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摄影家的镜头下，“城市”是水泥森林，无比冷漠。以繁华都市上海为拍摄对象的周明，7幅《海上观，观上海》都是夹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残败废墟；广州在亚牛的眼里，就是一座座杂乱不堪的环形立交桥；即使是曾被评为全人类最适合居住的温哥华，在华人摄影家李群力镜头下，也是大雪后的空旷街道、无人驾驶的破旧汽车，照片里，温哥华只是冷漠的荒原。
在策展人杨小彦看来，这些冷漠就是城市背后的“真相”。
你可以在北京宋庄镇原创博览中心“艺术家俱乐部”二楼，看到这个冷漠的“城市裂缝”摄影展，参与的摄影师还包括张新民、陆元敏、顾铮、沈格非等二十多人，他们身份各不相同，有媒体的摄影记者，有学院的教授，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拍摄的对象是“冷漠的城市”。
“工人沈格非”，最幸福的时候是工棚变洞房，两个新娘随便挑。相比其他主题严肃、颜色暗淡的照片，沈格非的两组照片色彩丰富，轻灵、跳脱，有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奇异幽默。
我要当坏人
沈格非擅长归纳中心思想，他会清晰地告诉你，拼贴在他作品中的各种元素，来源于童年记忆、成年后的生活体验及对当下一些事件的感想。他的作品叙事性比较强，因为“大家喜欢通过故事接受事物”。
沈格非成长于1970年代，那时电影银幕上的人物永远只有好人、坏人两种。好人肯定会胜利，站在好人一边的沈格非也能分享到无与伦比的快感。
影响沈格非的还有他的堂哥们。虽然成长在河南开封，青春期的大男孩仍然像北京大院里的红小将们一样，穿军装，戴军帽，背军用书包，书包里还要放上一块板砖。要是被坏孩子们欺负了，他就会去找堂哥出头。
沈格非很艳羡堂哥们扎在腰间的两条皮带。一条是武装带，用来显示身份，有时还能拿出来作势比划一下；另一条是普通的扎裤子腰带，掩在武装带里面。
2008年5月，沈格非把这点玫瑰色的“文革”记忆，做成了摄影作品《五环牌兴奋剂：今天你喝了吗》。这组作品源于他在街头看到的“五千年文明只为了这一天”的宣传广告，他想：难道那一天结束了，这五千年文明就不要了？
6幅照片组成的“兴奋剂”更像连环画，讲沈格非为首的一帮坏孩子想去推销兴奋剂，但场地已经被卖艺的占了。那人正准备表演劈砖头，推销狗皮膏药。坏孩子趁机用半截砖头把卖艺的拍翻在地。
观众们看坏孩子们拍人的动作很帅，都聚过去看。坏孩子们就开始推销，观众们喝了兴奋剂后都情绪高涨，摩拳擦掌，争着去用头劈砖。最终还是孕妇生猛，获得冠军。因为太兴奋，孕妇早产，婴儿坠地，砸碎了地上的砖头，瞬间超越了母亲。大家都受到莫大的鼓舞，开始迈步下一场狂欢。
沈格非照着堂哥当年的样子来装扮坏孩子。其实沈格非家在“文革”时受迫害，他母亲至今想起那个时代仍愤恨不平。
1993年沈格非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大部分时间他还是一个好孩子。但他渐渐发现，当年被批评的坏孩子突然有了神奇的“能耐”，活得比他精彩很多。守规矩、讲礼貌也是办不成事的，耍一下流氓问题反而就能解决了。“这个世界到底是好人通行，还是坏人通行？”沈格非开始幻想自己是个“坏人”。在展出的另一组作品《身份和成分》中，他设置了“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10种情境，想象在那些角色下，自己这个男一号的滋味。“农民沈格非”，最美滋滋的时刻是进城，边洗脚边向城里人传授致富经验；“地主沈格非”是房地产商，身后的墙上贴着口号“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小夫妻俩来买房，小媳妇傍着胳膊求他打折；“右派沈格非”，可怜到只能冲着童真的小村姑耍点小心眼：小村姑可怜右派，晚上偷偷给他送来3个窝头，他以数学知识回报，没有纸笔，只好把赶猪的鞭子一头烧黑，在村姑胸前画圆周率的算法。
“我想说的就是当坏人应该多么快乐。”最近看多了贪官的报道，沈格非忍不住又幻想，某天全球通缉沈格非，因为他贪污了一千亿。
赚得盆满，抱得美人
张新民对城市的观察，跟沈格非截然不同。1950年代出生于四川省德阳县的张新民，从小对“现实”有着鲜明的感受。
1960年“饥荒”开始时，县城里定量一个成人每月9斤粮食。张新民不过8岁，饿得没办法，偷偷跑到农民的地里，把快要长熟的麦穗扯下来，一搓一吹，囫囵吞下。他清楚记得农民地里小麦、红薯、南瓜都长得好好的，并没有“自然灾害”。
1988年春，张新民去了海南岛，年底转战深圳在一家媒体当摄影记者，不久报纸停刊，张新民失业了半年。
失业让他开始思考“摄影究竟是什么”。报纸复刊后，张新民重操旧业，此时他已经开始拍摄与他共同生活在四海小区的外来工了。
四海小区在蛇口工业区，有六十多栋单身宿舍楼，一万六千多位住客大部分是在工业区内电器、服装、玩具工厂的工人。这里也是蛇口消费水平最低小区，市场里能见到的最高档水产是鲩鱼。
这里有七成住户是女工，房间里大多是两边靠墙各摆着两张上下铺铁架床，二十多平方的空间内住着6到8人。张新民去过几个女工宿舍，看见姑娘们的小圆镜上都是灰尘——她们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加班，根本没时间照镜子。
张新民曾拍到她们中午在工厂吃饭的情景，上千人都站着吃。这是工厂管理者想出的节省时间的点子。
1991年时，深圳开始出现“民工潮”，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南下民工更如过江之鲫。张新民的拍摄范围，也由四海小区的外来妹们，扩展到这场迁徙。
1997年在深圳沙井镇万丰村，张新民拍到一个年轻农民工的房间，靠墙的蚊帐上贴着一张放大的百元人民币图片，图片下边贴着一张不知从哪个画报上剪下的、只穿内衣裤的长腿美女图。张新民觉得这就是一件装置作品，直白地表露出农民工进城的梦想：赚得盆满，抱得美人。
越来越多的素材冒了出来。到1995年，张新民已经明确自己要拍摄的，就是农民离开土地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迁徙的变化过程。
张新民镜头下的过程，不仅包括农民工在城市夹缝中打拼的艰辛，也包括农民工给城市带来的某种不安定因素。1995年某天深夜，他在三亚看到一个打着“新潮健美歌舞团”幌子的脱衣舞团，门口有两个穿得很少的女孩在跳舞招徕观众。卖票的男人戴着墨镜，倚着“性欲裸体大曝光”的广告牌。张新民刚按下快门，就被那男人吼住了。这种舞团在内地城市屡见不鲜，表演的女性大多来自贫困山区。“包围城市”拍到2000年，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全面松动，大片农田被开发商拿走，建成了商住楼。在张新民看来，这一年是分界点，之前“农村包围城市”，农民急于进城；之后是城市急剧扩张，被“包围”的城市反过来吞噬乡村，农民未必想进城但又不得不进城，因为土地已经被征用，他们必须得转换身份。
“包围城市”系列照片为张新民在摄影界赢得巨大名声。他发现，原来照片的社会价值不取决于摄影师的意愿，而是取决于社会需要。
从2005年开始，张新民开始了新主题，他计划拍摄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谋生。
【编辑：叶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