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艺术家总要把自己推到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希望靠勇气和胆识，令他们和他们的艺术，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艺术需要捆绑或远离现实意义吗？有没有我们的艺术家能与之为伍的、比较和蔼可亲一点的现实？
传说，在我去过的一处艺术场所的水泥地下，埋着一位已被绳之以法的罪犯的骨灰。该犯罪行严重，社会舆论猛烈，连家属都不敢领回骨灰安葬。一位艺术家出于某种构想，远赴死者在西南的家乡，联系相关人士，征得亲属同意带走部分骨灰，承诺带死者去生前想去而没有到过的上海。这些骨灰最后放入了上海某艺术中心的地下，封上水泥，上面不留任何痕迹，任人照常使用。巧的是那里旁边的街名，正是死者家乡地名。
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死人，他生前的某项愿望，比如想去某大城市，以及身后葬到哪里等，对于大数人来讲，根本无足轻重。何况，他已被执行，权利已被剥夺，一切意愿似乎理当无从实现。但是，那位艺术家是敏感的，敏感到这里或有缺憾，有某处软肋。他不像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安提戈涅还是被宣判为叛徒的死者吕涅刻斯的妹妹。埋葬亡故亲人，入土为安，说是出于神律，更是我们人类对自己生死的尊重。剧中国王克瑞翁代表城邦和社会秩序，死者是他口中国家和法律的敌人，但安提戈涅要尽亲人义务，埋葬哥哥吕涅刻斯之举，仍是希腊城邦伦理风俗的基础。我们常讲某人犯下滔天罪行，丧失人性，但又如何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也让自己跟在屁股后丢弃人性呢？
如果制度在这里显得生硬，那要经受考验的则是人们自己。对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者，司法已做结论，但关于他身后权利的问题，没有被剥夺权利的人们，却可以继续讨论。那不仅关系死者，亦是有关于我们。有如那出著名的希腊悲剧，艺术家想以一种颇为艺术的方法，微妙地碰触禁忌，将提醒的触角探出。
这只是一个传说，谜一样的事实，让那个艺术家通过流言和传闻，真的打开了讨论的场域吗？或者，这只是我虚拟故事，要来跟你讨论。如若你过度敏感和脆弱，把我拒绝或禁止了，那么这种提醒的艺术，连带它的问题，将只好埋于地下，成为某一个人的心事，某一个人的姿态……丹阳老太太，名叫王小六，住在一所破旧的小屋里，前后抚养过100 多名身患残疾被遗弃的孤儿。金锋的创作是由他出资，让王老太太置换上新的居家用品，他买下王小六家的全部破旧家什，用于“存档”和展出。他将那些旧东西，与王老太太及三位现在仍跟她一起生活的当年弃婴，如同标志时代文明的文物一样，装入博物馆式的陈列柜，在北京陈列展出。这件创作应该是因为手法奇特，引来不少报道和网上关注。贫困、道德和尊严，这些随处可以看到的词汇和标签，在这个《为老太王小六存档》的作品面前，含意变得吊诡，它们有了不同的分量。这作品或许不锋利，但它是社会小人物的哀愁、宿命和不卑不亢，可能因此颇得人气。
实验艺术家总要把自己推到一个岌岌可危的位置，希望靠勇气和胆识，令他们和他们的艺术，从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他们中的多数，往往只和自己人玩游戏，乖乖地“人多的地方不去”。这样，不用多久就一定无聊起来，变得麻木，那就让人悲哀了。金锋曾在一篇博文中说：“当代艺术语言不在公众话语的真正语境之中。”直面这个问题本身，是金锋的机警，是他对被西方化、体制化了的当代艺术的警醒。要讲是什么阻碍艺术家们敏感于世事、阻碍他们直抒胸臆，有时就是他们自己。当然，这点还是仅就诚恳的人而言，捣浆糊的，想捞暴利的，就不用说了。
人多的地方要不要去？对于艺术家，这大概已关系到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如果就艺术论艺术呢？上周我去了非艺术中心，云里雾里地看一位来自德国的香港籍艺术家作品。他的当代艺术很标准，很学院，还真弄了不少云在展出现场，在他展出的照片里。我以为理想的一面是，艺术家不必给出答案，但有些事和情感，摆在眼前，其中的部分意思已跃然而出，或昭然若揭了。但是那天，或许要明白他的艺术在做什么，需要了解更多背景；或者根本就得先信奉才有效，像是某种高级谜语？它们像些散片，晦涩地与一些事物或自身相互间关联着，猜想下，多半离不开国际政治、文明冲突、历史和个人记忆等的“时尚课题”。然而，在那些关联确实扎实地建立起来之前，一切竟都只是子虚乌有，过眼烟云。艺术当然可以是一个人认认真真的玩物和玄虚。
艺术想要离开意义吗？如果这总是困扰我，有没有另一种比较和蔼可亲一点的现实，我们的艺术家能与之为伍？那个周末，我看到莫干山路的一家画廊里，艺术家正与有钱人和漂亮女孩为伍，谈论他们制作精美的摄影。在另一家画廊的一个展览开幕式上，一位英国来的中年女艺术家用毛笔，画了不少中国的菜蔬瓜果。聊天时，我提到齐白石，她讲到意大利以前也有谁谁谁，她的意思似乎世界本来也是一回事，都要画这些的。那种世界观是，世界其实就在青菜苹果里，种种的现实或问题，也都是青菜苹果里的现实和问题。这样一想，我至少可以轻松下来，喝口茶，看外面万家灯火已经点亮。
作者为艺术评论家
【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