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多年的发展现已无可置疑的成为了国际当代艺术关注的焦点之一。艺术空间、商业画廊和双年展等在中国几个大城市的快速发展很明显地彰显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中国在全球最重要的威尼斯双年展推出的“2005年中国国家馆”似乎反应了中国艺术的官方活力。这种多元化的发展势头在年青艺术家徐震(1977年出生)策划的艺术活动和他的个人作品中都展示出了丰硕的成果。
图：《饥饿的苏丹》 装置、表演、综合材料 2008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徐震长期以来对上海生态艺术发展方面的付出。他除了和乐大豆在上海比翼艺术中心长期给年青艺术家提供展示作品的机会，与其他艺术家交换意见的空间以及与一般大众交流的渠道外，策划展览也是徐震艺术活动的一部分。他的展览个性色彩特别强烈，例如在2002年上海双年展期间，徐震与艺术家杨振中和唐茂弘共同另外策划了“范明珍和范明珠”展，提供了官方美术馆外另一种展示当代艺术的平台。徐震的艺术创作也充满了强烈的个人风格，有些评论家解释为年青时代破坏或反抗的个人意识。例如他在“趣味过剩”(2002)展览会场的入口处放了一个加工后的超大型工业电扇，观众们在进入时会感到巨大的阻力。在他的个人展“一个年轻人”(2002)上，他展出了数个令人发笑的像拳击沙包似的超大型卫生棉条。但是，这种看法没有让人质疑这些作品对展览本身的意义的关系。本文就此提出几点看法。
我认为徐震的作品最主要关注两个概念：艺术家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和观赏者(spectatorship)。在徐震的一些作品中，他通过一些性暗示的物体(体液)来引导我们思考身体的主体性。从理论家JuliaKristeva的角度来说，徐震的创作策略是在运用一种“卑劣”(abjection)的手段。在西方的艺术史中，运用这种策略最知名的艺术家要数辛迪.谢尔曼(CindySherman)了,在她一系列的摄影作品中，她刻意妆扮为身处在极其凄凉、可怕的情境中。但是谢尔曼关注的议题与徐震大不相同。身为一位女性艺术家，她关注的是父系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和主体认同。我相信，徐震的目的则是经由一些习以为常的物件和概念，激起观众一种感官欲望，借此表达艺术家在中国物质化过程的文化形象。徐震作品关注的另一议题是展览体制的力量(force)和观赏者的角色。这是本文的讨论重点。这个问题是西方艺术家自二战后就一直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例如，德国出生现居纽约的汉斯哈克(HansHaacke)反复研究这个问题三十年了。我认为徐震在这个问题上关注的焦点与西方传统的不同。像哈克一样，他关心艺术品展览方式、展览体制和艺术品的商业化的关系。但他看问题时的位置与哈克不同，因为徐震把这个关系放在中国对艺术品展览方式和展览体制和艺术品商业化的”必须依赖”的现实上。当哈克企图解构这个依赖，而徐震正好相反的接收它但同时开始解构它，找出艺术家在这现实中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很多中国评论家讨论西方艺术体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负面影响，他们指出全球化造成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走向商业化。对这样的说法，我无法完全同意，因为这个角度忽略谈论全球化本身对艺术产生的必要联系及潜藏的正面影响。我强调这些因为它们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全球化建构的艺术系统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位置。同时让我们解读艺术家们的工作样式和艺术主题的逻辑。这个视点更是重要让我们对了解年轻世代艺术家本身及他们接受前辈艺术家的影响。因为年轻世代艺术家生长于全球化的现实中,已经和这个现实有必然的互生联系，这使他们和前辈艺术家们必须自己先找出一个和这个现实的关系的经验大为不同。更加具体地说，年轻艺术家已经自然而然的结束中国在全球化的试探期,全球化现实已经理所当然成为他们创作的一部分。
徐震成长于这个全球化现实。他在2001年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正式开始和国际艺术机关对接。2004年，他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中最重要的年轻艺术家大奖(由前瑞士驻中国大使及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家西克创办)。在这些工作成果后，徐震似乎可以轻松的走进“成功的”艺术家行列中，陶醉于的艺术商品化“愉悦”中。但在我看来他并没有。他相反地设法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现实中，找到西方未完全主导的创作空间以强调中国艺术家的自主性和特质。在“爸爸妈妈”(2003)，徐震要求二个扮装的原始人漫步在展览会场(北京今日美术馆于2003北京双年展期间)，当他们遇见女性观众，就当面跪下叫妈妈，遇见男性观众，就当面跪下叫爸爸。对我而言这个行为不仅仅是幽默也不是胡搞。相反地，徐震非常严肃地在讨论展览体制和观众角色的权力问题。通过原始人荒诞地模仿一种父子母子关系，徐震暗示我们观众的角色象征着对艺术家们及其作品的权威机构(父母的角色代表权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他对西方艺术体制清楚地批判立场。除了徐震，例如张念的“孵蛋”(1989)(在中国前卫艺术展，1989)及孙平的“股票发行”(1992)(在广州双年展外，1992)也都关注展览体制的问题。他们共同点是作品中戏剧性的效果，但不同的是，徐震的作品更强调大型国际展览和北京双年展的情境和特质。这些展览有一种力量：激发艺术家想被展出的欲望，但也同时表现了艺术家害怕被强大国际化而失去独立性。“爸爸妈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强调了过去二十年来艺术家们对于现实的心理状态和艺术现实。徐震不是要抵抗或摒弃与西方的交流或全部接轨，他试图更近一步的检验这股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20年的力量。
因此，我认为徐震的作品提醒我们：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中国当代艺术的未来会如何发展?是否有其他力量在影响年轻艺术家的艺术?当徐震代表中国参加“2005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时，这些问题的答案更显重要。我认为徐震的“官方艺术”和“中国位置”不是接轨或妥协的结果，而是全球化趋势的另一种表现：在年轻艺术家身上开启的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挑战!
杨心一，美国康乃尔大学艺术史博士，纽约独立策展人及香港艺术公社艺术种监;在中国的最近展览为“我们在一起:”民工艺术展(2003)。
【编辑：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