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写广州摄影双年展摆了一个乌龙，说广州著名艺术评论家杨小彦转而开始关注摄影，见报后大家纷纷指出我犯了严重的史实错误，在此先给杨老师以及文章读者道歉。事实上，杨小彦在还被称为“同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影像创作了，遥想当年，广东从化某国营茶场知青、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学生杨小彦和他的同学张海儿游走广州街头，手持相机偷拍漂亮女生，开创了中国摄影街头抓拍之前卫潮流。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80年代，杨小彦遇到李媚，就开始了他在中国摄影圈呼风唤雨的评论家生活，而且还需要注意，当时的中国摄影圈，李媚和她鼓吹的纪实摄影据说还远不是主流，离今天这样的状态非常遥远，杨小彦在当初确立这一方向的时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想来，我觉得杨小彦对于中国摄影的影响和贡献，也许比他对中国艺术(美术)的贡献要大，而我的这一乌龙摆得实在是有些离谱。
不过这事也不能完全怪我。说来惭愧，好歹学了几年“美学”，在某种意义上和杨小彦所作所为应该算是有些交集，他嘴巴里常常飘出的黑格尔、贡布里希等等思想先贤也算零距离过，但是在上海面壁三年，嘴巴里嚼来嚼去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罗蒂、福柯、德里达，居然根本就没关注过身边的顾铮、吕新雨，也没有真正关心中国艺术和“当代审美文化”，这样说不是暗示杨小彦、顾诤他们学术水平比德里达们差，所以我无知得有道理。当代美学研究，特别是学院化的美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理论“自洽”，即使有所谓的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自己所谓的西方美学原理和文化批评寻找中国例证，借用杨小彦的概念，我的学习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根本没有进入中国当代的艺术现场。这种既没有进入西方现场，又没有进入中国现场的所谓学术研究，现在想来，其实真是问题严重但又积重难返。这种美学研究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体验的傲慢与隔阂，在我遭遇中国纪实摄影，特别是遭遇到杨小彦的评论文章以后感受得非常深切。
写那篇乌龙文章的时候我已经看过杨小彦那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专题摄影：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得承认，这篇文章让我最终对中国摄影发生兴趣并且相信，如果存在着中国当代艺术精神这个非常黑格尔的东西，它肯定附着在中国摄影这种“艺术”方式上面，附着在照相机这个所谓“新”的媒介上面。照相机出现已经接近两百年，但是它和中国社会始终处在若即若离的关系中，摄影这种观看方式本身似乎就存在着与中国社会百年以来的主流叙事不相容的某种基因，所以当一群中国摄影师悄悄举着照相机奔走在中国土地各个角落，特别是那些常被四射光芒掩盖的角落的时候，伴随他们的评论者杨小彦也表现出了温度，这种温度，我想就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应该具有的对人和社会的关注吧。现在的学者与知识分子每天生产出的天文数字的学术论文，可拥有这种温度的，实在是不多。所以在两年前一次偶然机会看到杨小彦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种思考方式和言说风格，寻找到问题，严肃地思考而又敏锐灵性地把握现象背后的东西，有点历史使命与理想主义的样子，但是不装。
我猜杨小彦肯定遭遇过诸如此类的尴尬局面：在传媒和艺术江湖中呼风唤雨，结果回到体制内统统算不了数。吴冠中老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牛逼的话，“笔墨等于零”。当然，他有他的意思，杨小彦遭遇到的可能是对吴先生这句话极端直接和粗暴的翻版，那就是中国高校管理体制中“非核心期刊等于零”的明规则。前一段时间辽宁大学某副校长涉嫌抄袭，我发了番议论，说教了几年书，发现无论是教学还是做学问，遭遇到讲理的规定是极个别，万一幸运遇到了，肯定会报以过年的心情露出感恩的笑容，再附送几次含泪，可惜几年下来，这样的时候不多。不过和杨小彦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实际上比我想像的要心平气和许多，回过来想想，高校对于杨小彦的意义，可能是和我不一样的。今天的学术生产之所以有问题，一方面固然归罪于体制，但是知识分子对其过于依附的心态是不是也要负一定责任?毕竟，市场经济勃兴，市民社会与公共场域正在形成，媒体半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之兴盛，伟人“不给饭吃”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个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还是惟单位马首是瞻，体制指挥棒指东就不打西，也许是有些过分怯懦了。
其实杨小彦是学习油画的，但据江湖传闻，当年他混进美院是因为文章写得好。时间过去30多年，77、78年上大学那拨中已经有人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小彦作为艺术评论家，实际上也已经登上了这个场域最核心的位置。虽然面孔多多，但按照杨小彦自己的说法，他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一个学者，一个人文领域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作家，写作是他最主要的批评方式。这话在今天听着叫人有股莫名感动，似乎在提醒人们还有一种真诚的、带温度的学术和思考这么回事。不过照我看来，杨小彦是有他的底气的，体制之外的江湖可以让他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些压迫着我的东西，可能他看到的世界更接近于世界的真相，一如他不断书写的艺术批评文章，将中国艺术在今天发展变化的深层次东西显现出来。杨小彦身上的几种身份缘于他游走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美术的、摄影的、思想的、文化的、政治的、新闻传播的，特别是他的艺术专业出身，给了杨小彦充分的保护色。一个会画画的作家，写评论就可以养活自己，我觉得这就是杨小彦给中国学院知识分子提供的一种理想，而且还是非常人文的那种。要知道，杨小彦呆的可不是广美这样的艺术院校，他是中大新闻传播学院的领导。借用杨小彦自己的用词，他是身在中国学术思想生产的“现场”中的，这一点是与其他生活在专业艺术院校的评论家们不同的地方。
找到真问题，独立寻找答案，这是我被杨小彦折服，特别是他的中国当代摄影历史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地方。再说句非常黑格尔的话，被历史记住的，肯定不是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朽的所谓学术研究和各级课题。原因很简单，这些东西都刻意地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中国现场，而是杨小彦身体力行，致力推动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摄影，包括他所贡献的大量艺术评论。
“现场”是杨小彦继“读图时代”之后奉献给中国文化的又一个关键词。在我看来这个词比他若干年前贡献出的流传甚广的“读图时代”更有价值，因为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今天的一种体认，并且为名为多元实为混乱的艺术价值观念提供了另外一种声音和可能，或者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艺术评论由“后现代”拉回到“现代性”这一更为真实的状态中来。评论家有没有进入中国艺术现场?中国艺术有没有进入中国现场?摄影有没有进入中国现场?这些基于“现场”概念的衍生问题为我们理解中国当代艺术和摄影真正的意义提供了价值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杨小彦最近总是在说中国摄影在价值观上超越中国当代美术这样的论断，以至于我产生了他“转向”摄影的错觉。回到现场，无论艺术家还是学者或者评论家，都是真正有价值的事。
不过我对杨小彦有些质疑的是，尽管他过去、现在都身处现场而且本身就“在场”，但是去美洲那段时间是否同样陷入脱离现场的困境而使其价值立场变得复杂多面乃至自我矛盾?我对于他推崇刘禾、汪晖始终有些不解，因为在我看来，作为所谓新左派理论家始终没有解决好理论与现场问题，这导致他们即使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也难以寻找到真正的答案。后来我把这些质疑向杨小彦求解，他自己拒绝了简单的分类，“我不喜欢左右派的区别，我个人的立场肯定是反集权，肯定是要有更多元的政治。我是要理解威权政治的状况，但是不能为威权政治做终极辩护。我又知道粗糙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神话是假的。”也许这一点是我错了，一个真正的思想者不应该被所谓立场困扰，当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场上进行自己的研究，总是会找到自己最适合的立场的。这个立场也不复杂，就是人性。对人的尊重。杨小彦去年非常时期说过一段挺狠的话：“艺术中人，靠名声吃饭，这个关键时刻，不应该轻率图名，哪怕以最好和最为动人的方式。”有这个，即使杨小彦说自己不是个公众知识分子，也会叫人们感觉到他评论文字中及其背后思考的温度。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