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个打开西方艺术圈和艺术市场的中国艺术家；是第一个活着在卢浮宫举办个展的艺术家；是继赵无极、陈箴之后，第三位作品被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的华裔艺术家。
每天晚7点是尤伦斯当代艺术馆闭馆的时间。大展厅里震耳欲聋地响了一整天的鼓风机停了。34幅被吹得呼啦啦飘扬的旗帜以及旗帜上34张婴儿的脸也随着风力消失，瘫软下来，耷拉在旗杆上。仿佛大退潮，展厅尽头的灰色风景墙露了出来，那面墙上画着没有人烟的山头。远望去，旗杆如坟墓上的旗帜，遍插山地。
展览有个冷静的名字《童年的风景》。早晨开馆，鼓风机发动起来，34张婴儿的脸齐齐地向两侧飘扬。在风里，婴儿的嘴唇蠕动，五官变幻，有了生机。直至闭馆，生命凋谢，露出展厅的本来面目：一个尽是灰色的悲哀、安静的世界。
在这场从生到死的生命旅程中，重点是生命的凋谢。死亡是艺术家严培明近年常用的题材。当他还是下河摸鱼的年纪时，就害怕死亡。害怕但不躲避。在一张自画像上，他画了自己上吊的一刹那，椅子没有踢掉，眼睛还在挣扎。
2004年，严培明的父亲去世。严培明的一位朋友在一个黄昏接到他的电话，严在电话里很淡然地说起自己父亲去世了。之后，这位朋友注意到，严培明创作了大量与死亡有关的作品。严培明说，父亲的去世刺激了他对死亡题材的创作。“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会突然醒过来，意识到，快轮到你了。这是最痛苦的。父母在世的时候，你永远是小孩。当前面有人走掉了，你马上就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不怕死，我怕不能活，活着多好。”
2005年，严培明以父亲为题，在上海举办“献给我父亲，第戎-上海”大型个展。2008年，他把父亲的肖像画带进卢浮宫。他一面开玩笑，“不装死，怎么进卢浮宫？”一面说，“我父亲是世界上最老实、最淳朴的人，他尽了一切努力养活我们。”
严培明是上海人。1960年出生在闸北区。父亲杀猪，母亲做工。家里只有18平米。1979年，严培明没有考上上海工艺美院，去法国投奔舅舅。舅舅只能教给他制包技术，他得自己打工，自己去叩开法国艺术殿堂的大门。
一到法国，严培明就被直接拉去工厂干活。一两个月之后，他离开巴黎，来到小城第戎，并在第戎住了下来。之后的10年里，严培明半工半读。1987年，他开始画大幅的毛泽东肖像。1991年，他举办了自己的首次个展。严培明用毛泽东的肖像画叩开了西方艺术界的大门，接着，他画的李小龙肖像被挂在第戎火车站。他的作品开始出现在第戎街头。
严培明说“我不是笨蛋”，他留意时事新闻，在全世界最热闹的国家美国，找到了不少好题材，用奥巴马、美元、骷髅、孩子的肖像画，拨弄西方受众的神经。
他画了美国最大金融诈骗案的主角、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麦道夫的骗局涉案500亿美元。这幅画在美国展出时，人们想拿番茄扔它，想撕掉它。他画了在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年轻士兵，没有镜框，画直接钉在墙上，对面是一组新生的婴儿。如此生死对比，让人看得汗毛倒竖。他画美元，用自己的骷髅头代替了原来美元上的总统肖像。他画了震惊美国全国的兄弟杀人犯。
尤伦斯馆长杰罗姆·桑斯称2009年是“严培明年”。在当下全球当代艺术集体沉沦的时候，严培明异军突起，在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俄亥俄州立美术馆先后举办个展。今年2月11日，巴黎卢浮宫为严培明举办个展“蒙娜丽莎的葬礼”，展览持续至5月26日。严培明因此成为继毕加索之后，第二个在卢浮宫办个展的现代艺术家。2月24日，严培明获颁法国荣誉骑士勋章。
尽管严培明本人并不愿意，但是艺术家走红的标志就是金钱。“2009胡润艺术榜”的统计显示，中国前50位上榜艺术家的总成交额在2008年缩水25\\%，唯独严培明，作品总成交额却比前一年增长了103\\%。在佳士得和苏富比的拍卖会上，其作品单幅售价平均已高达50万美元。
桑斯和严培明有20多年的交情。
他邀请严培明在尤伦斯办展，把尤伦斯最大的展厅让严培明使用。这是严培明在北京举办的第一个个展，在国内举办的第三个个展。
再见严培明是在上海莫干山路50号的咖啡厅里。他说自己是上个世纪的人，不会电脑，不会发短信，唯一一个会发的字就是“好”。在数个“好”之后，他坐在记者对面，点上一支雪茄。
人活着要知道天高地厚
记者：4年前，你在国内首次个展的序言上这么写：“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的，受全世界公认，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艺术家。我现在还没有进场踢球，还在坐冷板凳；我的路还没有开始，还在做准备工作。”现在你怎么看自己？成为主力了吗？
严培明：还早着呢。人活着要知道天高地厚。我才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过去，我坐在冷板凳上，现在偶尔从冷板凳上站起来，开始上场了。
记者：2008年，你的作品总成交额比2007年增长103\\%。你的作品卖得这么贵,你想到过吗？
严培明：我这个人从来没想过赚钱，没有追求过多少钱。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能养活自己，我就很满足了。拍卖行跟我无关，这些东西都是二手市场。
记者：前两年中国当代艺术火得烫手，你的作品却卖不动。
严培明：那时我在中国没卖出过一幅作品。理由很简单，我签约的画廊面向美国、欧洲，没有在中国开发，中国人对我的作品还不了解。
记者：你怎么看待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火热和现在的低迷？
严培明：这是必然的，就像炒股票。艺术圈子的人把艺术市场搞得像股票市场一样，出现很多的冒险、虚荣和膨胀。艺术品不可能一直涨下去，要靠一定的时间和艺术地位积累。三四流艺术家的作品价格乱涨，不可能的嘛。
记者：你常年在国外，算是中国当代艺术圈外的人吗？
严培明：1990年夏天，在法国南部办了一个中国艺术家展，才把我联系进来。当时有6个艺术家参展：陈箴、蔡国强、谷文达、黄永、杨诘苍和我。现在这6个人各走各的路，都很有名。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特喜欢黄永。他就是个艺术家，敢展示自己的东西。
记者：你怎么形容自己？
严培明：在心底里，我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孤独不是痛苦，是一种幸福。我喜欢一个人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书、想想问题。躺在床上就幸福了，还烦什么？
我从来不会奉承自己
记者：1960年，你出生在上海闸北区。童年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严培明：我出生在工人家庭，排行老二。我从小喜欢画画，慢慢就养成了比较孤独的性格，喜欢一个人想问题。放暑假，我会去农村祖母那儿，在河里游泳、抓小鱼。我的童年比较单纯，很幸福。我不会说我的童年痛苦。现在的我比过去痛苦多了。
童年最幸福。在童年，我归父母管。现在，我不但要管自己，还要管父母和小孩，上有老下有小。
记者：为什么你说现在比以前痛苦？
严培明：当你爬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就会感到自己的为难—遇到新台阶，跌下来惨，爬上去累，但还是要爬啊。
记者：你多次提到命运。你怎么看待命运？
严培明：我这个人永远在逃避。我想，我碰到的困难，都是我的命运。这样想，我就舒服一点。我妈妈信佛，天天帮我祈祷。中国人讲“命不好”，这也是逃避的一种方法。其实我一辈子很幸运，碰到了很多好人。每当我不幸运的时候，我会把它化成幸运。
记者：你其实挺顺的，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中也没有磕碰。
严培明：当时，我在横沙岛学农，班主任带着我们在那儿待了几个星期。学工是在上海手风琴厂，每个小孩都有一个师傅。那段经历很好玩。
“文革”时期，上海的学校上半天课，学生多，教室少。我们就有课余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喜欢画画就去画画，帮着出黑板报。这样，我就慢慢开始画画了。
记者：你年少时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严培明：我的想法很简单，最想去电影院工作。电影院里要画广告、海报。这份工作太适合我了。其次想去街道附近画死人照片的店。他们给死人画画，把一张小小的一寸照片放大。这也是画画，很自由。我想这份工作也不错，只要有死人，我就有工作。现在，我把这两者混在一起，变成我活着的理由。
记者：我听说过一个关于你的故事。你在家里画画，画了两个礼拜。你的家人就站着吃饭，吃了两个礼拜。确有其事？
严培明：真的。我的家人很尊重我。只有我有这个特权。我从小就很懂事，父母从来没有为我担心过。我知道我父母的痛苦，也知道他们的能量。我不会对他们有很多要求。
记者：你家当年的面积多大？
严培明：18平方，已经算大了，我很多同学的家更小。小时候永远没有自己的房间，永远处于集体生活。
记者：你的家境不富裕。你不上学，不做生意，只是画画。你的父母支持你吗？
严培明：他们是很普通的工人，不像现在的父母那么有功利心。他们从来不追求金钱，家里像养动物一样，给小孩饭吃，生活要求很低的。他们不懂艺术，可是知道我从事的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他们也不想我成为一个什么家，就是觉得你喜欢画画，就支持你。
记者：现在你家的面积多大？
严培明：差不多一两百个平米。
记者：出国几十年后回到上海，你对上海的变化有什么感触？
严培明：上海人最痛苦的就是房子。上海的变化就是从人均居住面积一两个平米到20多平米的变化。现在，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人自私了，人情味比过去少多了。这就是社会变化，很难避免。
记者：你在2004年画过外滩。那幅外滩似乎有疑惑，没有荣耀。
严培明：很多人会奉承，我从来不会奉承自己，永远有自我批评的意识，我不画美好的上海，表达美好的世界。我寻找的不是悲观，而是人的力量，自己的观点，对世界的责任。我是在搞艺术，不是在搞促销，也不是搞商品。
我永远是中国人
记者：1980年你离开上海，去法国。为什么？
严培明：因为没有考上上海工艺美院。去法国是为了读书。
记者：巴黎是艺术家的天堂。你初到巴黎，仅待了一两个月，就离开巴黎，去了小镇第戎，并在第戎待到现在。为什么？
严培明：巴黎有很多华人，小地方的圈子会更简单化，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是一个很独立的艺术家，从来不赶时髦，不想成天在外面混。我严培明在“蒙娜丽莎的葬礼”上只想成为一个成熟、纯粹的艺术家。所以我离开巴黎，找个小地方，独立起来，认认真真地实现自己的想法。做艺术，不需要住在卢浮宫的旁边，只要有能力、有想法，时间会证明你。
记者：1981-1986年，你在第戎国立美术学院求学。你说自己最幸福的日子就是这5年？
严培明：我的大学生活是把握得比较好的，半工半读，各科成绩都不错。在那5年里，我从少年步入成年，没有什么压力，很顺利。当时全校有200多个学生，大家都知道我。
记者：你在学生时代、毕业之后总共洗了10年盘子。你焦虑过吗？
严培明：从来没有。我洗过碗，扫过地，刷过厕所，擦过玻璃，卖过冰棍，在工厂里打过工。我知道，把盘子擦干净，让客人吃得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从来不觉得苦。为什么你们都说洗碗苦？打工不痛苦。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那就是现实。世界上没有低人一等的职业，只有不同的职业。不能看不起看门人、洗车人，那也是一份工作。
记者：那时打工挣多少钱？
严培明：刚够养活自己，当时的需求也比较少，房租、吃饭，一点零用钱就足够了。颜料，我买的都是很简单的。
记者：你从1995年起在法国第戎国立美术学院任教，你的学生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你会给他们什么？
严培明：我教了十多年的书。很多老师会给学生看到不好的一面，我给学生看到的全是我的希望，艺术家最美的地方。我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永远是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我鼓励学生去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不管成功与否，没关系。但是，艺术家多自由，做老师好像“蹲监狱”，还得担责任，和学生谈天。学生的素质不行就会说老师教得不好。最近几年，我退了，不做老师了。最近，巴黎美院又要我回去“坐牢”，我干嘛去啊？现在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很自由。我再也不想做老师了。
记者：你已加入法国国籍？
严培明：我拿了外国国籍，就自动放弃了中国国籍。我也没办法。我在国外，没人说我是法国人，我长得不像法国人，不染头发，也没有英文名字，大家都叫我“Ming”。我永远都是中国人，我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就好像穿西装，不是穿上西装就会变成外国人的。护照在我口袋里，不给别人看，只给海关看的。
父亲死去，儿子活着
记者：你为你父亲画了很多肖像画。画父亲时的感觉很特殊吧？
严培明：我在中学时就画过我父亲，当时没有别的模特。后来，我父亲来法国，和我生活在一起。他的年纪大了，身体不舒服。我就突然很害怕他死去。当然我知道终有那一天，所以我就开始画他的肖像。我画的是全世界小孩看待父亲的过程—小时候看到的父亲是那么伟大；后来在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感到父亲是最卑鄙、最小气的；最后，父亲生病的时候，会看到父亲的可怜、病态。从伟大到可怜，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所以我画了一幅父亲的肖像，题目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卑鄙的、最骄傲的、最好的、最贫穷、最苦的人”。
记者：在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葬礼”展览上，父亲的肖像对着死去的儿子的肖像。为什么这么处理？
严培明：我是很自我的人。在卢浮宫办展，我不想用别人的父亲、别人的儿子来表达父子关系。我就用我爸爸和我，这样有白头发送黑头发的感觉。不装死，怎么进卢浮宫？这也是蒙娜丽莎这个西方人的故事变成我自己的故事的经过。
记者：你怎么看待生死？
严培明：当一个人开始懂事的时候，身边就陆续有人死去了，你会接触到殡仪馆、火葬场。我爸爸已经去世了。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会突然醒过来，意识到，快轮到你了。这是最痛苦的。父母在世的时候，你永远是小孩。当前面有人走掉了，你马上就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着。
记者：你对死亡题材的表达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还是绝望？
严培明：我很热爱生命。
记者：怎样好好地活？
严培明：我永远都采取一个方法—逃避。我最幸福的时候是在工作室里。工作室是我的天地，当我想做事情的时候，随时可以拿起画笔。不管画得好不好，在工作室里，坐一整天也好，傻站着也好。很多时候，我不画画也在工作室。那里让我舒服、安静、充满自由。手机一关，没人管你。
有手机是很倒霉的。过去我们出差两三天，很自由。现在出差，总有人打电话来问“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你在干吗啊？”你永远要向别人汇报。手机的悲哀也在这里，把人像只狗一样地牵住了。
记者：在你的一幅画中，新娘躺在殡仪馆里，陪伴着你。这幅作品你想表达什么？
严培明：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当新娘是女人最美好的一天，而睡在棺材里是最悲惨的一天。画里的新郎是我的自画像。我希望美女永远陪伴，死的那天也要陪伴。
记者：你希望通过作品表达什么？
严培明：我从小就害怕死亡。我的大部分关于死亡的作品都是面对死亡的。面对死亡，你不能逃避。没有人能逃避死亡。
我将一直是一个画家
记者：你画过你的母亲吗？
严培明：还没开始，今年可能会画。我很小的时候画过一张。在明年春天的纽约展览上，我会展出一系列女性画像，包括我母亲的肖像画。
记者：你画的第一个名人是毛泽东，这些画帮助你在西方成名。
严培明：我不是很笨的人。我喜欢毛泽东，我是在他的旗帜下长大的，受他的教育和洗礼。我刚去法国的时候，一些年长的西方人很熟悉毛泽东。他们觉得我画的毛泽东很新。是毛泽东让大家知道了我。
记者：你画的毛泽东新在哪里？
严培明：我画的不是商品。很多人画的老毛是商品。我很早就画老毛了，那时还没有艺术家画他。他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的开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画的老毛表达了我对老毛的感情，但不是崇敬。我画的老毛都很有力量，大气磅礴，呐喊，而不是小气的，也不是像奶油一样很漂亮的东西。我不是画老毛跳跳舞。我要表达他对整个世界的震撼力。他的诗很大气。我的画要和他的诗一样。
记者：你的作品，从毛泽东到李小龙，尺寸都很大。
严培明：前两天我碰到一个阿拉伯王子，他很喜欢李小龙，想让我帮他画张小的。我说李小龙是电影演员，不是电视剧演员。我从来不画像电视那么小的东西。我拒绝了。电视剧和电影两回事情啊。我不喜欢画小画，喜欢画大画，能让人走进去的东西。
记者：你画的奥巴马肖像在他今年1月的就职典礼上亮相。你是为奥巴马当选而创作的吗？
严培明：在奥巴马竞选以前，我就把他的肖像全画好了。奥巴马的摄影师把照片传给我，我根据照片画的。我知道他会赢。这件作品是美国一家基金会收藏的。展出这件作品的同时，也展出了死亡的美国士兵。当时美国的军机失事，16位士兵死去。16幅国旗覆盖着棺材。当时，奥巴马在士兵面前落泪，他不是为了死去的士兵落泪，而是为了活人，他需要更多的人为国家服务，他永远需要士兵，也需要美金，也需要棺材，也需要更多新生的婴儿。这就是美国的现实。
记者：在卢浮宫个展上，你为什么选蒙娜丽莎这个西方人耳熟能详、被无数次解读的题材？
严培明：当卢浮宫馆长请我在卢浮宫办个展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要画蒙娜丽莎。在悬挂《蒙娜丽莎》那面墙的背后，他们给我一个厅。我画的是蒙娜丽莎的影子。影子永远是灰灰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另外，“蒙娜丽莎的葬礼”在卢浮宫里举行，而不是在外面，意思完全是对的。
记者：除了名人，你也画过一些草根，比如杀人犯。
严培明：对，我画了一些被判无期徒刑的女性。后来，她们中的几个人得到几小时的假释，她们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女孩子，结伴来看我的展览。我们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她们有很多年没有出来喝过咖啡了。她们说，外面的世界那么美好，她们感到幸福。我想，她们回去后，改造可能会更加努力吧。
记者：你怎么画了那么多的自画像？
严培明：画家永远是最自我的。没有自我，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家。我很谦虚，也很自大。
记者：你的肖像是根据照片还是别的什么创作的？你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严培明：有时我自己会拍。一般是别人拍好之后，传给我。我的摄影能力不够。我用两三天就可以搞定一张画。我很随意的，做事比较快，画画也不唆。就像一个女人对他的老公里唆，很烦嘛。一句话可以说清楚，干嘛没完没了？我这个人说话很简单，说清楚就可以了。绘画是这样，拍电影也是这样。有的电影怕得很唆，有的电影一看就是经典。不要想得很复杂。有的人画画想的头头是道，什么色彩啊、光线啊、透视啊、表情神态啊、故事啊、头发怎么处理啊、嘴是什么样啊，等他想好了，这张画我早就画好了。
记者：你一直只用黑白两种颜色，为什么？
严培明：老实告诉你，我想画彩色，但画不好。因为处理颜色问题有一个困难，当你面对它时，所有大师的影子都会笼罩着你，你得很勇敢、很伟大。我是一个很卑微的人，就逃避了，只画单色。我在读书时，有一个法国朋友，他画油画，但他是色盲，分不清所有的颜色。有时，我们恶作剧，撕掉颜料的牌子，他画出来的天空就是红色的，不是蓝色的。但是他的画很不错，他看到的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他画的色彩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不是看颜色，而是去理解。
记者：你在法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是你的作品基本是关于美国的，关于法国的作品几乎没有，为什么？
严培明：奇怪，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不关心眼前的事情。我看得比较远一点。法国最近也没什么让我觉得可以去搞创作。
记者：这次你在尤伦斯做了一件类似装置的作品，你会在绘画以外的领域开拓吗？
严培明：不会。我是一个画家，永远保持对绘画的感觉。
【编辑：虹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