用”手法的滥用已经成为一种流弊。具体表现为将各类图像抽象化、符号化，最后专利化。不从创作需要出发，简单地复制、照搬、挪用历史资源中的图像，将历史平面化，以功利主义的取舍观为出发点，选择自己需要的图像。无视图像的上下文关系，拒绝创作过程中对图像的深度挖掘，而是借“专利化”明确自己的艺术家形象，以便在美术界“立足”。这种现象在绘画界泛滥，在雕塑界依然。诸多批评家已对这一现象的进行了批判。在本文中，笔者重点研究“挪用”得以流行的原因。
一、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简单还原的思维惰性
“辩证思维”是我们长期以来使用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在20世纪的特定语境中，“辩证”所包含的“对立统一”被简单化为“对立”、“斗争”，并作为意识形态灌输到宣传政策、日常教育之中，是影响文艺政策的深层意识形态，已经产生、并在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等等耳闻能详的“名句”，不能简单理解为领袖人物的政治观点，它决定了人们日常思维的惯有态势。在这种思维态势下，对象世界被一分为二，被评价为好的/坏的、崇高的/卑劣的等等，艺术从业者的对象世界（包括现实世界、艺术史资源等）同样被分割开来（艺术批评者也在内容/形式、表现/再现、理性/非理性、虚拟/现实等二元对立的标准中寻找批评的理由）。艺术家在做“貌似批判”的创作的时候，必然在“肯定的世界/否定的世界”寻找图像资源，以对一极的“肯定/否定”表达对另一极的“否定/肯定”。殊不知，在做如此“批判”的时候，仍然是对既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思维惯性的证实。其实是对意识形态的间接肯定。所以所有的批判都变得虚妄和无用，表达只是与意识形态“私通”的反叛快感。
与二元对立惯性思维一脉相承的是简单还原的思维惰性。简单还原论对复杂事物做简单化分拆，其思想实质起源于笛卡尔的《方法谈》——“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简单分拆的弊端在于，被拆分的对象各部分不再有有机联系。此后的一个环节——抽象化处理，更是使分解开来的“碎片”绝缘于环境。“简单还原”在中国美术史上并不陌生，在文革时期美术中尤为明显。当诸多活生生的人物被简单化为“牛鬼蛇神”几个简单的视觉符号时，这几个漫画式的“符号”鼓动了多少人的革命热情？在时下的中国当代艺术界，时代、国家、政府、人物、事件都被“简单还原”为某一种“图像”，“图像”与前者形成了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步人后尘、靠这种“对应”关系选择“图像”的艺术家，本身就是进行着“简单化思维”的无脑人。“毛**头像”、“天安门”、“美人头”等等符号的泛滥莫不与此有关。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相同的是同样的简单还原的思维惰性。
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使整体世界一分为二，无论持肯定/否定态度的艺术家，都可以在简单还原的思维惰性的支配下，从两个世界“挪用”图像符号，进行貌似批判的创作。一个被分离的世界，简单化思维，两者都为“挪用”提供了诱因。
二、实用主义的取舍观
什么让“挪用”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一次次遭遇打击。在自强愿望的支配下，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路人皆知的“公理”。魏源则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思路。前者将生物学领域的生存规律引入社会领域，后者则提出在“长”、“短”判断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成就进行取舍。回头看20世纪中国史，在残酷的生存境遇的逼迫下，实用主义的取舍策略变成了中国人的必然选择（鲁迅提出了“拿来主义”与其异曲同工）。面对历史传统以及西方各类成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成为一种无需被质疑的态度。本文不想对这样一种态度作深度讨论，而想提出的问题是：实用主义的取舍观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民族的思维习惯？具体到艺术领域，无标准的“挪用”与这一取舍态度形成怎样的一种关系？在笔者看来，实用主义的取舍观其实是艺术家进行“挪用”的思想基础，尽管这一“基础”已经深化为一个民族的心理态势，而变得理所当然，毋庸置疑。
20世纪90年代，“黑猫白猫”的著名论叙使上述“取舍观”更具有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以“抓住老鼠”作为目的论断更唤醒了人类行为过程中的动物本能。于是，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论断面前变得尤其轻飘。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唯利是图的极度泛滥（最近的婴幼儿奶粉事件可以使我们看到这种追求利益的驱动力量有多么可怕）；而具体到艺术领域，“出名”就成了诸多艺术家的第一选择（随之而来的利益也就无庸赘述了）。再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挪用”手法的流行问题，其实这种功利主义取舍观的泛滥已经揭掉了“艺术家”的遮羞布，无原则、无目的的“挪用”和文化产业领域的“盗版”十分相似——拿过来就用，能赚钱就好。反正“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艺术家又怎么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羞愧？
时下艺术界，历史图像被改头换面——著名艺术家通过不同艺术形式复制自己的作品符号，不著名的艺术家寻找自己的符号，以便吸引廉价而无艺术水准的关注。一时间，古代山水被和艳星画在一起，以寻找所谓的文化对话；古代瓷器被打碎重新组装，变成了古代盔甲，以挖掘古代传统艺术的新价值；“天安门”和“毛主席头像”在宋庄、798粉墨登场，进行虚拟的政治瘙痒……被隔绝历史语境的图像在艺术市场上争奇斗艳，比腥斗酷，好一场食欲膨胀、血腥无聊的“捉鼠”运动！
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先例
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中，“挪用”手法屡次被艺术家所使用。在“挪用”专题讨论中，何桂彦在《不能将“挪用”庸俗化？》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在此无庸赘述。笔者在这里想指出的是，西方艺术史中的“挪用”手法为中国艺术家进行类似创作提供了历史先例，但是“先例”并不是现实可以如此的理由。当然，对一些中国艺术家来讲，管它“挪用”来自何方，只要好用就行！
【编辑：贾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