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今天的到场观众都是冲着陈丹青老师过来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陈丹青：先来谈谈这个讲座的缘起吧。前一阵歌德学院在798举办了一个座谈会，请了一些知识分子谈所谓的批评，名字好像叫做“批评消失了吗？”我凡是有七八个人发言的场合我讲几句就完了，你得让别人讲，也想听别人讲。那么事后胡赳赳说不过瘾，他就把我弄到这来了，说继续关于这个话题讲下去。我真的不太会当场讲话，加之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我一直想什么是知识分子？
胡赳赳：当时是一个座谈讨论。
陈丹青：我稍微可以回顾一下我那天说的话，其实很简单的几句话，因为第一个发言的就是一个老作家，他说的两件事情给我留下印象。第一个就是说过去100多年，德国的批评水准从来没有下降过，这人口气很大，居然敢说他的国家一百年以来批评水准没有下降，也就是说从19世纪末到现在， 100多年来，德国的批评，他认为水准没有下降。第二个发言人，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批评家，他说到媒体，幸好德国的圈子，出版社，编辑，作者，还有不同流派的成员，圈子，不会被周围影响，他们过去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不会因为说谁好或者不好，会特别沮丧或者不安宁。那就这两段话我记住了，这就是轮着一个一个讲过来，轮到我，我说老先生，他是德国的分子，我先回应他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我想再也不可能达到像五四以后胡适和鲁迅时代的批评的水准。回头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展开。不知道胡主笔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话？
胡赳赳：我是非常地同意。
陈丹青：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同意不同意，可以说从1937年以来，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鲁迅时期的批评水准，而且今后很长很长时间也不可能达到，我望不到什么时候中国又变成像30年代一样。那么第二件事情我就回应了老先生所担心的在电视里比较粗糙的大众化的书评，因为中国当时唯一的电视读书的节目：《读书时间》，大家记得不记得？我2000年回到中国，接受的第一个电视采访就是读书时间，结果没到一两年它就没有了，没人看。我看了一些他们给我的一些带子，他们做的挺认真，很专业。
胡赳赳：他们当时做非常的好。但确实是没人看。
陈丹青：他们没有根据市场规律，没观众，没什么观众想看《读书时间》，最后就散伙了。所以我说德国人来在中国，看不到有人在电视上传播书籍，我就做了这么两种回应。所谓我的感慨，胡赳赳说没有展开，其实也很简单。从我比较了解的行业来看，美术学院有一个美术史系，通称史论系，史论系做史的是一批人，做论的又是一批人，这些人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至少在美术圈里的一些，比如高名潞，费大为，范迪安啊。我们能够知道在中国主流的话语圈里，最重要的批评家都是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出来的。而大家知道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拥有最庞大的美术教育体系的国家。每年培养很多很多职业的史论专家，再加上社会科学院，作协，还有社会上的在野的人士。所以说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批评家，说中国批评的声音消失我一点不担心，因为正有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出现，胡主笔也是其中一位。像我这样业余的人士竟然有时候也被人有意说成是批评家，所以在中国当一个家很容易，所以我不担心。
第二个我就比较沮丧一点，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天然的不太可能出来真正批评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一个是近因，一个是远因。近因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到今天，以至很长的将来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虽然我们有很多媒体，有很多网络，但是有很多很重要的话、关键的话不可以说。我每次出书都跟编辑讲，你们尽管删，我也可以帮你们删。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有意思，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有很多史论专家，然后有很多刊物，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远因，远因就是咱们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到今天，构成了一个人际关系，从人伦关系发展到人际关系。这是对批评的一个控制能力，我相信人际关系要比言论不自由还要更强。我自己就甘愿被那个人际关系控制在那。非常简单，我的老同学办展览，出版画册，让我写两句，我不好意思说人家。有些我非常敬佩他，我很喜欢他的画，有些实在是老关系，光屁股长大的，好歹给他说两句，写两句，我就是不好意思说话。然后有的时候我有我的看法，我主要是肯定他，但是我会放一两个非常微妙的词含着批评在里面，那边电话就打过来，说这个词能不能改掉，那我只能乖乖地改。诸如此类的情况，绝大部分情况是我自己先先学乖了，就说真棒啊，好啊，真不错。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大家不要认为我是一个开口就骂的人，事实不是这样的。我在人际关系中，凡是我认识的很多人我通常说几句话。我不是说我全在说假话，但是我真话有绝大部分不敢说出来。再有，就是在大范围的批评当中，比方说批评美术教育，我很慎重很慎重地点名。点名在中国，人是要给你拼命的，好在文革过去了，不然我都死好几年了。一不小心什么时候我已经得罪了一个人，我还不知道。我写也不好，不写也不好，这很难办的一件事情。
至于说中国批评面临的困境，不同意我的批评没关系，就是别上来打我，当然语言上完全没关系。现在骂我的人也不少，没关系。因为我在纽约很多年，我发现这是一个谁都可以互相对骂这么年代，骂完了就完了，可以做朋友，或者到死不说话。但是我好歹是占着皮肤比较厚，就是人骂我没关系，我还巴不得有人骂我。我今天在写东西，就是重新修改我70年代的稿子，就是我被一个比我小20多岁的年轻人痛骂我的稿子，我觉得他很有道理。我一五一十问他往下怎么走，哪些词没有出现，哪些语气要改变。就是他不嫌弃都告诉我，所以我再将以前最重要的思路拉出来，我重要改这个稿子，就是这样。
胡赳赳：今天这个活动，我作为媒体也得做这个功课，在做这个功课时我发现陈老师关于批评这一块其实是说过很多话的。那么其实我在这里想问一下，丹青老师，您刚才提到的刚才当代艺术批评的现状，刚才你是说说真话你是不点名的，那说谎话呢？
陈丹青：说谎话我都会点名，热情地赞美.
胡赳赳：那么我想问你真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现状这么乐观吗？
陈丹青：我从来不会过于乐观，但是我会审慎地乐观，为什么？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在过去的20年看到了有人敢批评，而且相当会批评。批评也分代际，有50年代生的，60年代生的，70后的。比方说朱其，我最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他非常大胆，一点都不客气。四大金刚里的王广义曾给法国写了一封信说我不参加你们的展览，因为你们反华、抵制奥运。朱其就写了很有意思的一篇稿子，就是来谈这件事情，说这是很无知的一个事情。
胡赳赳：我看到过朱其这篇文章。
陈丹青：那是篇很长的篇文章，很直接，很好。我们说到哪了？
胡赳赳：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偏向。
陈丹青：对。还也比如说这个拍卖拍的这么火，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朱其到处来说这里边有问题。他会比较冷静，会跟大家过不去，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如果在人生上我觉得很简单，这就是他的自信。上海还有一个人叫王南溟，我也知道他一直在保持批评。那么文学界的就更多了，我回国以后，在一些场合认识了一些很年轻的批评家，就是所谓邂逅，在30岁上下，女的也有，男的也有，非常厉害，把我吓去了，他们出了整本书，非常专业。他们批评我们所知道的最重要的文学家：王安忆、莫言、贾平凹、苏童、余华，你能想到的都有。这些作家在80年代重要，在90年代基本上成为老前辈，很少有人敢说他们的东西写的不好，而且是相当彻底的一种解构，但是下一代上来他会说。那这里就牵扯到一个事情，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我一次跟韩寒见了一次面，瞎聊了两个多钟头，给媒体拍去播出。在我们聊的很多事情当中，有一件事讲了还是十分钟五分钟的样子，就是韩寒认为巴金的作品没什么文才，然后我说巴金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价值。就这么几句话被媒体摘出来放大，一片声讨。其中有一种批评意见是对的，说我们这样批评太轻率，也不是不可以，其他的痛骂就不说了，不是讲不可以批评，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任何人。他们的观点认为我们太轻率，你既然批评就好好批评，文学批评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想犟一下，我们小辫子被人抓住了，总要犟半天。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在批评他，我们只是在聊天，而且我们聊了至少20个话题，他拣了这一个话题，然后说你没有好好批评。这件事情就很复杂了。
胡赳赳：这就是我们媒体干的事。
陈丹青：媒体干的事，但是我也很同情媒体，为什么呢？媒体是在一个高度言论被控制的情况下的媒体，这是一个受控制的媒体时代。媒体也要混饭吃，每天怎么过，每个星期版面怎么办，每个月的这个新闻怎么上。那么就算有了，还要考虑着发出去没人看怎么办。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抓名人的不小心，就是撩所谓的名人说话，撩对了把它组装一下，哗拿出去，就可以了，那么我正好成为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是个困境，但我不悲观，我希望在座有这样的人，胸有成竹有话要讲，而且很有力。你给我的那篇文章题目就很好，书里面的一篇《没有不道德的传播》是为媒体辩护么？
胡赳赳：我是在阐述一个正在来临的媒介社会，不是辩护。就是现在的你去探讨网络的问题，它促使你的批评有这么一个认识，没有道德的传播。那么当然对于批评的认识，我是觉得仅仅靠这么几个人是不行吧？
陈丹青：当然，看你跟什么情况比。我们可以回到刚才的话，就是所谓的30年代言论相对自由的那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文学的圈子，史论的圈子，都是是学者，艺术家和教授，然后是五四的老前辈，五四的小青年，那时还没有所谓的体制外、体制内这么一说，大部分都是学校的教授，或者自由的撰稿人。当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批评空间，就是比方说关于言论自由，立刻就几派人出来争论。英美派是一派，然后他们又分好几派，比如张君劢是一批，胡适是一派，然后更年轻的，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对于言论自由都有自己说法。然后留日派，鲁迅，周作人，还有什么刘半农之类也会出来谈言论自由。再有一批就是纯左翼的，陈独秀、李大钊也会出来谈一个问题。大家应该知道很有名的一场争论，有人问鲁迅你给青年推荐什么书？鲁迅回答了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想过此刻会写不出书来。”就是他一本都没有推荐，然后在附注里面他写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就是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他说读了中国书让人消沉，不想做事；就是读了外国书即便是这个叫喊也是活人的叫喊，不是中国的。立刻有很多人不同意他这个说法，里面有很年轻的大学生，很年轻的老师，很严肃的，很善良的这些知识界的人士，批评鲁迅，然后鲁迅又反批评，批评他们，然后延续了很久。另外还有就是巴金与李健吾之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李健吾吧？
胡赳赳：一个散文家和翻译家。
陈丹青：他跟巴金好像差一岁，当时他们也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但各自已经有了自己的长篇小说，翻译作品。李健吾是目前为止国内最优秀的安徒生童话的译者，还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福楼拜传》，他在文学界，翻译界是权威。那么李健吾跟巴金在30年代是好朋友。可是等到巴金的长篇小说出来，李健吾说这个不行，具体的表述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假使我们俩坐在饭馆里面，或者在宿舍里面，我说你写的不行，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很惊讶，好朋友，我说你不行啊。这还算是比较普通。问题是李健吾说巴金写的不好是发表在报纸上，长篇大论一万多字。巴金后来说不对，不写这个是什么什么意思，我目前是什么想法，跟你说的不一样，也是上万个字，然后两个人就打笔仗，整整一年。注意啊，文章不断，你来我往，打一年。然后这两个好朋友没有绝交，没有红脸，一直做好朋友。一直做到“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巴金倒霉了，他太太也去世了，非常沮丧，非常灰暗。当时李健吾去看他，到家给他送吃的去，还是好朋友，患难见真情。这才是批评家，批评家未必是一种职业或者一种身份，只要彼此能够说真话就够了。彼此能够说真话因此尊敬对方，爱护对方，看得起对方，然后也自重。那么这种关系在我们目前公开的批评界和作者，理论家之间，非常少。
胡赳赳：恐怕我觉得我们会跳到桌子上去吵架。
陈丹青：是的，诗人是相对人格上最傻的一个人群。
胡赳赳：那么就是我下一个问题想问丹青，知识分子之间，在你看来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陈丹青：我不太这样想问题，因为这是非常书面的语言。我认为，怎么说，打个比方吧，在座有没有养狗的人？我们在马路上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对面一条狗牵出来很自由地走着。忽然东面牵出来一条狗，马上就兴奋了。文艺家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人的书出来了，另一文艺家尾巴开始往上翘，也许想咬他，也许想叫，那么这个时候批评就诞生了，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怎么批评美学，语言，文采，我觉得这就是狗叫和摇尾巴的频率的关系。但是第一：你要先把毛全部竖起来，然后拼命咬，然后怎么着都拉不开，然后最后再叫。那个契柯夫，俄国作家说过一句话，人家问说他怎么看待莫泊桑，莫泊桑等于辈分比他大，就相当于70后的，他契柯夫80后的，然后一个在先进国家法国，一个在很土的俄罗斯。契柯夫说大狗咬小狗，小狗也要叫。所以大家都是狗，他是大狗，但是我也要叫，就是这样。我认为也是这个关系。不是吗？我们大家在下面都在批评。但是问题是批评这个词，criticism，是从英文过来的，中国里面并没有这个词。批评过来以后呢，就发生歧义。批评，批判这些词在我们这个人际关系的国家里面都被认为是你不给他面子，“哥们儿你骂我”，这是很重一句话。我们有时候在饭馆里会看两个男人喝着喝着忽然脸色一怔：你他妈骂我。接下去很可能就打起来，寻仇。就是中国人自尊心非常容易受伤，而且群体性幼龄化，就是说开不起玩笑。女孩、男孩都有这个问题。我长大期间，70年代，没有一天饭馆里不打架，打的一塌糊涂，满脸血。所以批评这个词是天然在中国被翻译过来以后，就非常容易引起误会。
你比如有一个叫李长之，大家听说过没有，当时是26岁还是24岁我记不太清了，还是清华大学的一年轻人。当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这些散文集（小说集）出来以后，这哥们马上写出一本书叫《鲁迅批判》，然后寄给鲁迅，鲁迅很高兴，认为他已经详详细细运用了在当时非常现代的文学理论与工具。鲁迅还寄了一张照片给他，后面还留了言。这本书在解放后出版了，你去看，我真是很佩服，他不是在批判鲁迅，他只是一五一十告诉你，我认为，比方《故乡》哪几句好，怎么个好法。另外几篇，不好。失败之作。还有几篇哪几句好，但是哪几句败笔，20几岁的年轻人啊，在给北大四五十岁的鲁迅写一封信。可见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当时有人批评过郭沫若，有人批评胡适，跟他叫板。弄得后来还跟他们要钱。就是当时师生关系，长辈下辈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批评这个词拿到中国来以后，尤其在这几十年，我相信在一个应该严肃的圈子里面，或者应该具有常识和度量的圈子里面，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大家可能能够说出来。
胡赳赳：其实丹青老师也有一些书面的表达，关于批评知识分子，给大家的，不便于讲。他说过西方知识分子可以藏在书斋，远离一切；也可以深度投入现实政治，可以与政权对立，导致批评，同时又实实在在服务政治，效忠国家，这在今天的文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陈丹青老师他说，我们没办法摆正知识分子与政治与国家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有时候庸俗不堪。中国文人的旧传统要么以出世为臣，要么隐世；或者索性为匪，更无聊。丹青老师他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弄不明白的。
陈丹青：我指的是现在的情况，第一个社会已经泛化。谁发起批评，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我相信出现一种动物群，就是自由职业者，这非常重要。此前我是一个官方画家，非常简单，我是在国家机关，党付给我工资，你还批评，你还多嘴。这个是不应该的。拿着钱你不要多说话，这个是历来如此，哪都是如此。但是呢，这30年这种角色越来越多了。就是我是自由职业者，空间多了，各种杂志，我想有很多自由者，就比较翘一点，但是他们不能批评，批评怎样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我刚才说西方知识分子的情况，我们说中国古代的文人，我们不应该叫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样一个角色，真的是西方来的。中国古代有士，就是士兵的士，士大夫的那个士，有士，有文人，有幕僚，有宾客。种种层次，还有这个完全就是为主人的那些人。分各种档次，但是呢，在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我指的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里面，也一直有批评。为什么有批评？我上次举过一个例子，我认为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全世界都没有的。就是文人画，文人画重要的还不光是画。文人画就是你是沈周，我是董其昌，他是陈继儒。这么一小圈人。大家要知道古代没有展览，没有自己的画班，没有画廊，没有杂志，什么什么都没有。那大家就在一个圈子里面，闲来看看我最近画了一个手卷，你看看，展开看，这画的好，那画的不好；最后要看那个题跋，你们去注意看中国所有文人画的题跋，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批评，那就是批评。他在题跋上会说我这幅画是模仿元人，谁呢？我模仿元人，我模仿子久，我模仿云林，我模仿宋人。这个是宋人比如谁，我们想认为是谁，他都讲明白。就像文章下笔，我这个是学郭沫若的意思，我这个是学胡适的意思，我这个是学冯友兰的意思。就讲明了。可是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完成了对这个人的批评和对自己的批评。就是说他的笔力在当时是怎样怎样，然后我现在的笔力，我仿他又怎样怎样。就是我很惭愧，我没有念过书，我看不懂这个画，但是我能看懂的部分，我觉得这里面无穷无尽，大家这里出现一个作者跟读者的关系。而且读者本身又是作者，他人死还有留下的画。那么这种批评是全世界没有的我不知道全世界哪个国家，有画家，有文学家，是这样的。文学好一点，比方说罗兰巴特，他们翻回去谈，罗兰巴特谈的非常多，他会谈到这个蒙田，比他早将近三百年，这种也有。但是这种关系发挥的那么早，那么精致，那么成熟，同时还有那么微妙，据我所知好像中国才有。
那么这种批评在中国今天的文人画里还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我一笔下去我这学的李可染，我学的是林风眠，当年林风眠画花画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稍微变一变，这个跟他画的放在一起，诸位观察怎么样，很风雅。如果你画的也挺好，尤其是跑来看你画的人也跟你一样的志趣，一样的知识背景，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在座的可能也是艺术家，画家，我不知道。就是你们的这个生活里头，有没有这种方式，想不想要有。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胡赳赳：你刚才说的，我也在想就是中国的古代文人当中，有一种文人之间互相惆怅，往来的这种传统，那么这也会养成一种气氛，这种气氛好多人也批判过，你怎么看批评的这种圈子这种关系？
陈丹青：我相信圈子文化哪都有，哪个时代都有，目前圈子文化他暗示着这种利益关系。一个圈子总会有他的意思，你别想进来，或者想进来你得怎么着才能进来，现在圈子已经变成这样。但是无论如何，是有圈子这么一回事。我的小时候在弄堂里玩，小孩儿就有圈子。你去每个班上，每个胡同里玩的，最可怜的那个孩子就是还没有找到圈子，哪个圈子都不要他，天天在那跑着找圈子，哪个圈子都不要他，不带他玩。有些人天然就有圈子，他要么很宽厚，来来，一块儿玩，要不就是呵斥你走，每个人童年都有这种记忆。长大了那就是入党和不入党，学生会要不要我，再长大，画廊要不要我。你不要我，往那去，我要了，我就往那走，这么干。人不可能没有圈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觉得你与其在那晃晃悠悠还不如争口气，老子哪个圈子都不入，或者我非要入你这个圈子。但是有一天，你成功了，你牛了，你不要忘记忘记你没有圈子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人站在外边，你别给人脸色，你得知道也有人像你当年一样，这是肯定的。但是至于说到批评问题，我觉得有圈子太妙了，就是大家骂，大家应酬。你捧我，我捧你，你骂我，我骂你。中国文人妙就妙在哪呢，他批评你非常非常委婉，其实把你裤子都扯掉了，你还不知道。很漂亮的一句话。你不留神下面没了，他还冲你笑，你还不好生他气。但这种本事现在是真没有了，我们现在没有文人了。
大家去看看《齐白石回忆录》，很好的一本书，齐白石是什么人，齐白石人是湖南农民。我们中间有没有农民，有没有从农村来的？就是农民，现在你们有谁会正眼去看一下民工，从湖南来的，或者从任何一个地方来的，可是在齐白石那个年代，很苦，幼年父母早死了。后来他做木匠，雕花，然后特别喜欢画画。这样的人我在农村遇到过很多，非常聪明，做出来东西一看就是有天才的。上帝其实给他天才，他没地方去，没圈子要是他。结果什么呢，他就开始自己画，画的时候，有个地主看他自己画的东西，这个小家伙画的不错啊，你去找谁谁，跑去找另外一个小地主，小地主很小，20来岁，马上拉他做朋友了，做朋友我带你到一个什么什么社，就是一个村子里面一个地主的家，亭台楼阁，有很多花。说咱们吟诗作画吧，今天晚上还有一帮朋友要来。就是这样！他一年年走到县城，走到省城，就是所有圈子都接纳他，其实齐白石就是一农民。可是没有任何照片留下他，齐白石永远留着他的老胡子，其实他有当小伙子的时候。年轻时肯定很可爱。他没有念过书啊，然后你看看他现在写的诗，全中国国画家现在打死都写出来。可是很可怕，几十年的革命把这个地方的文脉全部摧毁了。你现在到任何农村去找不到这样的圈子，你到县城里你可以看到小文人，小画家，很可怜，在那自己一个人作画，也不去小美协，也不是中央哪派，觉得很卑贱的样子。总之中国原来的文脉全都在农村。胡适，鲁迅都是乡下人，所以我看齐白石的回忆录我非常感动，我们今天都跑美院去。美院哪个老师把我正眼看一眼，我就很高兴，哪个老师今天跟我说话了。以前就在农村啊，就是邻居好朋友，地主不是坏人。看着这个小孩儿有出息，就一路把你扶上去。
胡赳赳：你刚才说农民，我脑子里头忽然有一个形象，就是季羡林老先生，他有一本书叫《说真话的人能走多远》，季羡林老先生在这本书里面也是像一个农民一样很朴素地对一些社会现象，包括对学术上的腐败和一些问题，也是在里面写一笔，含而不露地写一笔。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老一辈的批评，和现在网络上的这种愤青，他们的这种关系？你认同网络上的这种吗？
陈丹青：都是狗在叫啊，老狗有老狗的叫法，小狗有小狗的叫法。在民国20年出来，有另外一种叫法。我没有看过季羡林的这个怎么说法，我知道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还是礼仪文化里出来的。讲话比较有分寸的，给人留个脸面，给自己留个退路，话说出去收的回来，讲究礼仪。但是在礼仪讲完以后那就应该是讲道理的理，非常客气，他们同辈之间互相都讲，据我知道。但是到了下一辈这个话就不太一样，他们下一辈就是我的老师，我的父亲那一辈，就是年轻时候我受过影响的这些画家，长辈，他们都很直爽，但是没有像上一代那么有文采。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我相信，我敢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很坦率。你这个画太难看了，太烂了，我不喜欢，怎么国画是这样子？对方还听着，第二天又来，还是朋友，好像还行。但是我不了解现在，现在80后，就是朋友之间，同行之间还有没有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网络忽然出现了。那么网络一出现，那么就有，发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也看不着你，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这个是一个人类的另一个逻辑。以前我们要时候要骂一个人，比方说知道那个窗户是他的，拿个石头扔过去。然后骂句脏话，然后转眼就跑了，不然你知道我是谁。而现在谁都可以在网上说，玻璃也不用碎，这个是一个人类很聪明，我要是现在十八九岁，我也这么办，你脑残。我也想学学语言，学不像。在有些问题上，有些我非常想骂，可是网上一看比我骂的漂亮多了，我不知道，在网上的怎么样。我没有什么意见。只要把声音发出来，声音也有市场，市场会调节。
胡赳赳：那您说愤怒是不是一种批评？一种愤怒。
陈丹青：这要看什么问题，我想在文艺的问题上，好像愤怒不是最佳状况，我想如果一件作品你想说，那既不是作品，也不是赞美，或者是怎么看不惯，就是其实他不那么想说了。但是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那有愤怒。我回来有一个倾向，就是大家几十年来能够有一种功能，一种生理调节，能够让自己不愤怒，或者是把这个愤怒用别的方式把它排泄。
胡赳赳：对，就是您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愤怒是一种高兴。
陈丹青：就是一种高兴。其实就是一种高兴。就是我马上看到，高兴这句话非常好。高兴不是什么。你今天挣了50万块钱你高兴，或者哪个姑娘愿意跟你出来吃饭。高兴就是指一种，兴奋的状态。兴之所至，这边谈心很好，这边诗性很高，诸如此类。
【编辑：仕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