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the Dawn Mist, Separation Faith Solo Exhibition of Yang Fudong
与展览《离信之雾》有关
采访者:李振华、廖文峰
被访者:杨福东
采访时间:2009年4月25日
录音整理:盛玉华、张奕、黎华浓、李琳、周偲玮、顾雯妍、金晶、沈庆、郑蕾、吴雅珺
中文校对:李振华、廖文峰
李振华:关于你这个展览的三件新作品,能否先做个简要的介绍?
杨福东:现在已经定下来的:一个是《离信之雾》电影装置,一个是《将军的微笑》,类似标准的录像艺术的感觉,另外一个是幻灯机构成的图片电影装置《青•麒麟2》,可能用到20到30台幻灯机。去年在广州三年展(2008)展出的《青•麒麟》是山东拍的第一部分,这次是第二部分,想用图片记录当地的一些生活,在纪实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或者还有他们所做的雕塑。
李振华:这三个类型的作品,好像在通过展览延伸录像艺术的可能性。
杨福东:这其实有点像展厅中的录像艺术。我想尝试一些变化,希望在展厅里边展现一个类似舞台戏剧的感觉。楼上放的是《离信之雾》这个作品,会用九个电影屏幕来呈现它。这个电影只有9个画面,总长度180分钟。我把它称作是“行进中的电影”,有点像把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作电影来做。在我看来,它一方面是部(多屏)电影,另一方面又具有来自电影机本身的装置的感觉。
比如,我拍一群年轻人在池塘边玩,按照正常的拍摄可能我拍了有10遍或者20遍,这都属于这部电影里的范畴之内,它是可行的。而我采取的方式是不去剪切,只呈现原素材。这20遍都会作为这个电影的一部分,不做任何修改。其实,有点像把电影拍摄过程中的错误当成一种“美”。
李振华:即使是拍坏的一条(胶片),也会全部呈现出来么?
杨福东:没有好坏的区分,按照正常拍摄的需求,会有一、两条是自己拍摄时满意的。而在拍摄满意之前肯定有自己并不满意的,所以会继续拍摄。这些所谓无意义的拍摄画面也可以放在作品里,当成一个电影的有效部分来呈现。这是一个我自己想做的尝试,就是把电影中所谓“失误”的东西也呈现出来。
李振华:你为什么要把电影机放在一个标准的展厅里来展现?
杨福东:电影从很现实的角度,如放映条件、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导致很多拿胶片拍的作品,并非会由真正的播放器材——电影机来播放。这次拍摄的电影,我希望能够全过程地展示,所以会用跟电影有关的器材来放映,特别是拿标准的电影机。我希望它会在画面上呈现胶片的质感,而不是像过去转成数字或DVD播放的方式。我觉得其中的味道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从展厅的表面现象来看,电影机本身有质感和美感,一种器材的形象美以及机器运作的声音。电影机播放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呼吸感,让人觉得有人气、人味的东西存在。
李振华: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电影装置,这个词现在很流行,很多人在谈电影装置这个概念。
杨福东:某种原则下,我坚持它还是一部电影。只是在展厅里播放的时候,可能产生电影装置的感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行进中的电影”展示的是一个9个画面拍摄过程中全部的影像,像选原始素材的标准。
李振华:《离信之雾》是一部电影的9个视角,还是9个镜头?
杨福东:两种说法都可能成立,它可以是一部只有9个画面的电影,也可以是有9个只有一个画面的电影。每个画面都是个小电影,但是它处在一个大的范畴之内。
李振华:几年前在这个比利时看保罗•麦卡锡的一个展览(Paul McCarthy, S.M.A.K. Ghent,Belgium),他使用了十几台投影机,围绕一个现实的场景构成十几个视角,是完整故事的不同的片段(视角),但是法斯宾德的《亚历山大广场》 ( ALEXANDERPLATZ by FASSBINDER),也采用了15个影像的方式,却是把混淆的场景、不同的结尾片断作为一个整体关联。
杨福东:我希望的状态是一部“虚拟”的电影。可能这部电影确实存在,也可能只是提供了其中的9个画面,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可能。我不承认这种纯粹形式上的探讨,它应该是“观念电影”,或者我以前说的“意念电影”的状态。我希望当人们看这个片子的时候会有一定的想像,在看得见的电影之外,是不是还会其他的东西存在。我拍的9个场景、9个画面,每个画面都可以单独成立,它完全是在一个电影的线索里面。以前我曾谈到过“断章取义”,在我看来是个非常好的电影创作方法。我可能不是那种孜孜不倦学习或连续读书的人,所以有感而发是最好的摘取方式之一。“断章取义”看起来像是种变形的、扭曲的状态,但转换在创作当中,做得好反而能产生特别有嚼头(耐人寻味)的东西。
李振华:你以前的作品,如《断桥无雪》,都采用过多屏幕的方式来呈现,而《离信之雾》的影像似乎也延续了以往的创作线索,是不是它和你之前的作品有某种微妙的联系?
杨福东:这不是一种微妙的联系,而是自己的思考。那种看不见的方式可能有了一些调整,或者说有了一些变化。以前也聊到过“影像的可能性”会在哪里,针对这个作品,从电影制作本身来思考,错误的东西是不是“美”的东西?它可不可以做到另外一种味道?谈到创新,我觉得创新其实很难。你还在思考的时候,怎么慢慢地选择某些东西来做?再回到“断章取义”的概念,这种片断式的感觉,是不是有一个最大的有效点呈现出来?还有就是电影的错误,“NG”是不是真正的无意义?比如拍了一段之后喊停,觉得不好,但这不好的来源是什么?NG的镜头,是像垃圾一样的镜头,一点作用也没有?最后就永远不见天日,说消失就消失了?那这种根源从本身来说应不应该存在?就电影本身而言,拍的每条(胶片),现场和改编后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这是不是有道理呢?为什么要删取它(胶片)?这种删取的标准是什么?这种东西是虚拟的还是真实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在真实时间流失这方面,确实记录了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虚拟标准。所以“微妙的联系”转化为“思考”这个词,“断章取义”就是一种思考,一种抽离式的思考。这个作品可能不是一部标准电影,但是不是有些电影之外的东西存在呢?我觉得是耐人寻味的。
李振华:“虚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通常意义上,虚拟是没有被呈现的东西,或者是真实里不存在的东西。但你谈到的虚拟是在真实里被呈现的,你虚拟了整部电影,但每个画面又都真实存在的,这在理解上有点矛盾。
杨福东:它们之间有个联系的感觉,像手的正反面,看你怎么去解释它。还有一种虚拟的感觉,似乎是极度真实的,但那真实也许带个引号。
李振华:《离信之雾》的创作,是不是你对自己的一个反省?
杨福东:说到反省,就是所谓的宽容度。影像的宽容度在哪?你可以按照常规的模式,在有资金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拍摄。但我觉得很多人在某件事情上一旦顺手、形成惯性之后,会感到看不见的累,这种累是不是一种问题?还是说拍片子的时候只是内容换了、拍摄方法换了,根本上意识并没有改变?如果要抽出一些东西来想一想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思考和切入的可能?所以还有一种虚拟的创作状态,有些东西表面上是一样的,但从根上理解,那些质的东西能慢慢地改变。我希望哪怕有一点点错误,也可以慢慢地从想法上靠近自己慢慢掂量的东西,慢慢地把它呈现出来。这个还是挺难的。
李振华:你以前被剪掉的NG片断,是不是真的无意义?而那些没被剪掉的素材在作品里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杨福东:我也在思考,同样的一个画面它有完整的持续性。比如说5条,但也可能一半它就停下来了。有些因素是客观的,像电影胶片不够长了,你想拍,但是当时恰恰在拍到一半的时候没有了。各种情况下,累积下来的这些作品,成品也好,或者说它是一个原始资料,是不是都有意义?如果所有条件都成立,那你认为好的那一条或者画面,是不是肯定是最好的?这就会基于你欣赏或确定它的标准。
李振华:是不是观众就有如剪辑师?在现场,看完9个电影片断,通过自己的大脑进行剪辑,最后会变成九部电影,是这样一个概念么?
杨福东:这是我用一个相对简单的内容对观众的一个想法。他们的观影方式也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方式,会存在一种跳跃性。也许9个画面在他们脑子里面一闪而过,1到2分钟;也许是3个画面或者感兴趣的某几个画面,某个局部;也许整个片子看完哪个画面都没记住,他记住的那个觉得还挺好的画面却断掉了,没拍完。观众会产生错误的感觉,这是不是观影的另一种感觉?我不知道,结束后再来看,这种错误的段落会不会反而是一种有效状态。
李振华:这是你想看到的还是希望观众看到的?
杨福东:我没有设定绝对标准的点。其实就像我们在厕所里看的某一本书,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翻书,就是经常看的那几页,而不是一上来就翻到陌生的一页。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经历,我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感觉。
李振华:是不是希望观众会随着自身的流动性把这个故事串联起来?可是每个观众流动方式不同,很可能是无序的一个整体的影片,或者如你所说,他们只是串联了部分画面,这是不是你创作时候的目标呢?
杨福东:我对观众的期待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可能有人会从头到尾看完,完整审视它,但更多人还是特别感性的。这也是一个既成事实,在艺术展厅里做影像展览的一个既成事实,对艺术家而言,或多或少是一种无奈的状态。因为展厅的自由度、选择权在观众手里。我希望以后会慢慢的做一种“意念电影”或者“意会电影”,有点像在做梦的电影状态。梦境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小时候看科幻小说,谈到四维空间、几维空间,这种空间的时间概念是否和我们不同?瞬间,也许意味着一个非常饱满充实的、长距离的状态。我这对观众不会设置太多要求,更多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感性的去接触。
李振华:你说的这个时间线索我特别感兴趣。
杨福东: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个作品是胶片拍摄,我希望胶片被直接地还原,原材料重现。可能也有个人偏好吧。电影机本身是器材,它的机件感、声音质感,还有胶片机的那束光芒跟屏幕的联系,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有点像回到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感觉,但这种质感呈现出来并不是针对回忆,而是我觉得这种质感本身是好的、美的。这种氛围是美的,这种感觉是我想要的。
李振华:这和你以前的作品的感觉不太一样。
杨福东:《竹林七贤》拍完了以后,想要很简单,要相对的、认真的思考另外一个题材。其实我也可以换汤不换药地一直拍下去,但这种做法对我来说只是工作量上的改变,或者说内容题材环境上的改变,对自己会有一种疲倦感。这种疲倦是我不希望看到的,如果没有相对的思考和在意,会让人失去一种期待,一旦丧失了期待值,就会感到很难受。
李振华:我觉得还是拿电影和电影院来做个比较吧,以前给我的感觉,你的电影是在关注画面、关注内容、关注公众与自身的传达,这次显然转换成了关注氛围,就像我进入到电影院,有画面、有空间、有灯、还有……这些线索在作品里面。
杨福东:其实或多或少有一点形式上的思考,还有些观念上的思考,所以说它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电影也好或影像也好,它的绝对标准在哪里?它的可行性有多少?我只不过现在去进行一种实验而已。
李振华:为什么要选择35毫米电影胶片这种媒材?
杨福东:首先有个基本条件,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化学材料。 选35毫米的第一感觉是直觉或者是偏好。如果我选数字(设备)的话,数字有点像一面水泥墙,在我看来,它(数字影像)没有一个呼吸的感觉。但是35毫米可能像是一个树林,同样也堵得慌,但还是透气的,我会选择胶片这种感觉。
李振华:因为是35毫米,所以才会出现NG、废片的现象,用数字(设备)的话可能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杨福东:我觉得不是消失,如果用数字的话,NG还是会有的。好的方面来看,大家会觉得数字设备相对方便简洁,改变了一定的摄影观念和方式,它对摄影者有种相对操作的宽容度。但是它有一个潜在的、特别大的危机,就是数字影像的泛滥。当选择想拍摄一个画面的时候,会没有节制的拍很多,这同样会在最后的想要的东西(素材、成品)这块儿会造成很大障碍。而使用胶片,因为资金或其它方面的因素,恰恰导致了以胶片拍摄,反而提高了它的精确性。
李振华:我们再聊一下《将军的微笑》这个作品。
杨福东:《将军的微笑》我是把它当一个戏剧来做。在我的想像当中,应该是一个将军戎马生涯的最后一段生活,或者是当他年老以后的一段生活。可能是他的一个生日晚餐,一次很重要的聚会,或者是和亲朋好友的一场盛宴。有一种离别的感觉,这种离别的感觉跟他以前的生活完全不同,可能会从表面上有一种什么是孤独的、寂寞的感觉。或者说是告别了戎马生涯的状态,聚会或宴席散伙之后的那种落寞。可能是一个晚上的落寞,也可能是一生之后的落寞。从表面上看,会有点人的生活、生存状态以及生存的一些内心感受。
从戏剧的感觉而言,我用影像来做,而不是真人去做。其实也涉及到那种虚拟的状态,什么是真实的?真实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在讨论这些方面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关注。
廖文峰:为什么要选择将军,而不是一个普通人?将军的这个意像是不是跟中国历史有关?或者有一个现实的来源,与你以前生活在军人大院里面有关?
杨福东:要谈到小时候的感觉,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关系。另外,“将军”予人的感觉上首先是身份、地位、还有权利的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未必来源于小时候。小时候在部队生活会感到一个看不见的体制、标准,这种级别之分在部队是非常严厉的、非常清晰的,而且在生活中还是有一种朦胧的亲切感。我不希望《将军的微笑》这个作品偏离在影视、政治、权利的探讨,我想要的是一种成长过程中老将军的感觉,还有他(将军)特殊的身份,会吸引你。将军是一种阳刚或者硬的感觉,还有普遍意义上对将军的传奇生涯的兴趣。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一些迷,在他身上会加强那种力量感。同时,任何人到老的时候,基本状态是一样的,无论曾经再大的光环照耀,他还是一个平常的人,生于尘土,归于尘土。换句话说,任何人、任何身份,在最后的那一刹那,他只有很普通的状态,就是其中一份子而已。
廖文峰:将军和微笑,将军是特别强硬的一种象征,而微笑又是一种比较柔软的感觉。将军的微笑加起来似乎很强烈,在一个长桌上进餐也容易联想到最后的晚餐。
杨福东:首先我觉得“微笑”是一个很美的词,将军是一个很强势的感觉。强势的感觉分为现在和以前,可能以前很多事情或者他的一生,造成了这种强势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看来是非常灿烂的。所以当他暮年的时候,还可以拥有这种微笑。“微笑”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他依然有那种气场,依然有那种灿烂的感觉存在,这种灿烂尽管背后包围着孤独、落寞、感伤,但他的这种状态我认为是甜的,而不是人走茶凉。
廖文峰:在作品里选择西餐是下意识的,还是考量过的,还是考虑到电影的质感会有不同的影响呢?
杨福东:简单地说,从拍摄效果我觉得西式的晚宴更接近华丽的、美的感觉。将军的设定,没有规定必须是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因为我感兴趣的只是将军这一个身份的人物,如果假设他是亚洲或者中国的将军,所有外来的形式,会产生一个虚拟的感觉。当生活尘埃落定,状态改变的时候,也许将军本人并没有改变,围绕在他周围的人全都变了。
李振华:你谈到关于生存的迹象和观点,但我更想问你,在这个作品里将军真正影射的是谁?
杨福东:曾经灿烂过的人。
李振华:有没有自己?
杨福东:没有,之前有人说主题用“将军的微笑”不太合适,比较夸张,像说自己或影射他人。我没有影射自己,只是想取个类似舞台戏剧一样的名字,仿“戏剧电影”而不是舞台演出。我觉得“将军”这个词不带任何名姓,是一种状态。我希望它还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感觉,而不是考虑到对个人的影射。某种意义上说《将军的微笑》是一个戏剧,一场现场的戏剧,开玩笑说就是只在刹那间的戏剧,而不是希望大家可以去读完的一部戏。
李振华:展览本身不是一个戏剧,但拍摄的过程更像一个戏剧,你为什么会用戏剧这个词来形容你的新作品?
杨福东:这个作品同《离信之雾》的概念相反,前者把所有错误当成“美”呈现出来,而在《将军的微笑》现场拍摄的人员、演员身份年龄不一样,就连场景里的椅子都不一样,但这些是不会呈现出来的。拍摄虚拟的假象造出的真实感,这也是一种有意思的东西。画面只拍到手和桌面,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在(桌子)底下拉拉扯扯做别的事情,这就是现场戏剧感有意思的地方。他们聊的可能完全和拍摄无关。从创作者的状态看,像是你在驾驭分别开向两个方向的火车,你说中间架在这车上,车会分开吗?肯定不会,你就这么驾驶着这么走了。所以从心态上来说,就看需要什么。谈到戏剧,很多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也是挺可爱的一个点。其实很早就谈到我觉得我的创作方法之一是“叶公好龙”,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创作方式。个人凭直觉去嗅到一些感觉,可以任意发挥、幻想、去编、去做,可能那个出发点是跟戏剧有关系,也可能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有点像“意会电影”或“意会戏剧”在创作思路上的感觉,如同不经意地谈到某部电影,哪怕只给了我一个梗概,什么也没有看过,但是只要我感兴趣就会用,或者只是诉说的某个画面影响了我,在这个时期做出的作品,就富有很重要的背景概念。
李振华:你之前阐释过对形而上的理解,也或多或少提及这样的方法和感受。
杨福东:还有“虚拟文字电影”——就是所有作品你都没有看到真实影像,全部是文字描述,是幻想出来的东西,文字电影所幻想出来的电影,可能远比你所看到真的电影重要的多。
李振华:这种创造方式是不是来自于有意识的创作“误读”?
杨福东:它不是有意识的误读。以前会觉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误读,因为资源有限。这种误读反过来,以前没有机会看到一些作品(原作),现在你不经意地又看到了,就象有两部电影在对比,如同心里的文学电影和作者的成品(原作)。对比的同时,可能会更认可心里的电影,也或许你最后选择的是两者之外的第三部电影,这也是个特别可爱的状态。
李振华:那是有意识的误读。
杨福东:应该不会,但很难说有没有意识。先看过文字(介绍),再把碟放着看电影,这算不算有意识呢?如果这算有意识的话,那你还是在有意识的选择。
李振华:因为我觉得你的“叶公好龙”是有意识的。
杨福东:或多或少。
李振华:说说《青•麒麟》,我在广州看过现场,也谈到你对北方粗犷的感觉,我一直有点怀疑,你真的关注那个社会问题吗?或者说你真的把视角放到社会性的问题上去了吗?
杨福东:我们谈过的“图书馆电影计划”,这个作品蕴含着我的兴趣。我想做一些尝试性的实验,“图书馆电影计划”的感觉是,我想把它做成书架上的书,可以很自由的去看这个东西,可以相互选择地看。如果一个作品用记录片的方式来拍,就应该把它叫做记录片?我并不认可。我认为这么多录像出来不能说是一个纯记录片,但我也不好说它应该叫什么,是不是还叫电影?另外,图书馆电影关注的是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生活,所以提前做了一部关注属于观影的人,他们或多或少的精神生活,我觉得这是我感兴趣的一个点。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存状态,所有古代、现代大师做的艺术品,对他们(石雕工人)而言,只是获取生活资料。他们不会谈艺术,但日常讨论的还是如何做石雕的工艺,明代的、传统的,大家(石雕工人)关心的只是拿这些所谓的工艺来换取生存来源,换取钱和生活。这一切真的和艺术有关系么?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也许我更关注在艺术范畴中之外,他人的生活。
李振华:你在现场有没有和他们做过访谈?
杨福东:开始的时候想去谈,后来就转变了。他们是一个简单生存的方式,如果真的要去拍,去做深入的访谈,反而不是我想要的。就像一张皮,很表面的东西,炒得再热,也进不到他们(石雕工人)的生活中去。最重要的,是自己选择关闭了这扇门。有时候在大山下拍摄,看他们集体干活,人很小,像蚂蚁——在生活。那种残酷和冷漠的感觉非常直接。所以,那个作品是真实记录生活的,我希望是在精神层面上体现的,哪怕是表皮也好,证明那种真实。而不是看到雕塑,就用体量来评论这个作品的好坏。
廖文峰:《雀村往东》也牵扯到北方农村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青•麒麟》是不是都有人文关怀这方面的联系?
杨福东:从生活来说,《雀村往东》和《青•麒麟》两个都有一点点冷酷——现实的生活状态或生存状态。在拍摄这两个作品的时候,很难得在现场去谈艺术,谈当代艺术。在那个状态下,谈这些会显得奢侈,进入拍摄状态以后,这种话语(艺术、当代艺术)是格格不入的。你会觉得很奇怪,跟他们谈艺术,或谈艺术作品,是非常不现实的。就像是在两个世界里,在这种看不见的别人的生活里,艺术变得很脆弱,或者柔软。
李振华:这些作品和《竹林七贤》有没有内在联系?
杨福东:我以前也作过一个比喻:《竹林七贤》一直在谈知识分子、乌托邦,在谈什么理想、信仰。这些东西在现实当中到底有多远?或者到底有多近?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心态有点象在空中拍摄,在造一个空中楼阁。那种美感是非常纯净的,但到了一定时候,会发现有种无力的感觉,是一种看不见的虚拟的无力。这时你特别希望踏踏实实地站在一个地方。我觉得乌托邦的感觉并不是纯粹得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做一点事情。换句话说,在真实影像里也可以做到你需要的精神生活的体现。
李振华:南方、北方的两种感觉在你身上就是一个典型。
杨福东:我自己并不确定。以前的拍摄,可能南方气息重,比如甜美、柔弱,但我不认为它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南方。北方的人文环境,给人感觉硬朗、粗犷。这些并非要判一个标准,所谓的人文界限只是一个固有的判断。其实可能的话,《雀村往东》那个作品我觉得也挺柔美的,有一定细腻的东西在里边,只不过它的场景,包括季节的变化造就了这种感觉,北方的环境看起来大气,给人感觉壮观。但从以后的拍摄看,我觉得并不拘泥于南方北方。还是会按照“合适”的原则,按照某个题材,适合在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不会用大家既有的标准去衡量。只要你心里有一个需要的标准去做,而不是需要去迎合某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廖文峰:从大环境上来说,《竹林七贤》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过渡的时期,从小环境上来说,“竹林”这种特别南方的意象,与他们豪放的性格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也与我们现在对南方文化的印象有很大的不同,你认为《竹林七贤》与所谓的“南方”有何关系?
杨福东:我觉得还是一种殊途同归的关系。我考虑更多的还是考虑他们——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年轻人的那种状态。假如有参考的话,就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还有他的精神品质,而不是选择他们的表象。这是吸引我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说会谈到“意念电影”,或者说“意会电影”。其实很简单,举个例子,《竹林七贤》里边的典故:“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比如说某天晚上忽然想找某个朋友聊天喝酒,我就会半夜骑着马或开着车,去北京找他。我开了几个小时,到他家门口了,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心情、过程有了就okay了。一见到他,可能我就走了。开到他家了,又开半天回来。就是说这种劲儿,是不是可以转换到一些思考上来。或者在你做的一些作品上去转化,而不是去拍一辆车、一匹马,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样的切入点最合适,怎么去转化这种味道,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也会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李振华:我比较关心的是你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前你比较关注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心,比如《竹林七贤》,但《雀村往东》和《青•麒麟》里艺术又是一样很奢侈的东西,对你来说,这种关注是什么呢?
杨福东:以前我不会去强调要关注社会的很多东西,只关注艺术家本人想去做什么,有一定的思考。但是这两年,我确实对很多事情、人、物以及状态有一定的思考和看法。这两年自己会产生新的感觉,身上有种看不见的责任感,对社会的思考确实存在。做推论的时候,我觉得会有看不见的影响。以前上学所提到的美学理论,“艺术来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都有它一定的道理,而不是纯粹的理论。而现在的状态,艺术和生活,你怎么考虑、衡量、互相借鉴。人不可能完全抽离了去做一个新的乌托邦艺术,这是不现实的,会让自己觉得像在真空中,失重状态我觉得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李振华:你谈到了虚拟真实的问题挺有意思,同你之前说的明信片的感觉(《竹林七贤》1)来对比,那种虚拟是你对过去的一种追忆还是别的?
杨福东:这种感觉就如同在文本中虚拟了很多真实状态。现在拍的部分东西都有真实中含虚拟的感觉,或者更抽象地去表达。我觉得能把真实的东西借鉴过来,做成某种形式或者某种思考,这样也会很微妙,难度可能会更大,但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李振华:你为什么会把三个作品(《将军的微笑》《青•麒麟2》《离信之雾》)作为一个展览呈现出来,它们之间有什么关联?
杨福东:从形式上来说,我觉得《离信之雾》是真正的电影装置,我认为是一种“行进中的电影”。《将军的微笑》舞台戏剧标志着艺术的展出方式,是一种“戏剧电影”。还有《青•麒麟2》的图片是一个图像、幻灯片“装置电影”,形式上有点正面。从内容题材、感情方面,这三个作品还是归于一个生存状态、一种换位或互联思考,有相互的关联。从不同阶段、不同身份来表达的艺术作品,有点像一种权利和欲望,然而又有点远离生活状态。另外是在城市内部,“他”之所以要逃离这种状态,仿佛因为某种危机感——看不见的危机感。比如谈到蛇信子(《离信之雾》),它就有一个微型的征兆,一种思考。换句话说,希望自己是不怕错的,勇敢面对错误去做些事情。其实表现手法如前面所说的两大标题,逃避现象、逃离现实,也可以存在这种含义里面。还有悟的感觉——是一种疑惑,一种看不清的疑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还是挺美好的一个状态,它是有期待的,无论你做错了、做对了,迷惑之后是好、是坏,它这种期盼值还是在的。
【编辑:大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