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是下套人？
拍卖活动的当事人有三方，即委托人（卖主）、拍卖人（拍卖公司）和竞买人（包括买到标的的买家）。从利益博弈的角度而言，买方“做局”、“下套”的可能性比较小。买方处于交易链的末端，化的钱肯定是真金白银，而买来的却有可能是假货（赝品）。买方要通过“做局”、 “下套”获利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做托”（假买）。再看拍卖公司，他在交易链的中间，只有交易完成才能获利（拿到双方的佣金），因此达成交易是他的目的。拍卖公司在交易链的中端，如果“做局”、“下套”，肯定会有一方利益受损（卖方或买方），使交易受挫，达不到获利的目的。因此可以说，拍卖公司通常不会轻易去“做局”、“下套”，因为贪图小利而冒大风险是得不偿失的（除非有暴利）。委托人（卖主）在交易链的最上端，想要“做局”、“下套”比较容易得手，因为他的角色最有利。他既可以以假充真，编故事卖高仿赝品“忽悠”一些“专家”，也可以雇人充当拍卖会上的“买家”哄抬价格，让真正的买家“上套”。如今的拍卖会上，委托人（卖主）请人做托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给三方当事人“做局”、“下套”的可能性打分的话，委托人（卖主）一定是“做局”、“下套”的主力军。
拍卖交易中，三方当事人的利益博弈不可避免，“做局”、“下套”现象屡见不鲜。作为买卖双方的中介人，拍卖公司不可能同时取悦买主和卖主，让双方都满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拍卖公司必须平衡利益。从获利角度而言，拍卖公司与卖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东西卖的价钱愈高，拍卖行抽取的佣金也就愈多；为了保护买方利益，每件物品都有底价即最低卖出价格，只要买方的报价等于高于（≥）底价，买卖必须成交。
买卖双方之间的“做局”、“下套”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站在卖方的立场，拍卖品能卖到愈高的价钱愈好，而买方却拼命压低价钱，希望以最低价格（底价）成交。竞买方了解其中的“潜规则”，自然有一套应对的办法，常用的方法被称为“集团标”。集团标由一群职业竞买人（商人）组成，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共同基金”(kitty)。团伙内的所有竞买人私下达成的协议：由一个人出面，竞买某一件拍卖品，成交后再次拍卖，大伙儿再瓜分所得的利润。通常，只要集团标的人出现在拍卖场，其他商人都会退避三舍，不敢跟他们玩竞标（避免上当），这样就会大大压低成交的价格。卖方为了对付“集团标”，在拍卖会上玩“虚叫价”（托儿）。他们或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或过分追求自己的利益，会找朋友做托儿，佯扮竞买人参与竞价，竞买自己的标的，哄抬价格。对于委托人的虚叫价，拍卖商又喜又怕，喜的是他们帮自己“干活”而不用支付报酬；怕的是一旦露馅，砸了自己的牌子。当然，委托人（卖方）制作赝品（高仿品）送到拍卖行才是艺术品市场最大的“套”。
二、下套害人是游戏？
最近，一本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名为《谁在收藏中国》、号称“中国文物黑皮书”的图书引起了艺术界、收藏界和拍卖行业人士的关注。笔者兴致勃勃看完了序言和后记后，被作者强烈的爱国热忱所感染：作者耗时五年，周旋于古玩市场、拍卖公司；暗访近百名文博界专家、古玩商、走私贩，获得了大量业界内幕、黑道秘闻……可是，看完全书，发现作者竟然也是一个送假货、做托儿、拉黑幕的，不禁一生冷汗。且看《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作者在184-188页中的几个自述片段：
数月后，记者（作者）又参加了另外一场“拍卖游戏”。我们四五个藏友共送了100多件拍品。以记者的眼光看，估摸着一大半是赝品，真品最多不超过10件。有些“汝窑重器”都是送拍前临时去潘家园地摊上花百十块钱买来的。
奇怪的是，除少量重复的器型之外，我们送拍的赝品几乎全都顺利通过验收。不过，这家公司除开对每一件送拍物品都要收取800～2000元人民币不等的图录费之外，还要按自报起拍价收取5％的宣传费。换句话说，还没开拍，这家拍卖公司就已经挣钱了。终于等到开拍的那一天，作者第一次亲临拍卖现场。这家拍卖公司的老总说：“因为您是新闻界朋友”，破例给我免费发了一个参拍号和一张拍牌。有了这张牌子，卖家既可以参与自己拍品的竞买，掌握自己拍品的成交价，避免藏品在自己心理价位之下成交，又可以在自己的拍品无人竞拍的情况下，自己人相互竞价，将价格抬高到事先设定的位置给拍回，为下一次交易取得拍卖价格纪录。
拍卖会从一开始就高潮迭起：几十万元一件的玉器、几百万元一件的青铜器、上千万元一件的瓷器，在号牌的上下起落之中频频成交。当然，我和朋友们的操作手段也是如法炮制。在拍卖过程中，我有一件拍品由于操作失误，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那是一只“元青花梅瓶”，起拍价人民币80万元。开拍时无人举牌出价，我和几个朋友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办法，分别坐在会场多处，轮番举牌将价格缓步提高，造成多人看好竞买的假象。在价格抬高到220万元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位港客模样的老者欲举牌报价。按照我们事先设计的方案，只要有人报价，朋友们就收手告停，将主动权交给货主。可就在此时，坐在前排的朋友看不见坐在他身后的港客有动静，惯性地振臂高呼：“加50万!”其他朋友又接着继续将价格几十万几十万的往上抬升。那位港客见状以为买不过别人，便缩回了举起一半的号牌，不再叫价了。
拍卖会结束后，我和几位藏友汇拢一起交流“战绩”：我的藏品总共落槌3000多万，其他朋友的藏品有的落槌在5000多万、有的落槌在7000多万。总而言之，如果按照拍卖会现场宣布的数字统计，朋友们近百件拍品的成交价总共能达到一两个亿人民币。可是真实的情况却是令人难以置信，这100多件拍品实际上全部流拍，被我们自己悉数举牌拍回。朋友们非但没拿回一分钱，反倒每人赔了几万元钱的“宣传费”和“图录费”，成了地地道道的花钱赚吆喝……。
看完此书，笔者对作者的编辑文字的“技巧”表示佩服，尽管书中的大部分场景早已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但是能让读者看上去如作者的亲身体验，不容易！笔者相信，作者将自己去拍卖行“做局”、“下套”的事实描绘得如此逼真，定是希望读者信其所写是真而扩大为信其行为是正当的。但结果恰恰相反，作者这段文字正好说明其行为的“不正当”或者说“过当”。行为的“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在于是否侵犯当事人权利，作者的“做局”、“下套”行为已经对拍卖会上的其他当事人（竞买人如一位港客模样的老者、拍卖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伤害，应属“不正当”行为。
笔者相信作者写此书的目的是出于“正义”，但是对这种做法不敢苟同：第一，作者用“做局”、“下套”来揭露所谓的真相，属于“不靠谱”，找一家缺德的公司去下套，用来描黑整个拍卖行业，居心叵测。（这家送拍物品要收取800～2000元的图录费、起拍价5％的宣传费的拍卖公司已经涉嫌诈骗被举报，其丑行在各大报纸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络上被揭露、曝光，将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二，为了揭露所谓“卖假货、赚黑钱”的黑幕，去“做局”、“下套”其实是一个幌子，目的也许就是“套利”。假设你下了套而没有失手，赚来几百万是捐给慈善机构？这种藐视国家法律、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早早晚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用“做局”、“下套”来揭露“黑幕”的做法实在为人不齿，就像有的业余记者为揭露社会的阴暗面，到“红灯区”体验生活一样，情节真实，但是有点“离谱”。
如今的艺术品市场，鱼龙混杂，投机者多于投资者；“古董商”多于收藏家；“做局”、“下套”的不计其数，市场进入者的风险不言而喻。艺术品市场中，卖假货的“狼”并不可怕，披着羊皮的才是最可怕的。
【编辑：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