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全球出现频率最多也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个字眼。刚刚结束的2008年秋拍，“损失惨重”的当代艺术部分，更是被称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而那些在去年秋拍时以令人咋舌的作品成交价成为媒体“宠儿”的艺术家们，此时又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众人数字游戏的比较对象，谁的作品价格缩水多少，谁的作品维持了拍卖的前几名?而艺术家作为话题的主角，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记者：您说金融危机给您减压，这种压力来自哪方面？
俸正杰：作品方面的，艺术家创作作品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前段时间市场那么火爆，对作品需求量的增长造成我很大压力。而我自己有本身的创作节奏，不会轻易答应。但是在拒绝的时候就造成情感或者友情方面的压力。艺术火暴的时候，稍微和你沾点关系的人都会来买画，而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要一张，都觉得你晚上少在咖啡屋坐两小时就画出来了。这对艺术家造成很多困扰。而艺术家又往往是最不会处理这些关系的，一般我都是建议去画廊。
记者：那您现在正在准备什么工作？
俸正杰：接下来的是春节后希腊的一个展览，这是２００７年就定下来的。
记者：希腊正在骚乱中，现在收到取消展览的消息吗？
俸正杰：目前还没有，我们会关注事态发展。
记者：今年大多拍卖行当代艺术都受到重创，而保利夜场依然火爆不减当年。很多人对其真实成交率表示质疑，也有人表示看到了金融危机中的一股暖流，您怎样看待金融危机对艺术的影响？
俸正杰：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有将近20年的创作过程，已经不习惯通过一个很短时间段看待一件事情。不会觉得突然好点就是好，差一点就觉得差。金融危机也许今天看很坏，但是多年后也许就是好事。每个时代都为我们提供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比如同样一座山，你走在山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一面很明媚，没有阳光的一面就很阴暗，如果你只看到阴暗，你就说山是阴暗的？或者，只看到阳光的一面就说山是阳光的？但无论你怎么看，山的阴阳两面都是客观存在。从艺术家本身来说，这个社会的变化，对人造成的影响，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感受，让你更多地认识这个社会，认识人和世界，这些也可以成为创作的能量。在艺术家眼中，没有什么不能成为财富。
当然如果从经济角度，金融危机对谁的影响都一样。但是，再差的生活比我们以前的也是强很多。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没有办法想象五、六十年代出生这帮人，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路走过来。对我们来说，身上只要有10块钱，就敢买10块钱的颜料创作。即使经济坏到以前那个时候也很正常，与做艺术没有关系。
金融危机一定是暂时的，一方面事情本身对你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你面对的时候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有可能金融危机本身影响事物往好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你面对的时候可以把它引导到好的方面发展。两者是不同的。
记者：今年拍卖市场很多以前受欢迎的艺术家作品都遭遇流拍，您担心您的作品在拍卖市场流拍吗？
俸正杰：不担心。艺术在很多方面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拍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流拍，第一反应是没有人买，基本面会觉得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是否会深入人的内心，对你造成影响，这是另外一件事。比如你在路上见到一件事情让你不舒服，但是很快这种不舒服就会忘掉。拍卖中，亲身经历的人、媒体、藏家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比如有些媒体凭着自己的理解写出来变成单向的东西，这种单向的东西对公众和当事人都形成压力，形成一种影响和舆论的氛围，这种氛围给人压力，而不是事情本身给人的影响。
记者：很多人都认为金融危机是一个契机，您会借此改变一下自己的创作风格吗？
俸正杰：我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改变。我的作品从20多年的创作来看，都有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与市场没有关系。对我自己来说，2000年开始尝试肖像系列，但是我自己觉得是在此三、四年以后才找到真正的自信。我自己觉得作品有变化，有可能这张作品人物鼻翼线条的一个幅度会让我觉得兴奋，也有可能耳垂的一个细小变化令我陶醉，但是外界看到的是“噢，又是这样一个肖像”， 因为他体会不到你在做这个事情时的快乐。所以艺术家做的东西都是很自私地在满足自己的感悟，里面有很多个人，甚至很私密的东西。就像农民锄地，你看到的都是在挖土，而实际上挖土的每一处深浅都是不同的。只有好的收藏家，会自己体会艺术家在完成作品之前的快乐。目前我对肖像的感觉还有，所以还在继续，至于它会走到哪个时候，可能其他感受更强的时候就会停止。
记者：您的作品好像都在解释某种困惑。
俸正杰：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以及这个社会变迁对人的外表和内心的影响。我们上学时比较传统，学校的教育也是比较传统的苏联的影响。而同时，学校外面又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街上大喇叭放着港台的流行文化，发廊里贴着郭富城的大招贴，这种东西和我们学校形成巨大的冲突。我那时内心还是想深刻的事物，但是年龄段上又不自觉受流行文化的吸引，内心困惑挣扎。感性上又抵制不住那种诱惑，想去看，同时又觉得那是肤浅的，不值一提的。我们那时的美院每年有一个月时间要下乡或者到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
我当时对此很怀疑，书记就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你不去体验生活怎么创作。我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待一个月就生活了？那我们剩下的11个月都在这里，这不是生活吗？他也不知怎么回答。我那时就有真实的困惑和怀疑，后来就通过解剖系列表达出来。
现在的肖像创作中也有困惑， 一开始我可能就想表达非常快速发展的社会空间给人带来的内在和外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肖像中人物外表是非常国际化的，但是内心是否已经国际化或有别的什么，我对此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作品中人物的眼睛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无法聚焦，左顾右盼，虽然我创作时没有想到用这些词语，但是这些东西的内涵在作品中都有。一面是东张西望寻找、发现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是没有定力，有迷茫和困惑。(下转p09)
展望：我感谢金融危机
记者：金融危机对您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
展望：其实有没有金融危机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不过，展览主办方的经费缩减，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展览的运输费用。比如正在筹备的维也纳国际双年展精选作品展，因为经费预算没有原来多了，所以原来他们打算运我的两件作品参展，现在就只能运那件小的作品。我也在考虑是否自费将那件大作品一起运去参展。
记者：近几个月您作品在国内画廊的销售状况是否有所变化？
展望：国内外的画廊，该卖的作品还是在卖，但是数量或者成交情况说不好。因为金融危机现在刚刚开始不久，只有过段时间才能看出来。我的作品没有受到很大影响，重要的一点是销售渠道并不是靠拍卖会，而是靠画廊。我一开始不上拍卖，藏家找我的作品很困难，而以前收藏我作品的人也轻易不愿拿出来卖。到目前为止拍卖的也就60多件。而我的收藏群体除了固定的外，有时也有变化，常常“东边不亮西边亮“，法国的没有了，可能德国某个地方又出现了，是全球性的。而且明年还有很多活动，需要大量的作品。”
记者：市场见到最多的是您的假山系列，这个系列您制作的数量多吗？一年能有多少件？
展望：假山石数量不多，一年创作十几件，首先因为技术含量太高，费工、费时。就进入市场的总数量来说，各种假山石系列大小加起来总共有40来件，更巨大假山系列（5、6米，7米）的也就4件，但不进入市场。
记者：您的假山系列有几个版数
展望：早期会有8个版的，但是非常少，现在都是4个版。另外还有一个是我自己的保留版。
因为我的作品并非模制，每一件都是手工制的原件，所以不同于传统雕塑的量化生产。
记者：在经济形式不好的情况下，很多藏家希望艺术品能够保值、升值，这种情况下您会建议藏家收藏自己哪个时期的作品？
展望：当然是假山石系列，因为只有这个是最成熟的。我不推荐自己的实验作品，因为不够成熟，过几年可能我自己就否定了。收藏艺术就像收藏古董一样要买艺术家成熟的作品，买实验作品是一种投机心理，想以后能卖个大价钱，还有一种是藏家和艺术家关系好，愿意支持这位艺术家。但是我现在不需要谁来支持我，因此在我自己感到这件作品还不成熟时，是不会向藏家推荐的。比如上海双年展的时候我尝试了佛药系列，有三个藏家都想买，但是我都没有卖。因为实验作品往往时间紧、构思的时间短，不适合收藏，除非制作已成熟了。
记者：今年当代艺术的拍卖行情都不是特别好，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成交状况完全暴露在媒体的监督下，这种情况下您还会建议藏家去拍卖会购买您的作品吗？
展望：我也会建议藏家去拍卖行买，因为很多藏家在我这已经买不到作品，需要预订以及耐心等待，我的一位藏家等作品已经有三年了，明年五月份才能拿到。这时如果有人在拍卖会出售就可以买下来。而且拍卖价格和我的一级市场价差别不会很大。因为我的作品并没有热炒的水分。你在拍卖会上买到的作品，到我这里，费了很多周折也便宜不了多少。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有次拍卖会，我的一件很小的作品，拍卖价格是我手里作品的几倍。
记者：您觉得拍卖有哪些缺憾？
展望：我以前卖作品和收藏家都有沟通，而且知道哪些作品被哪些藏家买走，我们之间有故事，为此我还将这些故事写成一本书叫《新素园石谱》。但是作品一到拍卖会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人买走的。以前我和藏家的交流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有点像古代的文人，这是我想象中的艺术品出售的理想模式。但是现在不同，过渡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把文化人的这种方式完全打乱，变成欲望的、野蛮的竞争，把人性的欲望不加任何掩饰地斗出来。问题是，人类社会是不是要把每个人潜在的所有欲望完全挖出来，或者是不是要把每个人潜在的竞争与攀比的欲望完全挖出来，这都是社会应该思索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兽性，但是必须要这样赤裸裸地展示出来吗？或者加以克制？当然，我也不否认适当真实的拍卖给艺术家带来的好处。
记者：很多艺术家并不惧怕金融危机，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您怎样看待金融危机？
展望：我挺感谢金融危机的，它给我时间，让我可以没有那么多展览，让我静心做后面的工作。年轻艺术家也一样，刚毕业就赶上经济这么好并不是好事。对年轻人来说金融危机是最大的机遇，能经历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的那种纯粹的艺术状态。如果他们能抛开经济危机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另辟蹊径，这样的年轻艺术家就有希望！金融危机也是一个分水岭，就像六四之于八五的现代艺术。我和学生聊天时就这么讲，你们要有历史观，要看到眼前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你不要再模仿中国当代艺术，也让你重新开始。
记者：也有人说金融危机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就是一次洗牌。
展望：他们看的是洗牌，我看的是整个后期的当代艺术在模仿，今年模仿去年、或前年。2000年以后的很多作品是值得怀疑的。应该思考我们是在搞设计还是在做艺术。如果搞设计，你想做产品，每年都在替换。而艺术和社会的关系必须找到最恰如其分的那个点，能凝聚当时社会信息在里面，是需要深入思考，不是今天一个展览，明天一个展览就能出来的。艺术应该是艺术家长期思索的结果。艺术家要思考或直觉判断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是热闹还是新想法？所以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无论玩世还是政治波普，都还是有意义的，他给当时社会带来新东西。但是94年之后就变成了一种跟风和模仿，接下来的是观念与装置艺术的发展，直到2000年才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