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批评家年会已经开了两次了，两次我都在场，很认真地听了每位批评家的发言，也很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片段。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召开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能够参与如此盛大的批评家年会，目睹众位名家风采，内心颇觉兴奋，侈谈意见。第二届批评家年会的时候，混迹于美术圈已经一年有余，接触了不少美术圈的人与事，对这个圈子也有了一个初始的印象。不过，愧于术业不精，两届年会，我都是以一个媒体记者的身份听取诸位前辈们在年会上高谈阔论。对于批评家年会，我几乎可以算是一个局外人，然而，工作一年多以来，美术界发生了很多的纷纷扰扰的大事件，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常让我颇有所困惑，也常免不了嘟囔几句。两届批评家年会横竖是美术界的大事，但是多少显得有点挂羊头卖狗肉。
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之外的声音
文/郭赟
首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召开之时，精英荟萃，名家聚首，其盛况，已经足以写进艺术史。我以为这是中国艺术批评界的繁荣时代来临的发端，以为中国艺术批评界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大繁荣时代。似乎大家可以坐在一起，把很多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谈论、争辩、思考。然而，其实质并非如此。
批评家年会的宗旨是“致力于中国艺术批评的学术建设，促进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出美术批评新人，关注和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所谓会议，是需要解决问题才召开会议，而批评家作为一个中国美术批评界的年度会议，两年下来，虽然有讨论主题，但是从来没有说要解决什么问题，实质上也没有解决过很多问题。而批评家的发言总是在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与主题讨论无关或者关系甚小。这点上与年会的宗旨想去甚远。此外，从这一届批评家年会开始，年会评委会评选出了四个奖项：年度艺术家奖、年度青年艺术奖、年度批评家奖、年度青年批评奖（不知道年度青年艺术奖与年度青年批评奖是否应该改为年度青年艺术家奖与年度青年批评家奖），与年会提出的宗旨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批评家年会是没有学术建设的，跟艺术家的交流更加谈不上，因为批评家年会是没有艺术家参与的，所以，“促进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只是一个口号。而所设置的青年批评奖，其实并不能算是推出批评新人，因为批评新人是不需要“推出”的。
批评家年会也把一个早已有之的网站说成了年会的网站，也出了文集，在并不知道文集销量与反响的情况下，并不何时谈论批评家年会的成果。不过，年会可是每年耗费50-70万元人民币打造的年度会议，2008年的批评家年会上又有一本《批评家》杂志，不过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这些，总算是批评家年会的成果吧。
从批评家年会的组织形式来看，年会的主持由谁来做其实并不重要，而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显得尤为重要。首届批评家年会的主持是王林、殷双喜和贾方舟，这次批评家年会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第一次年会，都没有说上什么。然而第二次批评家年会却有点让人大跌眼镜。李公明的主持让我觉得似曾相识——这难道不是李咏在主持“非常6+1”吗？李公明的主持真是相当的到位，很具有娱乐精神。包括现场的批评家们也都被这种娱乐精神所感染了，陈默要插贾方舟的话的时候，说：我插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一句。王林忽然站了起来，从主持位置拿过话筒放在陈默面前说：“既然是非常重要的话，一定要用话筒，让大家都能听见。”另一次，邹跃进发言时说道“话语权”的问题，不想名牌从桌子上掉了下来，王林又一次站了起来，把邹跃进的名牌捡了起来，放在邹跃进前面，说：“话语权是一定要有名字的”。
年会最让人汗颜的恐怕非“8分钟”限时发言莫属了。按照规定，每位批评家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8分钟，工作人员会在批评家的发言达到7分钟的时候敲铃提醒，8分钟的时候强制结束，强制结束的手段是以一串刺耳的铃声打断批评家的发言。包括年会的评选机制，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机制，依然是少数人的话语暴力——那在第8分钟时敲响的铃声，就是话语暴力最好的证明。为什么每个批评家都只有这“8”分钟的权利？而一众批评家还在苦苦等候着这8分钟的到来，然后迫不及待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间宝贵啊，8分钟的权利不可轻易浪费掉。此外，为什么只能在一天之内结束这个批评家年会？如果大家有兴致一起促膝长谈三天三夜或者更长的时间，那是不是会更加好？更加有可能会产生出一些新的思想？指出更多的问题？其实彭德所提议的“几个人好好聊聊，不管三个小时也好，三天三夜也好，然后出本书，这比年会效果会好很多”是非常有道理的。
两届批评家年会虽然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但是都是小圈子里边的折腾。一方面，有很多在批评界公认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批评家或者学者没有到场，比如高名潞、栗宪庭、易英等，是由于客观原因缺席还是另有隐情？这很让人产生质疑，因为这三个人对于中国批评界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如果首届批评家年会，三人同时缺席，已经让人觉得奇怪了，而两届批评家年会这三位在批评界影响深远的“大腕”都没有到场，这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某些联想了。首届批评家年会的时候杨卫对三位的缺席给出了解释：高名潞是因为公务缠身，易英也差不多如此，而栗宪庭只说了一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到场，这个原因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想明白是什么原因。第二届批评家年会缺席的人更加多，比较具有戏剧性的是，批评家年会授予的四个奖项都无人领取，四个奖项的得主都缺席了年会。这四个人是：获得年度批评家奖的栗宪庭、获得年度青年批评奖的朱其、获得年度艺术家奖的隋建国以及获得年度青年艺术奖的张小涛。四个人无一例外缺席了这次批评家年会，栗宪庭不知道是否还是以“众所周知的原因”缺席，朱其好像是出国了，隋建国与张小涛的缺席似乎不意外，因为他们是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从缺席问题上可以看到，批评家年会根本不是一个受重视的年会，如果说年会的意义真的做到了可以影响整个中国艺术界与批评界及学术界，我想，每个批评家都会不好意思或者不堪缺席的损失的。
批评家年会开了这两年，如果说第一届批评家年会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话，那到第二届批评家年会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我不禁要问，为什么还要美术批评家年会？就好像见到双年展的时候一样，我依然想问，为什么还要双年展？上海的双年展与商界的一个普通的车展没有什么区别，而批评家年会呢？不过是冠之以批评的名义而已。
从其本质来说，这只是一个老朋友聚会的Party而已。年会上很多批评家在发言，但对于学术本身的建设，让人汗颜。为什么还要这样假惺惺地把批评家年会一年又一年地继续奢华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