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汝希森
人们常对李爽说,她的画总有几分相同之处。这样的说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她还会听到。
这是一个理解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词汇的问题。
其实这也只是一个深入观察的问题。
人们总是说这样的话——现在还这么说。关于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的艺术，是误解了他的手段（布伦的条纹），误解了这种手段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其他所有事情）。是的，他的条纹总是相同的；但它们被使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不同的媒介，不断被更新的语境——这些是永远都不同的。而且，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我认为没有哪个艺术家比丹尼尔·布伦更多产，更有多样性或更富于变化。
把布伦和李爽联系起来讨论，好像很令人吃惊，因为可能没有什么比他们两人的艺术区别更大的了。的确如此，但驳斥本文开头那几种说法的最佳方式，是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用一个荒诞的例子来抨击谬论。
那么，李爽的画总是有几分相同之处吗？首先让我们去掉那乏味的“有几分”，来看看它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如果它“有几分”相同，那么你就必须得准备说出有什么是相同的，以及什么是不同。并且要找到一种观点，来表达你那不明确的“有几分”的实际意义。
这足以让人头皮发麻！
我们有更严肃，更细致，而且更至关重要和更有意义的事要关注——一种风格，一个艺术的世界。
列奥那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贝利尼（Bellini）画的那些脸都可以说是“相同”的，同样的“相同”情况并不少见，中世纪或拜占庭的肖像，或者中国唐朝的绘画中那些有着蛾翅眉的美丽女性，或者是明朝曾鲸创作的肖像——那些肖像是那么全然地清晰和透明，全部用优美的线条画成，而那些线条又是那么惊人地纯净。可是，曾鲸还是因为他画的肖像是如此地逼真而闻名遐迩。
人物的描绘是现实主义时代的产物。在早期，与众不同的特征不如艺术家创造理想美的能力重要，这种理想化的美集中在了众多女性的面貌特征，并超越了面部表情的展现。艺术家的观察超越了暂时性的瞬间，而是要抓住一种更深层次的真实和存在。我们愿意把这么做的结果，描述为一种集中抽象了的典型性肖像。
人们没有花时间去观察的那种个性的适当丧失，就是指这种情况。很明显，自从李爽1983年来到法国之后，她就一直让她画的肖像失去个性。
我十分幸运地参观了她在巴黎南部的跃层式工作室。她的工作室，在一条挨着墓地的安静的短街上。在她的工作室里，我看到了她以前创作的肖像和一些近期的作品。早期的肖像更有特色性和识别性，表现了一些个体。现在，她的肖像已经剥除了所有的识别性特征，不但被赋予了更大的普遍性，而且被赋予了一种形式上的中性。这种形式上的中性完全打开了另一个领域——精神性的领域。
李爽笔下的女性有小巧的形状优美的嘴，修长的鼻子，漂亮的斜吊着的眼睛和椭圆形的脸。全部拥有一种内在的专注和凝视。
李爽对我说“我可能是唯一一个以精神维度来画肖像的中国女人”。“中国必须要保卫他的文化和尊严”。
她觉得她有承担和保卫的使命，她的作品是对及格世纪以来的过去的艺术的继承。
有些人知道李爽是因为她是一个极有才华的艺术家，是中国1970年代晚期传奇性前卫运动的奠基性成员。对这些人来说，我所说的这些可能会显得有点奇怪。星星（The Stars），是文化大革命之后，1979年成立的第一个现代团体。当时，印象主义是课程中最现代的章节，对于一个严格审查和压制的体系来说，这些的年轻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和变化之风是这个体系完全没有准备的。
“我们那时是捍卫艺术的战士”，她说。
取缔很快就到来了。这个团体成了靶子。李爽因为与一个法国外交官的关系而入狱两年。她1983年出狱，与那个外交官，她现在的丈夫，移居法国。
在那个年代，这个有关爱情和勇气的伟大故事是众多注意力的焦点。
在到达法国之后，李爽很受震撼。现代艺术与她想像的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流行的是后现代主义和坏画。那是一个艰深的学习曲线。
幸运的是，李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她说，她是“一个干活很慢的人”。无论怎样，她并不着急。她说，“我把美术馆吞下了。”我并不追随别人喜好的什么东西。我不过看看而已，并且没有真正在看。重要的是知道我在看的东西是不是真实的。
她看到的使她感到迷惑，但并没有使她动摇。是的，她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新趋势，但她也明白她必须要关注内心，不失去中心，不在与她、与她的故事或与她自己无关的事情中迷失自己。
她在单色北京上制作有趣的，雅致的拼贴。这些作品有许多优点。
她画画，一天六个或七个小时。
有时同时创作两幅作品。
直到她一天天发展着的想法被建立起来——一个年轻女人腰部以上的肖像，显示出微侧的脸，背靠着树，竹子，在一她最竟的作品中，背后是花。
花指示了一种献祭和庆典。它们升起来，指向天空，以花束或光圈的形式围绕着脸，排列成一行行的精致的粉红色，淡黄色，浅紫色，大胆的橙色或者火焰般的红色。北京是温暖明亮的色调。脸部画得平滑、无光，花用快速的笔触画成，搀杂着一些象闪亮的逗号一样的高光笔触，背景是掸撒的颜料或者是一种光圈效果。
就象保罗·让·杜里（Pual-Jean Toulet）所说，“把女人比作花是非常可爱的”。但这并不是李爽所要做的。她把她们并置在一起，在她们之间创造了一种关系，使她们成为一个整体。李爽忠实于她亚洲的根，用自然创造出了一种不可抵挡的平静气氛。
与此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她的家庭好几代都是基督徒。而李爽自己觉得她与基督教的关系与她和佛教的关系一样接近。因此，这些绘画所散发出的稳定的精神维度，不应过多地归因于一种特定的信仰，而应当归因于一种卓越的精神性感觉。如果一个人探寻得足够深入，那么就会发现这种精神性感觉其实是充溢在所有宗教信仰之中的。
当中国的艺术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无限制的现代性时期时，李爽的去那部作品令人惊异的与现代无关，与所有匆忙或强烈的狂热感无关。
这是因为，中国语境促进可一种绘画风格，这种绘画风格在1999-2000年达到了它的顶峰。她的艺术是在中国语境分离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这种风格决不反映她自己的经历。她的沉默已经成为她更强大的优势。
她的氛围。
但首要的是她那令人钦佩的对光的感觉。
米歇尔·汝希森是法国艺术文学批评家，也是自由撰稿人、策展人、电影导演及剧作家，撰写多部著作，其中有英法文版的《中国今日艺术》，由Flammarion出版。曾担任1995年Arles摄影艺术节艺术总监。1985年圣保罗双年展及2001年开罗双年展法国馆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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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贾娴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