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溟和张彪十几年前在美术学院读书时就是同学，大学毕业之后，向溟带着艺术的梦想漂流海外，张彪则经由地方重回美术学院任教，各自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探索艺术真谛，直到2006年随着向溟的归国，两位老朋友的艺术探索才又重有交叠。或许远渡重洋的游学和潜归故里的沉思对于心灵的塑造有着同样的功效，一个是远观比较，一个是反视内省，两个老朋友重聚后竟毫无隔阂地共同选择了重回艺术“原点”。向溟的远观使他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危机更加敏感，张彪的内省则使自己对个体精神在这个进程中的危机更有判断。可以说，两个人在艺术上的思考，恰恰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民族文化重建和个体精神缺失。
集中反映了两位画家对当代艺术反思的标志，是重复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那个被他们称之为“蠪螜”的神秘生物。这个“蠪螜”，是张彪和于向溟在一起思考当代艺术面临的危机时，从《山海经》中获得的灵感。《山海经》中，“蠪” 和“螜”是两种不同的神奇虫子，两位画家融合两种虫子的生物特点，赋予它飞与天、钻于地的神奇本领，亦善亦邪的特性。在两位画家那里，这个多变的神奇生物，其实正是可塑的人性的象征，它是讴歌的对象，也是被批判的对象，它需要拯救，也可以施予。
当然，既然是一个符号，它就必然要依存于某种可信的意义。“蠪螜”这个符号的意义，便依附于两位画家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的严肃思考。
如果我们将于向溟的“四重山”系列作品连在一起阅读的话，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艺术家在作品中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怎样惊心动魄的信息：《暗城》组画中，突兀的烟囱喷薄出遮天蔽日的浓烟，烟雾与大地浑融的黑色，不单单遮掩了日月光明，也遮掩了寸步可及的邻里，孤独、压抑等情感紧紧地袭扰在我们心头。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揭露工业文明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的危害，而是近乎于对伴随工业文明的生存方式的批判了。所以，在随后的《焚天》中，黄色的浓烟遮天蔽日，坚硬、冰冷的烟囱林立，一个孤独的身影隐现其间，画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便在如此的并列中展现，而焦虑、不安的情绪充溢画面，构成了作者思考的主题。随之的《焚心》组画，以蓝色为基调，点缀上凄厉的鲜红，以成片的死鱼和沉静的天鹅为对比，使冷艳之美触目惊心。显然，前两组创作揭示了现实的某种状态，似乎秉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而后者则超越了现实，以浪漫主义的方式揭示了现实的必然结果。在对工业文明的生产、生存方式进行直接地批判之后，画家仍然意犹未尽，在《新城校尉》组画中，分别描绘了虚构的凶杀现场与逮捕凶犯的场面，似乎在继续警示我们面临的危机。当然，如果画家的思索停步于此，那也不过是延续了中国画家批判的传统，在美学上并没有什么新的意义。完成了这一系列组画在美学上的升华的，是《迫近》与《新城童谣》组画。不同前面几组作品的批判色彩，《迫近》与《新城童谣》中隐含的意味更加晦涩。《迫近》以令人窒息的黑色衬托出一群如胎儿般的“蠪螜”，令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迫近我们的“蠪螜”，它带来的是光明还是毁灭？画家没有做出明示，只是在《新城童谣》中以剧烈的爆发为总结，而这爆发我们也弄不清楚是涤荡旧尘的骤雨，还是毁灭一切的海啸。痛苦与希望并存，或许才正是画家在美学上的寓言。
如果说于向溟的作品是以寓言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社会整体人文精神缺失的可怕的话，那么张彪的油画则向我们描述了一个个体不懈追求“本源”的撕心裂肺的渴望。
张彪本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版画家，在受限的空间里进行创作已经成为他的艺术本能，纯粹也成为他首要考虑的艺术效果。在他的作品里，只有少数几种色彩运用，尤其是他对红色的理解，在黑色与黄色的映衬下，奔放而不失内敛，热烈而不失沉静，显示了一种非凡的个性。站在他的作品前，一种震撼的感觉会紧紧攫住观者的神经，在一次一次地躲闪之后，又一次一次地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之中。这种震撼不只是视觉上的冲击，更多的来自于画面本身传达出来的那种浴火重生、冲破坚壳后的喜悦与悲情。是的，这是一种悲欣交集的情绪，似乎是佛家涅磐后的明悟，也似乎是柳暗之后的花明，悲而不苦。在这里，最平凡的黑、红、黄三色，被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它们超脱了图像的束缚向观者扑面而来。对于许多以浅薄做作的奇异造型为主要图式的当代绘画来说，张彪油画中色彩的清晰性看起来就像一首明亮的协奏曲中低沉的鼓音：低沉的鼓音可以震颤最为麻木的心灵。在张彪的作品里，图像只是情感表达的辅助之物。无论是那些支离灼热的熔岩，还是泣血的高粱玉米，形象本身只是情感的载体，唯一真实的就是这些载体中传递出来的那种热烈、倔强的悲壮感觉。这种感觉，使观者在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与作品产生一种血脉相连之感，并在这血脉相连中体会到一丝喜悦。至于这种喜悦，是来自画里的“蠪螜”们对包裹它们的硬壳的碎裂，还是来自于碎壳之外的光明，抑或是两者都有，观者说不清楚，事实上也用不着说清楚。毕竟，这两处，都有使它们喜悦的理由。这便如我们在反省自我的时候，以往的困惑和已得的明悟，都将成为我们重构自我的基石。
近来，文化重建成为学术界一个热论的话题，并有愈演愈热的趋势。但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参与讨论的方式，只能是拿出他们的作品。我在这里提及的两位艺术家都还不足不惑的年龄，在今天仍尚算年轻的艺术家，但他们在作品中展示的对于艺术，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思索，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品格，而作品中一些审美趣味的变化，恰好反映了文化重建中的一些变化细节。有识者可以共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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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