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鼠首兔首拍卖事件”的“大戏”——很大程度上这是众多媒体不断进行“意义放大”的结果——已经演了一半，作为观众我也来说一点浅见。
国内有人要求法国那收藏家乃至佳士得拍卖行把这两件文物归还中国，因为这是一些法国人早年抢去的，是不正义的，这种很大程度上出自道德义愤的诉求进入实际的法律论争阶段，不仅没能在巴黎法院获得胜诉，更遭遇到上任文物持有人——皮埃尔·贝尔热讽刺性的 “道德勒索”，他说让达赖回西藏就可以把铜兽首归还给中国。如果说很多国内媒体的“道德勒索”出自爱国义愤，那贝尔热的这番话纯粹是玩弄词藻的“政治勒索”，而佳士得拍卖公司说要“通过拍卖促进中国文物回流”，则是精细的商业算计下的虚伪。
这里最大的问题，很多国人还不懂法律上的规则，而是习惯从“历史受害者”的角色出发进行控诉，如此，指责今天的一个或某些具体的法国人（以后可能还有“日本人”、“美国人”等等）要为一百五十年前的某个无名先辈的罪责进行赔偿或道歉，这常常让自己反倒显得有点无赖。
追溯鼠首兔首的流传过程困难重重，要证明它们最初怎么流失出去的就是个难题，也许最早是八国联军里的法国某兵丁抢去的，但也有可能是他在北京的文物贩子那里买来的——当时混乱时候国人乘乱盗抢的事也有历史文献记录。而且根据现在的国际法一般规则，经过150年以后，追溯上去也没有法律效力，因此打官司本身的有效性就非常值得怀疑。
但是打这次官司的一大好处是让这个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浮现出来，至少让很多人了解了当年的是非曲直，并给那些从这种就算不是非法但也非正义的交易中得到好处的人以“道德压力”，我觉得这是好事。但同时，律师团的个别律师和部分媒体没有把握好度，有些人还说出非常冲动乃至愚蠢的话，这就让事件越来越朝闹剧方向发展。比如有人从起诉失败就开始指责“法国人不道德”、“法国政府不负责”（问题是按照法国宪法法国政府是否有权干涉司法乃至私人经济事务）一类的话题，让这件事的意义膨胀到无边无际，把原本合理的“道德压力”也变成了某种“道德勒索”。
即使现在有个华人藏家买这两件东西，他也有不捐赠而转卖的自由。可是现在满城风雨，“道德勒索”之下估计不捐的话要被骂个半死呢。
【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