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双年展的大众人气度，近几届来持续上升，于今为烈。这也许可以令主办方有成就感，但在这个“热火朝天”的现象背后，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妨展开讨论的问题。我想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倾向是可以明显感受到了：
以票房数字取代学术追求；
以策展方的主观意图取代艺术家的主体创造；
以浪漫的怀旧取代深刻的历史反思；
以奇观化取代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
以国际化的口号取代、稀释本土性。 ——顾铮
即使上海双年展展览进行到最后一天，仍挡不住热情的观展人潮，上海美术馆门口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观展的人里还有许多老人与孩子。从昨天起，这个市民口耳相传了一个月的“嘉年华会”——以“快城快客”为主题的第七届上海双年展开始撤展。
那列1978年的锈迹斑斑的火车，引来无数观众拍照留念之后，确定要挪出上海美术馆大门。
上海美术馆门口的长队让正在指挥工人们拆卸“飞机”的参展艺术家尹秀珍不由感叹：“上海喜欢艺术的人真多。”仅从观展人数这一点上来说，本届双年展的成功毋庸置疑，开展近两个月，主场馆的参观人数远远突破27万人次。
对于双年展和美术馆的负责人而言，他们必须把具有永恒真实意义的东西搜集到他们的圣殿中来，虽然这些作品又公然轻视，指责，奚落这座圣殿所象征的东西。然而，评判一个以学术前沿性，尖锐度为鲜明旗帜的艺术双年展，不谈艺术，也不谈学术，仅仅点人数的话，显然与双年展的初衷相违背。
争议之“大体量”
且不说门口那列火车头，爬满美术馆外墙的蚂蚁，直指跑马厅旧址的白马，一群人面恐龙身的雕塑，本届双年展频频用大体量来制造视觉惊奇。为什么这么大？“大也是本届双年展的亮点。”张晴说，“国家和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和发展，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现代市民所期待的视觉形式、观看方式也需要变换。这座城市在迅速膨胀，人们的欲望膨胀，野心膨胀，客观和内心都在膨胀，艺术作品，大了这么一点点又如何？”
参加过上一届上海双年展的艺术家邱黯雄含蓄地表示：“大作品可能带来视觉效果，但大绝非质量标准。艺术家需要在展览中制造醒目效果，他们会采取这个最直接的手法，但观者记住了符号而忘记了艺术家隐藏在符号后面想要表达的意思。”
曾经在国内拍卖市场上价格一路领先的艺术家岳敏君为本届双年展创作的巨大的烤漆恐龙立在黑暗狭小的空间里狞笑，让人想到杜尚把小便池放进美术馆后告诉汉斯·里希特的那句话，他的意图就是：“使审美失去信心。”
争议之“点人数”
面对艺术圈内人士的诸多非议，本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张晴反复强调自己的学术追求，对大众喜闻乐见的“嘉年华”的定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对于双年展的讨论，要在学术规范的基础上进行，不要擅用语言暴力。观看的人多，就丧失了学术性么？那么大英博物馆，纽约的ＭOＭＡ美术馆，卢浮宫每天都有观众在排队，能说那里面的展览没有学术性么？当代艺术没人看、大家看不懂就是当代艺术了吗？那些评论上海双年展是嘉年华的人，内心期待的就是一场嘉年华，对于艺术的欣赏水平，也停留在嘉年华的境界。”
特意从北京赶来参观的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却为看到那么多人进入美术馆参观颇感欣慰：“每一个美术馆人都希望看到源源不断的观众。”
争议之“名片化”
张晴认为，本届上海双年展对于上海的文化立场的塑造，公共文化事业的推进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范迪安也表示，双年展呈现出了艺术形态的多样化，主题凸现了从艺术讨论到人文关怀的提升，并与上海这个城市紧密结合，成为上海的一张鲜明的文化名片。“作为当代艺术的普及版，上海双年展展览主要从媒体上获得了大量的成功经验。”张晴说。
专门研究上海双年展行销模式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99创意园区艺术总监马琳说：“讨论双年展的成功与否，不要从艺术的方面来说。”这是传播学的成功，但媒体放大了展览却忽略了意义和追求，以及其本质的空洞。 展览体系的庞大驳杂让组织一个展览在现代越来越难以引起真正的兴趣，观看展览已经进入一个程序化的过程，双年展的方式更难以尖锐，在国内，双年展更背负着城市文化的宣传功能。双年展刚刚兴起时提出很多针对时代问题的想法已经在日趋模式化的进程中消弭，精神上的不痛不痒，决定了双年展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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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热火朝天”的背后——顾铮
让当代艺术以通俗亲切的方式接近大众，用心可嘉。但双年展毕竟负有让具实验性甚至是争议性的艺术探索与实践在双年展这个学术场域里获得实现与支持。但如果以票房为诉求终极指归，而且只以此为荣，那就有违双年展这种艺术制度的本意了。毕竟，双年展的学术追求应该获得主动的积极的保障与支持，而不是屈服于票房这个目标。
现在是所谓“强策展”时代，但如果策展方过于强势，那么艺术家还有什么可以发挥才华的空间？当我们看到那个在美术馆边上种了水稻的台湾艺术家在接受采访时说，人家只叫他种水稻于是他就种了片水稻时，不禁为那位艺术家感到悲哀，也深为同情。因为在强势的策展方面前，以上海这个“大码头”的号召力，艺术家要有所违拗，有所坚持，那就是与自己过不去。于是，心气再高的艺术家，也许也只能委屈自己的主体创造性了。水稻种了下去，收获的是什么呢？
在记忆的视觉化实践中，痛苦的记忆往往被浪漫化以至被无痛化处理，并消解对于历史的反思。今年的上海双年展中，横陈于美术馆外的那节锈迹斑斑的火车头与车厢，作为大批中国年轻人在那个时代被迫大规模迁移的象征，却是被兴师动众地做成一个圣诞节列车包厢式的空间供人瞻仰。这是以虚假浪漫的方式来掏空过去的实质内容，取代对于历史反思的记忆策略。这种以乡愁模糊是非，以浪漫混淆真假，以记忆之名实行的对于中国知青大迁移的视觉化处理，既羞辱了历史，也嘲弄了记忆。多少个家庭的分离之苦，多少青年的晦暗的现实与未来，却被化约为微型车厢中的、那被笼罩于蓝色灯光下的布娃娃的无垢的目光。这非但回避对于历史做出深入反思，更是以记忆作伪装来粉饰历史苦难！
一个大型艺术活动，要在对于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并无太大理解的国度里，吸引观众的眼球，确实是一个高难动作。但是，设想以奇观化的处理手法就可以号召观众进入，也过于简单。更令人担忧的是，以奇观化的艺术就此取代艺术对于平民日常生活的关注。那些恐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快城快客”的主题阐释，令人怀疑。那在美术馆外面的几匹白马，于“跑马厅”这段上海的殖民地记忆既无反思，也没有对于当下现实提出什么有意义的提问。当日常的、本地的、本土的现实问题以及对于这些问题的真诚的艺术对应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外的时候，也许，奇观化的装置艺术就是唯一的出路了。以空洞的奇观取代呈现具体而严峻的现实景象，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安全的？
国际化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是现实也是策略。但国际化如何能有助于本土化的艺术成长与实践，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说那些对于中国现实知之甚少，却因为牌子大也来插一脚，以不痛不痒的作品挤占了与中国当下现实息息相关的本土与本地艺术家的创造空间，那就实在无法为这样的国际化而高兴了。
我们知道中国当代艺术还有漫长的艰难路途要走，而且它也确实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同情。但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只要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不去触碰中国当代本土的、本地的现实，转而以犬儒的态度沉浸和满足于以挥金如土的方式制造当代奇观与艺术嘉年华会，那么，这样的“当代艺术”也是“当代艺术”吗？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