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后半期末到90年代，最受世人瞩目的一位摄影家无疑当首推南·戈尔丁了。1986年出版的《性依存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描绘了她本人和朋友们与性有关的日常生活，由于它的表现过于露骨，评论界对此褒贬不一，毁誉参半。除了通过图书和展览会发表作品外，她还以幻灯片放映的形式展示充满生活实感的照片。由多达约800幅作品和配乐组成的幻灯片演示会，她每次都要根据放映的场所和受众改变相应的内容。1993年9 月，堪称现代“讲故事高手”的南·戈尔丁首次来日本举行幻灯片演示会，笔者趁机对她进行了采访。
——听说您目前住在柏林，是这样吗？
“确是如此。我在柏林住了差不多一年半。由于得到德国政府的赞助，接受德国学术交流协会（DAAD）颁发的学术研究奖金，这次出版的摄影集《另一个侧面》（The other Side）也由他们负担了一部分印刷费。除此以外，我目前正在柏林为两部图书进行案头准备。其中一部摄影集,拍的只是空荡荡的房间。譬如饭店、公寓、酒吧和父母亲的家等。预定把一位德国诗人朋友的诗作附刊在里面，9月份可以出版了。还有一部则是同我25年来的老友、摄影家戴维·阿姆斯特朗共同合作的，计划把它搞成题为《双重生活》（Double Lives）的摄影集。由于共同的朋友很多，所以他和我是以同样的人物为对象来进行拍摄的，不过他拍的是那种类似桑德（1）抓拍风格的肖像。两者摆在一起看，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很有意思吧。
——处女作《性依存叙事曲》受到高度的评价，使您在短时期内一举成名，这对于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起码使艺术界里我所尊敬的理查德·塞拉（2）等艺术家知道了我的存在，真让人开心。耐人寻味的，是男性摄影家的反应。他们好像从我身上感受到威胁似的。我把摄影中的清规戒律给彻底打破了。在《性依存叙事曲》中露过面的朋友大多患艾滋病死了。剩下我们这些人变得更亲密无间了。对于发表照片一事，朋友们事先都向我作了承诺的。然而，等到影集一出版，自己的私生活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了，他们还是感到茫然失措了。时光的流逝治愈了一切创伤，如今嘛，什么问题都不复存在了。我想这是因为，我的摄影特色就在于使被摄对象因被摄入照片而找到自身的价值。”
“摄影集《另一个侧面》，是为了向那些充当过模特儿的朋友表示敬意而创作的。我想，要是能让易性癖者和性倒错者从这些影像中找到一种自我认同感，那该有多棒，可惜……。在纽约，有一所专供十来岁男女同性恋者就读的学校，我也曾去那里授过课。当我把这部摄影集拿出来时，他们真是兴奋极了。我有很多男同性恋的友人。但在他们的青春时代，无论图书还是电视节目，反映自己状况的一点都没有。让人们从文化当中找见自身的影子，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1996年，有过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计划，那就是以日记的形式对《性依存叙事曲》时期生活作进一步的总结（见霍伊托尼美术馆举办的南·戈尔丁个展图录）。1986年《性依存叙事曲》出版后，我在1988年有5个月住进了戒毒所。原因就是遭到了男友的强暴。那个时期，处境相当悲惨。是的，从那张照片上可以看出来，两只眼睛都肿得充血了。拍照也就成了一种救助的行为。从那时以来，我没有同他见过面。克服毒瘾后的生活可就大有起色了。”
——能谈谈您是怎么走上摄影道路的吗？
“听说过萨玛·希尔这个名字吗？我当年读的就是像萨玛·希尔那样自由自在的学校。那里从来不上课。只要领取宝丽莱一次成像照相机和胶卷，就可以动手拍照了。那会儿，我大约是15岁。如今在一起共同创作摄影集的他，曾是我最早拍摄的对象。对我而言，摄影从一开始就是恢复自信心的手段。艺术家嘛，难免多愁善感，神经很脆弱吧。为了维护正气，为了建立自信，为了保持心理平衡，我可是一直在埋头搞创作。胆怯的心理刚一抬头，我就拿起照相机来拍照。这么一来，好像什么都不要紧了，想想都有点儿后怕。”
“我开始染上毒瘾，大概是在18岁左右。这么一来，把自己给管住了，同时也有勇气跟别人打交导了。要知道，我生来就是一个腼腆害羞的人。在当时的纽约，吸毒居然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至今日，那股风潮总算烟消云散了。但亚洲的现状又如何呢？欧洲的状况与那个时期很相似，我指的是10年前的纽约。”
“我一度沉溺于酒精难以自拔，同时又与毒品结下不解之缘。现在，早已是滴酒不沾了。环顾全球，这完全是长期寄生于如此一种社会的恶果。所以，从今往后，我更向往过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纵然缺乏戏剧色彩、却也是有深度的生活。”
——我一向把您的摄影同戴安娜·阿巴斯的作品对照着来考察。她到最后深陷于内心创伤而不能自拔。您似乎是很有自制力的。
确是如此。我是这么想来着，阿巴斯是有一种天赋，她能够深入精神病领域而几乎同每个人形成心灵共振。对于她这个人，我有着入木三分的理解。我以为，阿巴斯是一位天才。对她而言，横亘于自身与被摄对象之间的距离是不存在的。我认为，这一点对她又是必不可少的。她生怕让别人窥见自己的真面目，总希望披上别的什么人的肌肤。所以，每次面对被摄对象，就要想方设法把对方的肌肤给披上去。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她成为一位伟大的摄影家。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觉得，这样活法未免也太累人了。她与被摄对象之间的互动式共鸣，是我在欣羡之余极愿模仿效法的。但与此同时，我又摆脱不了强烈的生存欲望。”
在被问及“人生中什么东西最可宝贵”的时候，南·戈尔丁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朋友。”人们期待着她进入成熟期后的下一部新作。
【编辑：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