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童年风景展览现场
记者：1967年，你是一个生活在革命动荡年代的上海的小孩，你看到红卫兵把和尚的书扔到火里烧毁……“我决定不会做一个和尚，因为和尚总是很平和，不懂得反抗。”你没有放弃当初天真的决定，之后选择了一条充满勇气和毅力的道路。从童年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经历开始，你是怎样成为一位画家的?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着用艺术来斗争?你怎样安排你的这种战斗?你过去和现在关注的主题是什么?
严培明：童年的生长环境、见闻对我成为一个画家有很大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艺术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艺术创作反映了我对社会的关注、了解，并且我用创作把我的观察和个人的观点表达出来，比如说我长期关注的战争、不公平、生存和死亡等等社会问题。通过我的创作让更多人关注这些问题，这就是我的抗争方式。人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主题，我以肖像的形式对这一主题予以表现，我画过各种各样、各个阶层的人，有士兵、政治宗教人物、囚犯、孩子等等很多。
记者：著名的策展人和评论家侯瀚如评价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坚定最顽强的画家”，他还说：“在你充满力量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对矛盾冲突的觉醒意识，以及艺术和生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看你的作品时我一直在想，隐喻的意图和概念性意图的界限是什么?我的意思是，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来自现实、生活还是个人感受?
严培明：我一直自认是具象的写实画家，只是风格和技法是狂放的、自由的。我其实并不在乎所谓的抽象，我只是自由地用我所有能想到的方式去表达和创作。我的创作来源，应该说现实主义、生活、个人感情，三个全部加起来吧。我对人的生命、死亡和人的悲剧这样的问题非常感兴趣，这些命题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现实、生活、个人感情中都能感受到。
记者：经历了那场“意外”的20年后，你认为，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
严培明：当然是有发展，比如说创作环境和20年前相比自由很多。但是，中国当年艺术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它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和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中迅速发展的特殊性有很大关系，比如说，社会的剧烈演变、社会制度，等等。中国的发展太快，往往导致很多新事物的发展没有过程，很快出现“结果”。
记者：在国外的生活或许对你的艺术创作有很大帮助，并且使你获得了成功……但是，这种流离生活并不是度假，你也许回避了灵魂深处的某些伤疤。你能设想一下，假如没有离开中国，你现在会是什么样吗?你有什么遗憾吗?
09年童年风景展览现场
严培明：伤害很难说，但我确实感觉到我是以一个孤儿、流浪汉的身份和形象出现在全世界人的面前的。这种生活上的“漂流”带给我的是一个独立思考、发现自我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才能实现一种创作上的自由，发展我自己独一无二的语言。我个人认为，这种独立、自我对艺术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没有离开，肯定不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也许会成为一个庸俗的艺术家。环境是造就一个真正艺术家的根本，因此，所谓的“出走”没有任何遗憾而言。
记者：现在的中国与你当年离开时的样子已经完全不同，许多你的艺术家朋友们都回到这来重新开始生活，你从未有过这样的打算吗?
严培明：在我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创作环境确实比以前宽松了。但是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关注的是当代社会与全人类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所以回来与否并不关键。近年来，我也经常游走于世界，包括中国。
记者：你很早就开始办展览，并且已经做过很多次，有哪一次对你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吗?
严培明：每一个展览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好比盖房子一样，地基越扎实，房子才能盖得越高。平时的创作需要的是积累，展览见证了我的艺术发展和每次新想法诞生与实施的过程，换句话说，艺术家用他的每次展览印证其对社会、政治的思考。
记者：今年对你来说是非常幸运和重要的一年。你的作品在许多重要的博物馆里展出，比如Gamec，卢浮宫，旧金山艺术学院……最后又回到中国。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你在内地的第三次展出……这对你来说应该具有特殊意义……
严培明：是的，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三个展览，也是在北京的第一个展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非常重视它。这一次呈现的也是我做展览的一种全新的形式和方法，并且在一个还很年轻的、堪称中国最棒的空间内展出。
记者：在我看来，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非常惊人。这些想法是怎样产生和操作的?为什么没有选择你标志性的滴画创作方式?这是否意味着你正在进行新的创作实验?
严培明：我第一次看到UCCA空间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大、非常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空间。我不想破坏这种美感，比方说把画挂到墙上、洞里、用墙把空间划分出小块等等。所以我把画画在了展厅的一整面墙上和34面旗子上，把旗子放在展厅的中间两侧，并且将这些旗子挂置于倒挂的旗杆上，从而以降半旗的方式呈现出生命与死亡的悲沧感。可以说，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形式，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空间的透明度和美感，但是因为有鼓风机巨大的马达声和风，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最满最充实的展览。一进入展厅，就能感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巨大张力和紧张感。因为风的关系，飘动的旗帜，让展览有了动感的线条。画在旗子上的孩子脸有了变化的表情。这样的展览方式是偶然的，跟空间本身的特点有关，并非装置艺术，对我而言，仅是布展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记者：什么促使你把创作对象从标志性人物转向34个不知名的中国新生婴儿?
严培明：我确实画过一些著名的人物，但是更多的是无名氏，比如孩子、囚犯、士兵等。这次展览并不是我第一次画孩子或者所谓的普通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越来越物质化，是一个“明星社会”，很多人眼里只看得见、记得住那些“名人”——领袖、明星之流，不会去关注路边的小乞丐。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这次我画的小孩是协和医院提供的孤儿资料，是被抛弃的小孩，所以通过展览，想让大家重新正视孩子，正视明星以外的普通人群。整面墙的风景，正是提供给孩子们的美丽家园。
记者：你认为外国和中国的观众有何不同?你觉得中国观众会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严培明：是有一些不同，相对而言，好像西方人更能接受并喜爱我的作品。我想，可能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接受我的作品还需要时间。这种不同的本质原因在于我的作品没有任何“MADE IN CHINA”的印记。当然，中国人正在慢慢养成去美术馆、博物馆的习惯，接近艺术的人群正在逐渐增加。就我这次回来接触到的观众来看，他们还是感到很震撼的，他们感受到了我想要传达的力度和主题。
记者：说说现在你和你的国家的关系。
严培明：中国是我的故乡 ，我是一个艺术家，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
（来源：Cecilia Freschini个人主页 翻译：张明湖）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