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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是相对的——与郭庆祥先生商榷

来源:文汇报 石建邦 2009-09-11

  收藏“大佬”郭庆祥常常出语惊人,议论风生,素有“艺术警察”之雅号。他曾经批评当代艺术中的丑态图像是“伪艺疯狂”,垃圾里的商机;还对收藏界的鉴定状况,艺术作品的收藏标准等提出种种质疑和看法,反响甚烈。

 

  最近,郭先生再撰宏文,炮轰清代宫廷皇家收藏现象,认为无论乾隆皇帝还是当代的某些收藏“暴发户”,其收藏动机都是好大喜功,满足虚荣,藏品不但真伪莫辨而且大多没有艺术价值可言,因此是一种庸俗的收藏。文章一石二鸟,引起业内哗然。

 

  确实,他说得好像很有道理。康、雍、乾三朝盛世,就数乾隆的文化大业中,形象工程搞得最多,花费国库无数。他一手修《四库全书》,一手大搞文字狱,色厉内荏,夸饰炫耀。而那《石渠宝笈》是清宫庋藏历代书画的总记录,但由于各种原因,收入假画不少,庸劣之作更是无数,其中歌功颂德的马屁之作尤为俗不可耐。

 

  文化事业,做总比不做好,建设总比破坏好

 

  不过,雅俗是相对的。文化事业,做总比不做好,建设总比破坏好。从文化大局方面衡量,不要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起李自成之流进京的烧杀破坏来,乾隆爷们的文化事业允称辉煌,他们不但保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多数精粹部分,而且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性传承,特别是物质文化史的巨大发展,同时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方面也获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要说牛,以乾隆爷为代表的“清三代”确实有它足资炫耀的资本,那时候的中国就是今天的美国,超级老大,经济实力世界第一,万国来朝觐见皇帝必须下跪,文化建设方面的气派也自是非同一般。即使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国初皇帝们也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欧洲传教士云集北京,朝廷聘请洋人汤若望掌管天文历法,并制作各种科学仪器。康熙向外籍教师学习几何、代数、微积分,仿照西洋建筑格局建造圆明园,今天即使里面的一个水龙头也被“妄人”们追捧到几千万的天价。记载雍正生活的一本《行乐图》更告诉我们,他当时的衣着打扮曾经一式假发西服领结,模仿过欧洲宫廷的时尚。宫廷画家中除了中国人外,照样还有郎世宁、艾启蒙等西洋画师供职御前。甚至后来的慈禧太后还专门请美国女画家绘制油画肖像送到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这些西洋血液无疑使清代的艺术面貌更加丰富多彩。而尤其在工艺品的制作方面,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能工巧匠和珍贵材料用来供清政府驱使服务。因为皇帝好西洋钟表等奇技异器,所以当时欧洲许多作坊专门为之生产琳琅满目、宫廷繁多的钟表制品,进贡御用,至今仍陈列在故宫的珍宝馆中。为了烧制精美的瓷器,政府专门派遣督窑官负责控制官窑瓷器的生产质量,并求新创变,无论从设计、绘画,到制造,均可谓登峰造极,创造了艺术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即使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瓷器工艺仍然无法与当时的成就比肩。据瓷器专家耿宝昌回忆,周总理生前曾六次批评景德镇瓷器生产的质量低劣,无法与乾隆时期相比。另外,在玉器、景泰蓝以及玻璃等杂项工艺品的制作方面,乾隆朝同样也达到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今天,“乾隆工”已经成为工艺制作顶峰的一个代名词。

 

  总的说来,乾隆皇帝作为一个艺术文化财富的集大成者,其最大的贡献是为我们建立了一套精美高雅的宫廷文化标准,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宫廷文化相比毫不逊色,并且成为世界文化可资借鉴的一个重要宝库,影响深远。今天郭先生如果将之一概斥为庸俗,那是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乾隆时期扬州盐商富得流油,钱多得没处花,但就是没有文化,有人造个马桶也要大得晚上爬梯子才能上去,以为高雅,好比现在某些“煤老板”买车一买悍马十辆一样,遭人耻笑。相比之下,乾隆与他们,究竟是谁俗谁雅?

 

  高雅和庸俗各自虽有底线,但有时往往见仁见智,没有明确的分界。有时候还彼此转化,所谓大俗大雅,经常最俗的东西可以变得很雅,而很雅的东西却又会变得很俗。

 

  “学术”两字看似清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模糊含混的概念

 

  仔细想来,郭先生批评清代宫廷庸俗收藏,与他多年来大谈学术性收藏,高标自己的收藏品味大有干系。所谓学术性收藏,也许本意是想与那些捡破烂、投机性和炫耀性的收藏拉开距离、撇清关系,借以彰显自己的清高门户。但是,在笔者看来,“学术”两字看似清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模糊含混的概念,像一个大箩筐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这好比汽车的概念,夏利和奔驰都是汽车,但在性能和质量上却有着天壤之别。这一点,似乎郭先生没有讲清楚。

  还有,收藏品味的高下其本质也不是石崇斗富,以价钱贵贱为唯一指向。以某些收藏“暴发户”们的常识看来,奔驰比夏利好,劳斯莱斯更比奔驰牛气,而当他们看到别人玩游艇、玩飞机时也许就更自卑更没有底气了。现在许多人实际是以这样的攀比心理来玩收藏、看收藏的。但真正的收藏其实不比这些,这些都是形而下的东西,真正的收藏其实比的是一个收藏家的境界、眼光和气度。雅俗之间的分寸往往也在这里面微妙拿捏。

 

  元代画家倪云林,历来被视为清高绝俗的“高士”,他最懂雅俗之别。传说他曾经因为拒绝豪强首领张士诚弟弟的求画而惨遭毒打,人们问他遭打的具体细节,他就是不肯吐露,说这种事情“一说就俗”。他清楚,俗的东西是不能多说的,特别是出诸像他那样的高士之口,一旦你说出来,那么你也变俗了。同样,高雅的东西也是,只能去做,不能标榜或吹嘘,否则也是一件很俗的事情,非常跌份。

 

  因此深究起来,目下鼓吹的所谓“盛世收藏”也是一个庸俗的伪命题。相比之下,放宽收藏的视野,我倒更加尊敬那些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为保存文化香火免遭毁灭而节衣缩食、散尽家财、四处奔走的人士,他们的收藏品格才更显高贵。所以,张伯驹、郑振铎等人的乱世收藏故事才是最让人品味收藏冷暖,领略藏家雅俗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今年春季以来,从林风眠的假画事件到现在郭先生对清代宫廷收藏庸俗性的质疑背后,让我看到了中国艺术市场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目前正面临着一场信任危机,或者说是一个反思阶段。

 


【编辑: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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