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bylle Bergemann摄影作品《无题》（1984）
Hermann Glckner的雕塑作品
Hans Grundig《致法西斯的受难者》（1947）
柏林墙推倒20周年之际，洛杉矶国立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的展览，展出了1945至1989年间120个东德和西德艺术家创作的超过300件雕塑、绘画、摄影、影像作品，展览尽力模糊艺术家在两地区域上的差别，将东德和西德的艺术家融合在一起，这种并置也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融洽。
1 拒绝“社会性短视”
东德艺术在柏林墙倒掉之后似乎就戛然而止了。
二十年来，即便是那些年纪大到足以记得德国曾经分裂过的人们，也始终看不起东德所孕育出的文化，在他们的口吻中有一种报复性的暗示，就好像文化和共产主义是两样相互排斥的东西。最近一期德国周刊《时代报》的一篇文章称这种现象为“社会性短视”，文章对位于哈勒的莫里兹堡博物馆在收藏东德艺术家作品这件事上的偷工减料表示了哀叹，而该馆的东德艺术品收藏在全德国是数一数二的。作者担心德国重新统一后德国人对历史的判断和修订太过草率。似乎大家一致认为东德艺术应该与整个时代一起被忘记。
现在，人们需要到6000英里以外的地方，才能找到同时支持柏林墙两侧战后艺术的观点。洛杉矶国立艺术博物馆不久之前举办了名为“两个德国的艺术——冷战文化”的展览，融合了两德艺术家的作品，并尽力模糊艺术家区域上的差别。本次展览由洛杉矶博物馆的资深策展人Stephanie Barron以及来自柏林的Eckhart Gillen组织，共展出创作于1945至1989年间的超过300件的雕塑、绘画、摄影、影像作品。
展览将在春天来临的时候赶赴德国纽伦堡和柏林进行展出。不过，现在，在加州明媚的阳光和摇曳的棕榈树之间观赏这些或令人陶醉、或让人痛苦、或引人悲哀的德国艺术也别有一番趣味，或者，这样的环境会让作品主题更加明晰地凸显出来。
2 关于东德艺术的新发现
这次展览为大家展现的情形，正如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西德艺术在战后空前繁荣起来，Joseph Beuys, George Baselitz, Anselm Kiefer 以及 Gerhard Richter这些艺术明星，在上世纪70年代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并为德国文化获得海外声望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然而，事情的真相总比人们的印象要来得复杂，东德艺术也有其丰富的内涵和内容。
这次展览向人们介绍了一些完全陌生的东德艺术家，其中，Hermann Glckner是一个大发现，这个构成主义的雕塑家的作品即使对于德国人来说也是首次露面。1987年以98岁高龄仙逝的Glckner一辈子都生活在东部地区——从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时期到社会主义时期。他为自己制作了一批精制的小雕塑：精美的构成主义即席创作，遭禁止的现代派护身符，由折叠、扭曲、捆在一起的废弃火柴盒、切碎的肥皂盒、易拉罐、木块和报纸制成。Glckner的雕塑混合了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和深沉的谦卑，在家常用品和纯粹的抽象艺术品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这是私人的反抗行为，也是一道普鲁斯特式的甜点，将东德常见的零零碎碎充满爱意地融合在一起，这些作品完全可以与高墙那边自命不凡的抽象艺术匹敌。
同时，Metselaar-Berthold女士记录了杂乱的波希米亚生活（人们以往普遍认为这在当时的东德地区是不存在的），她的作品中充斥着上身裸露的女人和下身裸露的男人。德累斯顿的“自动穿孔”社团在摄影机前进行了数小时杂乱无章的表演，艺术家朗读关于“自我死亡”的文本，用棍子戳鸽子的尸体，拿绷带把脑袋裹起来。
不论这些行为意义何在，它们和西德的行为艺术类似。这些作品证实了两个德国并不总是大相径庭，否定了所谓“东西有别”的草率判断。这个展览并没有断言东德是秘密实验的温床，或者很多那里的艺术作品都是伟大的。但展览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真相及其复杂性，在政治背景下客观呈现柏林墙两边的战后艺术。
3 直面共同的历史
从战争末期开始，德国艺术家的作品几乎没有一件不是逃避或直面历史的，而这是两德共同经历的历史。Glckner开始做这些零碎的小东西时还是1950年代晚期，1964年，当法兰克福审判开庭，关于奥茨威辛集中营的审判将令人痛苦的、隐秘的大屠杀细节昭示天下——这在凯特·温斯莱特的电影《朗读者》中有部分呈现——对于过去的回避和拒斥变成了不可能。
Richard Peter Sr.早在1940年代就拍摄了一系列德累斯顿的尸体和废墟。Hans Grundig在1947年画的《致法西斯的受难者》直接揭示了大屠杀的真相，作者本人曾在集中营中度过艰难岁月，而这部作品也是在集中营内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暴行的早期证据。
Ursula Arnold和Arno Fischer等摄影家在街道上捕捉社会主义的景象，他们的一针见血让东德政府感到困扰。三十年后，Maria Sewcz, Gundula Schulze Eldowy, Barbara Metselaar-Berthold和Sibylle Bergemann——全部都是女性摄影家——通过各种其他方式参与到对于东德政府的“新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呈现中来。就像Glckner的作品一样，它们中的大部分对于我们都是一项新的发现。特别要提及的是Schulze Eldowy，一个德国地下出版时代的Diane Arbus，拍摄了一个叫做Lothar的邮差在街上穿着他的制服，然后又拍了一张——这显然是Lothar的主意——他光着身子坐在房间里放满了酒瓶子的架子下面，佝偻着身子，皮包骨头，面无表情。分别拍摄于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的两张图片，表现了铁幕政治下平凡人的双重绝望。而西德政府所谓的“西方的奇迹”也由Emil Schumacher的抽象画表现了出来，画作中阴冷的山洞中黯淡的光线和斑斑残迹，跟欧美其他地区的作品很类似，这也正是当时的西方社会总体心境的表白。
当Richter先生画下他穿纳粹制服的叔叔Rudi，他正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德国年轻人都有一个Rudi叔叔。这些艺术作品渐渐发展为新表现主义，它们被打包卖给了欧美国家。大部分的新表现主义者——西德的Baselitz、Anselm Kiefer及众多东德不知名的艺术家——带着无法摆脱的紧张和压力回顾断裂的历史，关照薄如蝉翼的当下。
最后一间屋子里，摆放着Richter, Rosemarie Trockel, Isa Genzken等人第一流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容许它们在任何主流美术馆里占有一席之地。它们静静地躺在展厅里，也昭示着本次展览的主题，德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对于过去的探索和反思也属于20世纪人类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