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流行说“状态”，尤其画画的人重视状态，画画的人当中又以教书一群更加强调这种说法。状态究竟是什么东西？也许是一种感觉到的，冥冥之中想要抓住或被它牵着走，还甚觉舒服的那么一种境界吧。我属于那种总是在寻找状态，渴望进入某种佳境的人。画到这种程度像是被悬在半空上下够不着，总是在犹豫，在怀疑。现代水墨的困惑同样束缚了我的想象力，像走进一面无形的大网，伸展不开手脚。调整状态成为我近两年的主要内容。
如果将色彩溶入水墨画，墨与色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传统的色彩经验，随类赋彩的程式又过于概念化，缺乏想象力，容易使人陷入客观的真实而忽视创造力。我总是在尝试着“墨不碍色，色不碍墨”这一类传统中的信条，将墨、色一视同仁，墨有墨的作用，色有色的作用，使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力图出现新的绘画样式。但中国画的材料始终受到局限，生宣纸承受不住太多的色彩重压，中国画色彩颜料缺乏创新，材料成为中国画面临的一大障碍。什么样式的色彩能与水墨和谐？水墨语言与色彩语言如何和谐？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突围？痛苦和压抑使我难以走出泥泞。
给我带来大转折的是前几年到陕北写生。天空蓝得近乎纯净，空气透明得一望无际，收获后的玉米地不时飘出一团团朴素的香气，塬连着塬，川道弯弯曲曲向远方伸展。真恨白天太短，有画不完的东西，人、牲畜、家禽、石头、树，都很有画头儿，每次下乡都能画上两三本速写。
这几年我的创作里越来越多出现的色彩，应该说是感受造化之功，感受这黄土地给我的视觉经验。尤其是陕北农民画，设色之大胆，造型之夸张，想象力之丰富，给我以丰富的启迪，不能不佩服农民画家的智慧。
对陕北的山川、人物、农民画以及民歌的浓厚兴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导着我的创作。每次从陕北写生归来都陷入浓浓的乡情里，久久不能摆脱。心在陕北的山川风情之间，创作的激情不断涌动，画了大量的草图、小稿子，比通常的效率高了几倍。如果说这是一种状态，那么陕北给了我灵感，给了我创作的动力，使我产生了一种无法遏止的创作冲动。
我在研究了多年色彩之后，现在来审视水墨语言给当代画家的启示，对水墨有了新的认识。水墨作为中国画主要的造型手段，有它自身的生命力，并不是抽象地去理解水墨作为传统语境的局限性，而是以现代人的审美特质去发现水墨画新的表现功能。在我的水墨画里边，基本上抽出了纯客观生活情节的描述，转向水墨形式表现的追求，利用长锋毛笔的特点，夸张地运用硬毫表现出像铁线一般的线条。这种坚硬、挺拔的中锋线条有着刀刻的味道，线与线之间构成画面大的间架结构，形成了支撑画面的骨骼。以浓、淡、干、湿的宽大笔触形成诸多墨块，穿插在线条之间，利用墨色的韵律造成画面整个大的节奏。有时泼墨，找出大趋势，有时千笔交叉、叠落形成一种肌理，让墨色的干湿变化，笔触运动去形成水墨语言上的共鸣，让整个画面明亮起来。焦墨与淡墨形成强烈对照，强壮的富有节奏的线条，依靠自身的粗细、快慢、虚实构成画面的主要重色，去和淡墨、肌理形成巨大的对比，共同构筑水墨语言的恢宏气势。将画面上人物、动物和墨及空白以平等的地位去处理绘画空间的关系，放弃自然空间、时间的模仿，追求塑造带有个性化的绘画空间。根据画面的适合原则去安排，有时更多地是刻画玉米、高粱的形象，人物成为背景，这时候自然空间里人物和情节已经淡化和变得不重要，而绘画空间里，作为造型符号各部分物象的和谐和均衡成为主题。在我的作品里，画面的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表现力，有各自的功能，没有主次位置，一切从画面的需要出发。画什么并不重要，而怎么画才是重要的。
创作过程中追求纯水墨语言的表达，线与墨、浓与淡、虚与实，粗、重、强、弱、成为构成绘画的主要语言，通过造型手段、笔触得到一种和谐，传达给观众更多的是水墨形式语言的视觉含量，从中欣赏的是水墨自身的魅力，得到水墨之间精神上的享受。这是当代人对现代水墨语言的审美要求——把水墨艺术从社会赋予她的各种附属的目的中解放出来，回归艺术精神的本质，回归水墨艺术的本体。
无论重彩或水墨都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