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冬天里的一把火”当代艺术周》系列访谈——漆澜
受访者：漆 澜
采访者：刘丹放
时 间：2009年1月11日
刘丹放：请漆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关于 “对应——南京•成都”当代艺术展您有什么看法？这段时间有很多这种两地交流的展览，您觉得这种展览在当前这个形势下会不会慢慢地变成一种潮流呢？
漆澜：这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你们看我写的《前言》了吗？前言里面第二段就有。我反对所谓的策略性的整合，这属于文化资源倒卖。一旦市场地域界限打开以后，很多产品就可以在不同地域进行便捷的交换。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文化在加快流通的时候，很可能就让一些东西变得普遍化而贬值，让很多本身只能在本土里面艰难追索出来一些东西的深度也没有了。还有，就是对异域性，对其它地方那种好奇感也没有了。我说得最浅显的一点，打一个比方，在我论文里面提到的“我非常反感地域文化之间的逢场作戏的虚假调情。”两个地域之间的文化进行一些交流是必要的，但各自的文化必须自己去独立创造。而且，这种交流方式并不值得普遍推广，首先必须要看这两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是否具有典型的对比和交流的意义。
刘丹放：您拿成都和南京两个地方举一个例子谈一下好吗？
漆澜：由我来主持这个展览是机缘巧合。但首先要说明的是，不管我是否主持了这个展览，我都认为，南京和成都在中国当代艺术版图中是最具有典型性格的两个城市，她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历史宿命和现代情景的近乎“相反者同一”的对应关系。因此，当朋友们让我来主持这个展览的时候，我非常乐意。我是四川人，老家在成都。另外我曾在南京求学，受到传统文人的影响比较深。这种身份和文化意识不是虚构出来的，而是切身感受——在成都，你可能是一个先天的现代主义者，到南京则会变成了一个后天的古典主义者。所以，基于这种人格的二元分离，也可以说是性格的“相反者的同一”，两边我都能够看清楚。南京和成都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我们看得出来，一个彻底的现代文化性格，一个可以说得到上是迷醉于历史的传统文人性格。于是，这个展览，对于我们自身,这可以说是一个感受历史的仪式，而对于这个时代,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现实文化生存的求证。
刘丹放：也就是说南京那边的艺术显得更文人一些，而成都这边则是市场有所介入原因？
漆澜：我是说整个南京城的宏观文化和整个成都的宏观文化。两个城市放在一起对比凸显的就是一种地域文化性格，就是一种个性。这种个性差异是既往历史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将来命运的原因。南京从“85新潮”以来，它产生了一些非常有历史积累性的东西。但是它在现代文化进程中却没有形成一种突破性的现实策略和高度兴奋的实践，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追问的问题。
我艺术启蒙的时候，喜欢看两本杂志，一本是《钟山》、一本是《江苏画刊》，这两本书对我来说是现代主义的启蒙。这两本杂志产生在南京。但是，南京到现在基本上还是被传统文人的思维模式、审美趣味所笼罩，文化性格比较温驯，比较慵懒，比较暧昧，追求一种神秘、有历史纵深感的东西，而对现代文化相对迟钝甚至拒绝。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面有地缘文化性格和历史宿命的原因。
成都先天文化性格就很乐观开朗。成都的确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天堂，而南京是历史主义梦游的乐园。这两个城市放在一起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对比之后我们发现，从批判，从检讨的角度来看，南京缺少一种勇猛和果敢，缺乏现代的进取心，缺乏现代进取的方法和策略。而成都不缺乏这些东西，但又相对缺乏教养，我们很多人都是暴露狂，我们相对南京是缺乏文化涵养的。
刘丹放：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文化底蕴里面所含有的东西具有特殊内涵的原因。
漆澜：对。相比较起来，就是我们有敏感，缺乏深刻；我们有叛逆的性格，缺乏教养；我们有现代的锐气，但缺乏沉稳、稳重。如果两个极端，我们都能具备，的确就是真正的伟大。所以，这两个城市的当代艺术放在一起对比，我在想，其实这两种东西构筑了一种文化张力，借助这个张力，我们可以实现一种开放的文化追求，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平面区间的扩张和流动，更需要一种历史纵向的延伸。如果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是现代主义，相反者的统一，相反力量的聚合就是最好的现代主义。如果能把南京和成都的精神、文化性格聚合在一起，那是怎样伟大的现代主义啊。
刘丹放：“对应——南京•成都”当代艺术展这个交流展很有意义。
漆澜：很有意思。当然要完成这种“相反的同一”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了解历史比了解现实更有难度，但只有了解了历史才有信心和力量去把握现实。
刘丹放：请您谈一下，在当今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展览都在慢慢地变少。但是成都地区依然还很活跃，展览、活动很多。蓝顶新艺术区有一个二号坡地，和新的展览馆出来。您觉得在成都地区，这样的艺术活动依然活跃，而且增加了一些新的艺术机构、艺术村给艺术家进行创作。是不是意味着成都的当代艺术会越来越发展壮大？
漆澜：你看见了成都活跃，那是因为你在成都——文化认同或许是群体的事情，但艺术创作永远是个人的事情。艺术个性，乃至地缘文化性格是历史逻辑的生动的、自然的流露，而不是被策略化的策划、安排出来的。集体策略往往都是暂时的，如果是天才，最后都会从集体策略中突围。也可能就是因为一个波德莱尔、一个萨特而成全了法国那个时代的文化意义——我们今天记住了他们的思想和灵感表达，但已经淡忘了那个时代也同样存在的经济危机等等问题。最近来说，寒冷嘛，即使是刺猬也可能向往抱在一堆而不怕彼此身上的刺。到了春天之后，大家都温暖了，就再走开各干各的。我希望成都的艺术家还要走得更远而不要抱团，越远越好——反对和自反的文化性格最重要。
刘丹放：您觉得在今天这个人们的心理容易浮躁的时代，当代艺术在其发展过程当中，成都这边地区的活跃性、先锋性还能够继续保持吗？
漆澜：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他们身上的确有很多可贵的东西。比如那种很鲜活、很有个性价值的东西。从“85”以来，尤其是在绘画这一块，他们颠覆了以前的两种视觉权威：第一，是近一百年以来的海派视觉，坊间文化这一类的东西。他们不是否定了这些东西，而是基本上没有受影响。第二，它受行政的，意识形态的美术辐射还比较轻微，较早就自觉拒绝和对抗这种趣味，所以艺术情感相对来说还比较纯洁、纯粹。但是，面对今天像商业这样无孔不入的“权威”，我希望他们同样具有免疫力。
刘丹放：您觉得成都这边的艺术家在价值取向上容易产生哪些偏差？
漆澜：可能是历史情感的深度不太够。另外一种偏差，他们往往把艺术当成一种暴露的渠道，而不是一种秘密的渠道。
刘丹放：我们都知道艺术是内心的想法的一种外化，为什么您认为艺术需要秘密？
漆澜：你不喜欢秘密吗？连科学家都喜欢追究秘密，更何况艺术家！艺术更多的是秘密，通过它的秘密来吸引你，通过所设定的暗码让你去解读——真正的乐趣就在这里面。通过隐藏来让你体会发现所带来的惊喜就是艺术的智慧。如果艺术有答案，那就是隐藏答案，而不是公布答案。我觉得四川的绘画，很多的美学趣味就过多地倾向于暴露，缺乏一种叙事的策略，缺乏一种视觉和情感的深度，对图像形态的研究也比较肤浅。这一点不太好讲，可能讲出来要得罪人——有一些雷同化的迹象，包括在叙事方法上，风格上。
刘丹放：你的意思是说，比如像四川美术学院那边很多年轻艺术家都是在画卡通一类的作品，而成都这边好多都跟风，画卡通之类的形象，以及年轻人跟着何多苓、周春芽的风格走，是这个意思吗？
漆澜：我觉得类型是艺术海洋的珊瑚礁。真正的猛士，永远都不仅仅是拒绝别人，还要敢于拒绝自己，拒绝自身的习惯，拒绝自己的惰性，拒绝自己以前的闭合、偏执，不断的地拒绝，不断地否定，通过自反和反对达到真正的“自我的自由”。一个人最大的自由，不是赢得别人的认可或者外界的接受，而是赢得主体的自觉和自由，自我才是自己的自由。苏格拉底说，“做自己的主人”——太困难了。
刘丹放：也就是成都的艺术家需要更多的寻找自我，然后才能找到艺术上真正的独立性。
漆澜：也许到现在，我们以前出于真诚的表现愿望而假想的那些“敌人”，已经随着经济、文化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消失了。比如在“85”时期想象的一些现实问题，虚构的现代情景，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改变。而我们想象的这些假想敌是不是那么高贵？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跟他战斗？我觉得都还必须要论证。真正能够成就一个天才的，不仅仅是自身的素质条件，成就一番丰功伟业的往往是他的对手——想象有一个高贵的对手，这个对手人是老师，是把他导向胜利之路，导向丰功伟绩的伟人——我们现在缺乏这样一个高贵的对手。
刘丹放：有句话说的好，叫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意思就是借伟大人物的经验和成果来实现自己的成功。
漆澜：不是站在他肩膀上——哪有那么温情脉脉？是和他交手、作战！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跟尼采，跟萨特，跟海德格尔，跟德国新表现主义，我们敢跟他们PK了。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就有希望了。如果我们还在描摹他的影子，活在他们给予我们的一种情境、情绪当中，还在以他们为依据来展开我们的想象，我们可能永远只能是屋檐下面盖房子。所以我在想，这个假想敌非常厉害，我们必须要寻找这个高贵的敌人。这个敌人也可能是一种哲学命题、美学命题，或者就是一种新的历史观。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四川需要这样，乃至全国的当代艺术也需要这样。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高贵的敌人的话，我们只能是散兵游勇，只能是别动队，这种部队是绝对创造不出历史的。
刘丹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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