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自述
流亡者的孤独
四川美院
在我的印象中，读过的西方译著（哲学，诗歌，文学）远多于中国的传统经典。说来好笑，我的受教育过程经历了国内从封闭到开放的转折期，人生注定被烙上历史的印迹，到了后来，也懒得去补课了。耳闻目濡，也喜欢一些传统家具，石刻，木雕，尽管有时接业务接触一些传统的东西来讨好甲方，但要寻回逝去的记忆中的风景，其实已永无可能。我曾度过小学时光的磁器口现在变得很有名，在重庆为数不多的保留下来的老街中，最吸引游客的地方。我曾去过几次，感受了人潮的恐怖，看来记忆的问题是共同的。那是70年代中，混沌和暴力充斥在空气里，记得那时曾伙一些大一点的娃儿，做了一把火药枪，上英语课的时候在教室后面放了一响，看着上了年纪的老师被气得浑身发抖，一群人在那里嘻嘻哈哈，满不在乎。那时不喜欢去上课，成天喜欢和一帮哥们儿在大街上闲逛，同女孩约会，记得家里藏有一些苏联的雕塑的书，看了书里的人体雕塑，照着作了一个，放在书包里，不时修修作作，过程中，心里充满极大快意。其实，在以后的人生中，艺术的意义一直困惑着我，直到如今。
搬到黄桷坪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想我属于幸运的人，经历了历史的剧烈变化，在潮流中漂荡，随波逐流。在美院附中到大学的这一段时间，是中国闸门打开的时侯，那时的人们少有也并不清楚什么是物质的诱惑，生活得非常的精神。一小块文字，很糟糕的印刷品，都可能激起你心中的快意和感动。有很多流传的故事，“粉子”这个词是那时的发明，从“伤痕艺术”到“乡土艺术”到“85新潮美术”，人们前仆后继涌想理想的彼岸，回想起来，境界真的很高。没有流行文化，艺术和艺术家都是时尚的，日子清贫但还算高兴。85新潮美术时期让我体验到反叛体制的意义，但具有讽刺意思的是，我一直在学院体制的庇护下生存和发展。现在也许还会继续。本质上的我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虚无的世界观，无法去面对生活的正面和积极的意义，毫无方向感。花很多时间在无聊的兴趣上，麻将，军事模型，研究生毕业后，记得有一间小的画室，吃饭，睡觉，画画，打麻将都在那里，画一会儿，又去摸两把，那时画了一大堆人像和关于麻将的作品。
人的一生注定会顺着某种轨迹运动。我们那时的学习基本上从印刷品的“误读”得来，“85”时期成长的画家想必都有同感，当时美院的教师阅览室有一些像台湾的“艺术家”美国的“艺术新闻”等刊物，比较不同的资讯，断层的感觉很强烈，不同的思想的方式促使你去思考现状，怀疑秩序合理性，因为当时的教育完全是苏联的那一套很死板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我想这个逆反的过程本身的动因，其实也包含着寻找艺术的意义这一终极目的本身。84年《韩默藏画展》在北京展览的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展览是《德国表现主义画展》，“表现主义很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带有普遍革命的理想而不是只局限于美学范围，它的倡导者们不管其个人所持什么不同观点，但都深信推翻现有的价值观念和美学的迫切性。这种信念是所有表现主义者的行动和思想的乌托邦式的宗旨。”许多艺术家像乔治。格罗什{GEORGE GROSZ}，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 奥托。米勒等等，都给我很深的影响。
89现代艺术大展
现代艺术大展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展览，整个场面的仪式感，有一些超出艺术本身的东西在后面，展览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激动人心。80年代的中国，玩的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和文化的自我批判。记得当时参展的画是自己卷起来，带上火车，为了省钱方便，内框拆了随车托运，而且把内框设计成很小的条子，还买了一些金属固件，想像能在现场把内框固定好，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展览的效果出乎自己的预想，第一次有了所谓边缘化的感觉，总感到自己的东西格格不入，没有一个明确的切入点。随后的一段时间，自愿的放逐和边缘化，觉得学院的，官方的，前卫的潮流都跟自己没关系，离自己想像中的艺术的彼岸很远很远。89年是转折的一年。我曾在天安门经历6。4的动荡，就如我钟爱的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世纪末的景象，强烈而又刺激。后来画了一大堆红色的作品，红色，黑色，白色，线条，人物，任意的涂抹，都是急匆匆完成的。没了85时期的运动状态，每个人都潜心在自己的 天地里，状态很好，也非常自信，那时的资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像叶帅回美院的时候，讲一些江湖的事情，北京有一些什么状况，谁又卖了多少钱等等，当时压根没想到卖画为生，身边也听闻某某被台湾画廊签约，但内心非常的平静，没有太多的杂念，静静的工作。
阿姆斯特丹
95年得到一次机会去荷兰，冯斌此前游历荷兰，带回一些资料，其中就有RIJKSAKADEMIE，提供的条件非常地好，有单独的工作室，来回机票及材料费生活费等，在这期间游历了欧洲，真正面对以前在印刷品上看见的无数西方大师的原作，特别是当代的部分。但其实当时感受最深的还是西方社会对艺术的态度，无论大小城市都有很好的美术馆。我在这些地方消磨了大部分的时光。在不同文化的场景里来审视自身，更能清楚地明白一些道理，很庆幸中国的体制本身成就了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力量，过度的压抑反而成为创造的动力。我想在当时我是明白这一点的，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内心的慌乱和叛逆的情绪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中国符号的东西，尺幅巨大，而且是有意识地去贴这种标签，变为一种追问？
世纪末的悲情一直浸没在我的骨子里，在我的眼里没有完美的事物，对艺术游戏的态度也没有变，脑海里充满了破坏感。有时自己都惊讶这种虚无的态度。阿姆斯特丹游历的经验，对一些形而上的问题，诸如艺术的国际化，民族主义，潮流和边缘，有了从另一角度审视的可能。同时也在关注和思考在当代艺术话语的讨论中绘画本身面临的各种问题，内心深处挣扎在画家？艺术家？学术？商业？等一些无聊的命题里。很久以后我才发现，我内心的根在西方文化，这让我很失落，因为西方文化对我来说事实上是遥远的和陌生的，让我心仪的东西我并不了解。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流亡者，身在此处而心在彼地，也许命中注定就此流亡，永远放逐自己。
黄桷坪
有些景像是永恒的，矗立的烟囱，不停的冒烟，市井的生动，便宜的生活，永远都像一幅世纪末的图画。我的家就在学院的对面，早晨起来在门口吃一碗小面，然后去学校或工作室，工作室离这儿不远，在铁路医院旁，不久的将来，美院会搬到新的地方，黄桷坪的风景也许会消亡。这就是我的放逐地。
2005于黄桷坪
杨述
【编辑：贾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