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之美，山水之殇，山水之救赎（WE SEE. WE THINK. WE CHANGE.）
时间：2009年9月22日 14:30 – 17:30
地点：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
·第一部分 14:30 – 15:30 人与自然：给予、获得与拯救·
人对自然有着朴素的感情，人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我们常常只是隐约感到。从历史到现在、西方和东方都有综合学科的眼光诠释人与自然，自然与艺术，以及人类精神的低谷和救赎 - 为什么遥远的自然是我们的必需?在这一主题下，艺界、学界、建筑界都有长期深入的关注，并从实践中做出贡献，他们中的大家将分享思想。
主持人：翁菱 著名艺术策划人 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总监
嘉宾：朱哲琴 中国新音乐代表人物
汪建伟 中国杰出影像和装置艺术家
周伟 中国著名建筑师、艺术家
田松 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翁菱：谢谢大家光临今天的山水论坛。我是翁菱，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的总监。天安时间自去年开业至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今天来的很多媒体，都是我们天安时间长期的朋友和支持者。我先对大家的到来，和之前以及今后对的我们的支持和关心表示感谢。
今天的山水大展，可以说是天安时间成立至今，我们投入的心血最多;我们合作的艺术家、科学家、音乐家、以及其他不同行业的专业人士最多的一个展览;应该说，也是我们付出爱心特别多的一个展览。尽管今年才开始筹备，但是我们非常希望它能成为一个新的开始，得到大家的关注、批评和帮助。
今天的论坛的第一部分将请来几位艺术家和我们分享。与我们熟悉的媒体朋友们可能一看就知道，这些艺术家是和我们一起成长、合作很多年的亲密朋友。而坐在我身边的朱哲琴小姐，作为“自然音乐之子”，大家都十分了解她的音乐。虽然没有参加展览，但她的创作一直都和自然、爱、人和自然的神交有着非常深切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请朱哲琴为我们介绍一下她最近的体验。
朱哲琴：我一直讲我认识这个世界是从听觉开始的;我的听觉远早于我的视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成为一个声音工作者。最近我在做一个有关中国民族文化保护发展项目。山水自然的保护是综合的，而我在做其中的一部分。今年三月，我开始了一个声音的寻访之旅。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旅行。这两年工作区主要集中在这六个区域(云南、贵州、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古)。我觉得这更像一个寻宝之旅。寻找中国这些很原初的、流传下来的东西——我觉得它们是声音的古董。
保护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真实的记录，并对这些搜寻出来的东西的再创造——这也是未来的工作方向。我们的第一站在侗族。侗族的艺术和它的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人们靠水而居。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些音乐段落。他们的村落依然保存着他们的音乐，包括他们的服饰——这一切都是一个整体。听到这些音乐，才知道它是与人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相关的，因此对它的保护从来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工作。
这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区域，叫地扪。这是另外一个人迹不多涉足的地方——黄冈。在那样一些封闭的区域，人们的那种歌唱的能力，对音乐的美感，我觉得是天然的。这是他们自然地一部分。在侗族，我们看见这些三到五岁的小孩儿，他们可以唱非常复杂的多声部的音乐。他们的歌唱我觉得有一个谜：尽管他们没有指挥，但是从几十人到上百人的多声部合唱，大家可以做到十分细微的变化，非常精彩。尽管之前听过很多碟，但一直到这次访问，才了解到他们在歌唱时是通过身体的接触来保持彼此间的默契。
接下来是苗族的村寨。在苗族，板凳都可以成为打击乐。其实音乐也是人天然的一部分，也是应该被保护的。这是音乐的天赋。但这种天赋如果没有自然，没有一种生态和生活节奏的滋养，也会流失。这是苗族飞歌。这些音乐非常美妙，但想象一下，如果这种音乐脱离这个环境，到另一个非常嘈杂地方，它就会完全失去美感。像这样的旅行，我们不需要去找一些仿原生态或者仿古董的东西，而是深入深山，在古老的山寨中找寻。
这是江坡村，位于香格里拉与昌都边境一带，也是弦子的故乡。
傈僳族… …
这是在西双版纳，那边的生态和文化完全不一样。我们还到了缅甸边境，这是布朗族。
内蒙。呼麦是内蒙已经消失的一种东西，但近几年因为呼麦申遗成功，所以在内蒙境内的年轻人又开始重新学习。因为有这样的基础，所以他们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达到一定的程度。
这是日喀则地区的一种舞蹈叫斯马卓，原来是寺院体系用来做仪轨的，现在只有一个村子还保留这样的东西。《格萨尔王》是西藏说唱艺术的代表。它这个帽子非常奇特，由十六种羽毛做成。所以有一个专门的帽赞。
其实在整个旅途中，我们一直在想要如何保存这些东西呢?如果把他们的音乐与生态割离开来，其实也是一种很虚构的保护的愿望。但是他们的东西如果永远停留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是不现实的。
这是吐鲁番木卡姆。
最后，给你们听一段吧!吐鲁番刀郎木卡姆。你们不知道，这些遗传下来的音乐，有多现代的节奏。这些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这都是被我们遗弃在一边的却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但是，现在全中国都在抄袭西方节奏的体系。因此要保护这些东西，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侧面的工作和命题。这也就是我来参加这个活动，来让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只有大家在不同的方面、层面共同努力，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生态。谢谢!
翁菱：朱哲琴最近是联合国驻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大使。我一直在关注她的工作，看她为保护少数民族音乐、当地自然、以及自然给人所带来的文化创造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令我十分敬佩。这次山水大展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我们一群朋友的努力。展览的题目《山水》也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个组织的名称。所有这一切，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作为做艺术的人，我们一直在想，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才是基于我们长期的学科的背景，专业的背景，历史的背景，到今天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工作和创作的方向。那么这次的山水大展和接下来的生态立体城市展览，其实体现着天安时间的未来，我们在往着一个绿色的、对地球、对环境好的方向努力。《山水》是努力的开始。那么，这次我们的参展艺术家有三位，接下来我们分别介绍。
大家一走进空间，看到的这件贯通空间一层、二层直到屋顶的作品，是使用50-70年代我们自己或我们的父辈用过的、最熟悉的家居，重新组合而成的一个通天斜塔。汪建伟作为中国前卫艺术思想家，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创作这样一个作品?在我们提出绿色问题，关心环境，关心自然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件作品来和我们的公众对话?我们有请汪建伟来谈谈他的思考。谢谢!
汪建伟：我希望我的交代，让大家不要那么乏味。简单的说，我更愿意把山水理解为如何从一种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方法。它实际上跟我自己一贯做艺术作品的方法是一致的。比如说，这次在讨论山水时，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将知识综合一体的方法。那么实际上，首先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谈论的事物。
首先让我得到这个概念的是马克思。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从一种社会学的范畴来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他指出，纯粹物质的自然是没有办法进入世界历史的，人总是要把正在进行的物质化生产间接地转换成物质现实。这时不光是一种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包括人和人。它给了我一种去理解人跟自然关系的新的点。举几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戈尔拍了部电影，尽管电影存在很多漏洞，但他一开始引了两个数字是很引人注目的。第一个是150年前，美国人在宾州打开了第一个油井。但是，与此同时，在英国一个科学家发现了二氧化碳可以吸收红外辐射。在150年前，这两个故事几乎是毫无关系的。那么它们的关系如何产生?最早，人们使用鲸油来照明，到19世纪，鲸的扑捉量已经到达每年1.9万头。于是商人，不是要去拯救鲸，而是发现鲸油成本太高，必须找到成本更为低廉的照明材料，所以发现了煤油。煤油的产生直接导致一种比鲸油更为廉价的能源使用方式的产生。紧接着，美国人又从更廉价的石油里边发现新的能源。一开始所使用的汽油，实际上是石油的废料。最后大家从更廉价的里边要去发现一种能源。这就是导致我们今天大家一谈到环境就会谈到排放，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英国科学家对二氧化碳的发现为这两种决定我们生存的能源宣判了死刑。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我们现在都在谈环境，要买小排量的车，要减少排量。但是联合国的科学家发现，我们人类饲养动物、吃肉所产生的温室效应，要远远高于我们汽车排量的排放。这些数字让我意识到，你必须从一种关系当中去看待事物。那么最精彩的是，6月5日，大家都知道是世界环境日，但它的来源是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开会的时候，由甘地代表第三世界，提出一个很惊人的口号，难道匮乏和贫穷不也是一个污染吗?这些事例给了我另外一个启发：我们对待任何一个进行中的事物时，应该在一种关系中来看待。那么我的作品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关系而产生的。比如说，人类在对待环境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对于未来的想象。然后他通过一种物质生产过程来替代这个自然过程。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展开的。它的模型来源于30年代，第三共产国际要生产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整个社会和生产模式的理想。他们委托艺术家塔特林，设计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在设计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要超过303米，即象征资本主义的埃菲尔铁塔的高度。但问题是，90年过去了，这样的理想依然保持在模型的状态里;第二，它实际上也是想从关系的角度，想把一种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关于它的生产方式，关于我们对于整个环境的理想结合在一个模型里。那么，我想它是不是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对我们今天在谈论过去和未来时的一个参照点。我使用材料，大家都知道，也是在50年代到80年代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我觉得这种生产方式很像90年前，第三共产国际理想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
为什么这个作品叫隔离?这些看起来用单一系统无法串联的东西，实际上是被隔绝在每一个知识系统之外，所以我用一个在隔绝状态下产生的生产方式和我们的记忆，与一个至今作为理想模型的概念，产生成同样一个事物。这就回到了我自己对于山水的思考。我认为，今天我们面对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要使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看待。我觉得对一个事物的批评的一致性比事物发生的一致性还要可怕。这就是我关于山水的整个思考的过程。
翁菱：谢谢汪建伟!熟悉我们的朋友，可能在门口会发现，天安时间整栋楼在一天之内突然被常青藤环绕。这植物怎么会在一天之内长出来?这是我们的艺术家朋友周伟的创作。周伟其实是天安时间整个空间的设计师和建筑师。80年代，我们同窗一起学习。90年，他就像今天朱哲琴的寻访之旅那样，领着我们一帮同学、艺术家朋友去云南采集过20多个少数民族的独有特色，并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少数民族设计艺术展。周伟这么多年，潜心做建筑，做设计，并不是一个在媒体面前特别多亮相的艺术家。但他的工作一直有其独特的品质、品味追求。他让我们的外墙在一天之内浓绿尽染，然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他的作品。
周伟：谢谢翁菱。关于这个作品，我稍后给大家介绍。最早翁菱找我说他们正在聊“山水”话题，想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一起做一个展览。我觉得特别棒，特别有意思。她邀请我参加展览时，我正在做一个“人民长安计划”。这个计划初看之下，可能和自然生态并没有什么关系。由于长安街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象征。因此，“人民长安计划”想要对长安街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分析、重新建构，消解长安街这种权利空间、政治空间、资本空间，然后再做一次重构。这个计划非常庞大，但是和翁菱聊过后，大家认为这也是从社会生态角度来看待长安街。我当时的想法，是想把这样一个将城市空间平等化的作品拿出来，参加山水大展。因为，我觉得在自然生态层面上讨论山水问题，根本上还是人和人的关系。我们现在面临的生态危机、生态困境，或者说人和自然急剧恶化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当时希望用这个计划来参加展览，希望通过对政治权利和资本空间的消解，将空间平等化，来呼唤理想的社会类型。从社会生态层面来说，只要我们的社会能够形成理想的良性的社会生态系统，那么自然生态系统就不会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所以今天我更愿意在社会生态系统这样一个层面上来谈论我们的山水，谈论我们的自然生态。
大家都知道，地球重病。但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人类先重病，建立了一种病态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病态的人与人的关系又构成了一种病态的社会类型;在这种病态的社会类型之下，大家又选择了一种非常无奈、非常矛盾的生活方式——一种对物质主义、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的极大追求。在这种状况下，富人、发达国家和富的群体希望占有更多自然资源，来掌握更大的财富，来控制更大的群体。穷人、穷国和发展中国家希望争取一些自然资源，来脱离贫困，从而达到一种社会平衡。正是在这个追求社会平衡的过程中，人类不停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因此，自然生态的危机和困境，实际上还是社会生态病态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我最早希望拿“人民长安计划”来参与山水项目。但由于制作周期的原因，计划还没有实施。所以，我实施了现在外墙上的这个作品。从我自身的角度上，我并不想预设立场，只是生活过程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大家所看到的作品的自述，只是我对市场的一个调查报告。报告大约有100多页，这里只是摘了一小部分。希望大家通过对市场以及现场的感知，来思考我们现有的生态模式，它的真诚性。我想表达两种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自然保护间一种特别复杂、深层次的关系;长期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面对不堪重负的都市生活方式的一种无奈和矛盾的心里。就是一种假的比真的更真。谢谢!
翁菱：这次展览我们共有五件作品。现场有两位艺术家。地下剧场得到了利用，邀请的是美籍华裔建筑师、艺术家林璎女士。她是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27日，她将到北京，联合众多NGO组织、专家，组织对话及讲演。届时，我们将可以了解林璎女士个人对环境、对自然之爱的解说。
今天第一场，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田松博士。他著有大量关于环境、全球化、传统现代化的著作，并翻译大量相关作品。我们请他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在这方面的经验。
田松：非常感谢主持人对我的邀请。我看起来像是一个艺术家，但实际不是。但长久以来，我对于艺术是十分向往的。今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我久仰的朱哲琴小姐，我深感荣幸。还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吕植教授，她在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之所以被邀请，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叫作《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副标题叫作“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其实，本来的副标题是“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出版社觉得太灰色，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就加了一个问号。但我得观点是一个肯定的观点。我们通常会有一种进步的理念。有这样一个经典故事，说在一个村落里，来了个观光客，见到放羊的孩子便问道：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啊?”
“娶媳妇啊!”
“娶媳妇干什么啊?”
“娶媳妇生孩子啊!”
“生孩子之后干什么啊?”
那孩子说，“放羊啊!”
说毕，观光客内心深感悲哀。
后来有部电视剧，把这个故事也融进去了。说的是一个扶贫帮困的女大学生，听到一个孩子将这样一个故事，十分心疼地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就这个故事的经典版本来看，这个孩子是没有理想的，愚昧的，不思进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他应该进步。所谓进步就是说，小村子要发展、要进步，可以进步成一个小城市;小城市可以进步成大城市;大城市可以再进步，进步成北京、纽约;而北京和纽约还在发展、进步。于是，我们全人类就这样一起进步下去了。这个是工业文明给我们的一种幻觉。简单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假设现在的中国人，正在以美国人的方式生活。地球的能源已经不够用了，没有地方容纳垃圾了。根本不是说我们还能用多少年的问题，而是已经不够了。所以这种全球共同进步的理念是不可以实现、不能实现的。所以我说它是一个资本的骗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回过头来想。为什么这个村子要进步?如果这孩子可以世代安于放羊，不也挺好的吗?!
有个哲学家这样说，一切哲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归根结底是一个核心命题——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自从我们接受了进步、现代化的理念，我们对于好的生活的方向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在传统社会里，古老的圣人们，诸如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甚至耶稣，他们都设想着关于未来理想的社会。在所有这些社会里都是强调人的和谐以及精神世界的提升。但是工业文明给了我们新的方向，那就是物质的进步，物质的发展，对于物质世界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说小康社会，它的指标就是人均GDP达到多少多少。这完全是以物质为核心的一种方向。这导致全社会、整个地球范围内资源的不断开发、耗散，对于自然的掠夺。那么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或者说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于是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多少年薪才可以日日欢歌?
我在云南偏远之地，西蒙的佤寨，那儿的年薪是人均400元人民币。眼见之下，那儿的物质水平当然是十分贫穷的。但是当地的官员说，尽管我们这儿的经济很落后，但我们这儿精神生活很发达，我们从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唱歌，从学走路的时候，就学跳舞。所以唱歌跳舞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在那，我对此深有体验。照片上是宣传部长和当地老百姓不断的歌唱，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可以感受到歌声中洋溢着的幸福。即时是在葬礼上，也是以歌唱为主。所以，如果幸福是日日欢歌的话，那么我不需要很多钱，只要年收入400元人民币足矣。但环境是特定的，那就是西蒙，在佤寨。但在都市生活中，有多少钱恐怕也做不到日日欢歌。钱越多的人，日子过得越难受。我们在卡拉ok里歌唱，那不是唱歌，我称之为表演唱歌。它没有那种发自内心、发自灵魂的歌唱。于是，肯定会有人说，那种幸福是肤浅的、暂时的。他们多可怜啊，没有见过火车，没有见过电视，没有用过手机，太可怜了。我想说，如果以物质为标准，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幸福。我们可以这样想，现在在北京，看到那些西蒙佤寨的人，或者是刚才朱哲琴所讲述的那些我们称之为在原始部落生活的人，我们觉得那种幸福很肤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拥有比他们更高的物质。可是按照发展的理念，我们相信过几年我们将会拥有更好的物质;而和更发达的欧美地区相比，我们比他们还差。那么在他们看来，我们现在这种幸福，也是肤浅的、微不足道的。所以我说，如果你不能够在当下获得幸福，你就永远不能获得幸福。我们现在总也在探讨发展进步，而我对当下的判断，我认为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怎么样发展，而是要停下来。如果我们停不下来，人类文明将会终结。而如果我们停下来，转向一种新的文明方式，那么我们还有可能会继续延续。引用我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最为结束：让我们停下来唱一支歌儿吧!谢谢!
翁菱：我想此时此刻，所有的记者朋友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这儿只有一个自然之音的代表，可以让我们在此刻高兴起来。朱哲琴是一个走山走水的人。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叶滢今天也在，她曾和我说，前一段朱哲琴带着大家伙去各个省的少数民族——云南、贵州、西藏，她觉得她在那种时候，她是一个更高兴的自我，是一个真的朱哲琴。这一次展览名叫山水，我也是看吕植他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宗旨上写着，关心自然之美，自然之殇，然后我们要怎样去救赎自然。而从救赎来讲，朱哲琴可能是我们艺术界的一个榜样。所以，我想用朱哲琴的声音来结束我们这一节的对话。
·第二部分 15:50 – 17:00 角色与机遇：应对全球和中国的气候危机·
气候变化浓缩了我们当代所面临的危机，也是一个人性的危机。现在地球大气中389ppm浓度的温室气体，接近很多科学家认为地球能够容忍的底线。如何面对气候危机和它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不仅是对国家、企业、个人的挑战，更将考验人类的合作、分享和担当的勇气。我们有没有胆略和智慧变危险为机遇?来自科学、政府、企业、民间的先行者将分享他们从不同角度所作的努力，激发每个人的参与和创造。
主持人：吕植 博士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嘉宾： 王长科 博士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 气候变化中心高级工程师
张建宇 博士 美国环保协会
张冀强 博士 全球环境研究所/ 布莱蒙基金会
吕植: 那我们就开始下一节的讨论。上一节，我们的艺术家和学者，从人类的进化、历史谈到人类的现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尺度，就像从高空中看人类整个变化是什么样的过程，我们后面的讨论会一点点往地上落。离地面近一点，来具体开一下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人类怎么样来对待这些危机，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其实在最近的几年里面，全球都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刚才汪建伟老师提到了戈尔的影片产生的影响。气候变化不仅是科学家讨论的问题，已经成为街头老百姓的话题，是政治家在讨论各种全球发展的议题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换句话说，今天可能谁不了解气候变化说的是件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就会落后于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的。那么这一节我们希望通过气候变化面临的危机来解读，看看这么一个全球性的、人人都参与其中而且很多人都深受其害的事件，人类能够有什么样的智慧和勇气来解决。
一说到气候变化这种词的时候，脑子里可能马上浮想出，刚才周伟也提到的“政治形态”，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有一些人在争论说，科学的过程我们能理解，但是气候变化是不是真正在发生，面对这种变化以后我们能做什么事情，能做多大的改变，我们是不是已经都了解清楚了。 所以今天我们请了几位在这些问题上都非常有发言权的专家，一起来探讨气候变化这个危机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有可能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或者我们地球的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中国除了参与全球谈判，参与共同行动以外，还能有些什么和别人不同的机会。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有三位，第一位是王长科博士，他是国家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还有一位是张建宇博士，他是美国环保协会的首席代表;还有一位是张冀强博士，他是美国布莱蒙基金会副主席、同时也是全球环境研究所的董事。 那么我们先请王长科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从科学的角度大的背景看看气候变化究竟变到什么程度了，会继续怎么样变下去，继续变下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长科：大家下午好。我主要从四个方面介绍，一是全球和中国气候变化的事实，第二介绍一下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第三介绍气候变化对我们未来中国的影响，第四介绍一下，现在最热的问题就是两度阈值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一下气候变化的事实，主流科学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全球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最近100年，1906年到2005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到0.74度。还有一些表现，比如海平面上升，北半球的积雪下降，这都表明全球是变暖的。对于降水来说，和全球变暖的差异是，有的地方降水增加了，有的地方降水减少了，另外一个全球变暖的表现是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多，比如说高温热浪，干旱，台风的频度增加了，强度增加了。
和全球变暖的趋势一样，我们国家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近一百年我们国家的气候中心做了研究，表明我国的年平均气温升高了1.1度，这就比全球平均升高0.74度要高一些，同时，我们国家将来的温度肯定也是上升的，这里给大家简要看几个图例，是我们中国的气温变化。中国跟全球变暖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都是高于平均温度的。但是中国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温度又比较高，这是和全球不大一样的地方，这个图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从最近50年看，我们国家的气候变化的空间分布上看，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北方的增温特别明显，红色和紫色表明增温的幅度比较大，只有四川盆地等少数地方是降温的，总的来说是增温的。这个图是最近一百年我国的降水，稍微呈现减少趋势，也可以说没有明显的趋势。没通过统计性的检验，不显著，波动性比较大。我们国家降水的空间格局分布是这样，50 年来西部地区降水增加了15%-50%，特别是西北比较明显，还有些地方，像东北和华北地区降水减少比较大，减少10%-30%，这是我们国家降水空间分布。
我们关心历史了之后再关心一下未来。到2100年后全球增温达到1.1-1.4度，将来的降水有些地方可能增加，有些地方可能减少。比如高纬地区降水量可能增加，但是低纬地区还会继续减少，将来台风，干旱这些极端事件可能也会频繁。我们国家也是一样，将来到2100年，温度可能也是增高的，比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温度还会增加2.2-4.2度。降水我们预计，将来我们国家的降水总的趋势是增加的。再简单看一下气候变化对我们中国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总的来说就是全方位多层地的。 总的结论是，我们中国也是一个气候变化的受害国。主要表现在这些地方：极端气候事件越来越多，农业生产的不稳性也增加，水资源问题也日益严峻，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重大工程安全运营风险加大，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海平面上升威胁比较大。 我们的人类健康，人类交通、保险、能源好多方面都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我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首先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我们的农业生产波动可能很大。总的来说，我们的农业可能会减产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这是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个是农业成本增加，另外就是种植制度可能发生变化，再一个就是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我们国家水资源问题越来越严峻。以前就是河流径流减少，将来呢，随着人口增加，好多水资源问题可能更加突出了。另外，海平面的上升可能对我们国家的沿海地区有影响，比如说，我们国家科学家预计呢，未来海平面还有可能上升，到2050年的时候，海平面还可能上升12-50厘米，海平面的上升对我们国家的那些大河三角洲的影响很大。将来风暴、海水倒灌的影响可能比较大。
第四个就是讲一下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两度升温的问题，这可能你们好多人，媒体的人都了解这个问题，这里面的重点就是，在今年的7月8号的时候，意大利召开八国峰会的时候，发达国家发表了一个全球变暖首脑宣言，宣言提出到2050年，全球的温室气体至少要减少50%，发达国家明年减少5%，这个意味着什么?他们发达国家提出这个观点，将来如果真正减排了，温度可能在2050年以后(你们看屏幕上的这个红线)就可能平缓，基本上就不上升了。二氧化碳的浓度在2050年的时候也就达到最高值，之后也就是慢慢的下降了，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个理想的状态。这个理想的状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值，这是全球总的情况。我们发展中国家，屏幕中的蓝线也是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最高值，忽然呢就慢慢慢慢减少，发达国家就是这个红线，它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和2050年的时候，分别要比1990年减排30%-50%，这个图呢，就是发达国家好像是要减排80%，它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达到峰值，就说2020年以后肯定要减排，如果不减排，达到峰值那是不可能的。这是隐含着让我们发展中国家以后也要减排，但是这个减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比较大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说清华大学预测，发展中国家在2050年的时候温室气体的排放可能是目前的4倍，你们想一下，按照一般的思维，应该是比目前高4倍，但是到时候呢还是跟现在差不多，这就对我们的经济影响，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中国，大家很多人可能现在对经济了解比较多，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爬坡阶段，能源消耗是特别大的一个阶段，中国如果减排以后，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好的，我就讲这些吧，谢谢。
吕植：一会大家对王博士讲的这些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有时间来讨论，那么下面呢，是给两位张博士，刚才王博士谈的是对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的状况、和未来大家纷纷谈的承诺。作为地球公民，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生活，都有自己排放的碳足迹，大家都有意愿减少碳排放，但是同时又有发展的需求，就是刚才田松博士也争论的这个需求，这到底是一个真实的需求、还是我们臆造出来的需求? 就是说，要发展，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那么我们发展中国家也有权利享受发达国家已经享受过的这种物质文明。 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先暂且不论这个逻辑有多大程度是对的，如果这个说法是个现实的话，刚才王博士展示的这个未来的排放的情景，就是所有的发展都是和这个排放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要改变，把这个温度控制在两度以内，这个两度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八国集团开会时候发达国家承诺的，那么，我们全国人大也通过了这个说法，我们也要赞成把温度控制在两度这个温度的上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全球的排放上限。 至于在这个上限下面，发达国家怎么排，发展中国家怎么排，谁先排，谁后排，什么时间达到什么样的峰值，这可能是现在好多谈判的一个细节，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在谈一个上限，我们全球的排放必须要有一个上限，至于这个上限，是2度，2.5度，还是哪一年达到这个度，确实是有一个幅度，那么面对这个上限，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减排。那么，减排这件事情，究竟可能不可能呢，我很想听听两位张博士的看法。在中国来讲，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个情景这下，比如说，假设你是一个中国的企业，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冀强：我首先感谢山水把我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很不寻常的会。说老实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自在的会，因为环境对我们是一个专业，我们经常跟专业人士打交道，跟艺术家、文学家、企业家打交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所以感到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有一件事，我想是顺便有感而发吧，就是环境作为一个专业现象，如果要逐步过渡成文化现象的话，事情可能就不同了。在西方国家，在美国，大概至少有25%的人是执着的环境主义者，只有25%;另外还有25%的人是执着的非环境主义者，那么其他人都是中间的。欧洲的执着的环境主义者大概有40%，美国人这样描绘环境主义，他们认为环境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呢，实际上是一种客厅文化，反环境主义者认为，你们就是端着红酒，坐在客厅里，谈着原始文化有多么美好，我们说到原始生活状态的那些非洲同胞，或者我们某些少数民族也希望你坐在他们的客厅里，把你请到他的村子里去坐着，他谈论着你的生活多么美好。这是一种说法。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说，环境现象如果能转化为一种文化现象，能达到25%或者40%的时候，我们再谈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情况就会很大的不同。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所以还请诸位今后好好的思考这件事，因为这么多有哲学思想的人，希望你们能想出一个答案来，我是没有。
但是我想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吕博士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说，就是减排承诺有没有可能?完全是有可能的。当然这里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没有一个固定的，绝对不错的答案，这是没有的。首先，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专业人员的专业问题，逐步现在变成了政治问题，现在气候变化还会变成文化问题。我认为，这个政治讨论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政治讨论，是过度政治化的讨论。把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具体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发达国家说，我们承认我们的历史义务和我们现有的技术资源及财政资源，所以我们承诺优先减排，但发展中国家也要减排。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它承诺减排必须拉着中国政府作出环境、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否则，另外反环境的25%就饶不了它，下次选举它就会被排斥。所以对它来说，最好中国政府能作一些让步，这样的话，它才能做更多的工作。这个理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谈中国和美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中则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60%至70%，甚至80%以上的农民。若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的四分之一，那在座各位和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能非常接近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不是二分之一，可能就是四分之三、五分之四。特别是开车来的同志，跟他们基本相同。如果你家里有空调，如果你每天洗澡，如果你开车上班，那跟美国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中国之所以有四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因为很多人不洗澡，或者一个月一次，甚至一辈子只洗两次澡;是因为他们不开车;因为他们用牛粪、用柴火来做饭。这些是形成四分之一的原因。倘若我们现在承诺不增排，那这些人是否永远都要用牛粪、用柴火来烧饭?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吹电风扇、吹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使在国际谈判桌上，发达国家也不会说，中国的西藏人民只能用牛粪烧饭，不许用天然气，也不许用其他的化石燃料。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帮助那些能源消耗很低的人群的。在当今社会，那些人群依然占大多数。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我们有个课题正在调查这个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数字非常之大，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至少有一亿多人民处在贫困线以下。实际上，生活在贫困线一下、能源消耗很低的人可能不止一个多亿，有好几个亿。如果把印度、非洲国家加上，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如果这个人群的生活状态得不到改善，谈减排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谈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谈到减排和能效的时候，必须认识到我们是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社会。我们要对那些人群提供有效的清洁能源技术，提供有效的新的消费模式。至于这个消费模式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正在创造。我们组织一批人研究农村能源问题，我们在研究如何改善农村生活水平的同时，又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做到负碳农业，碳排放是负的。这是完全可能的。最近两三年以来，有一个潮流，就是把农村的秸秆、农业废物、甚至是牲畜的粪变成燃料的同时，生产出生物炭。大概有百分之四十的生物质可以变成生物炭。生物炭如果还到田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储碳的方式，我们称其为CCS，就是碳捕捉和存储方式。这种方式，能通过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吸附在植物身上。粮食和农产品被我们消耗了，但40%的剩余物质可以还到田里，达到储碳的效果，而且这种生物炭还可以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土壤生产力。目前研究表明，生物炭如果施加到田里，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使作物的产量提高三分之一到百分之五十，并且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
吕植：谢谢张博士。刚才王博士展示的曲线，说明发达国家的排放量还没有达到峰值。张博士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中国最需要帮助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他们仍然需要发展，需要享受物质文明。他们的发展是否能成为一种先进的低碳排放的发展?排放与发展能否脱离?以前我们说发展中国家有发展权，是把发展与排放联系在一起的。而张博士让我们认识到，排放与发展是可以脱离的，起码二者相关程度可以降低。我们常说到经济发展的拐点，就是可持续发展是不是总需要高消耗、高排放达到社会的物质积累后，才能回过头来关注社会环境?张博士刚才说到的前景，虽然需要我们花很大的精力来推动，可他证明了这个曲线并非不可避免。在我们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涉及了很多的话题。不仅说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贫困人口和富裕人口之间公平性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国家和国家之间，或者是各个经济实体都面临的排放的问题。我们刚才第一节谈论到人类发展的诉求在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现在我们说人类的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什么，比如说气候变化。这些代价需要全人类来承担，但具体谁承担多少，是我们谈论的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听听张建宇博士的看法。如果你关心气候变化的话题，或者你关心新闻，那你就会知道，前不久，美国发布了一个能源安全和气候法案，又称为Waxman Bill。在这个法案里，我们中国关注最多的是一个词：碳关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目前我们与美国如此大量贸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会有什么影响?希望张建宇博士给我们解答一下。
张建宇：非常感谢。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跟吕教授认识很长时间了。接到邀请到这儿来讲话，心里还是很忐忑不安的。因为虽然我做了很长时间的环保工作，但吕教授经常批评我，说我对自然没感情。他们都是对自然很有感情的。对自然没感情的人，和对自然充满感情的人说话，自然有点忐忑不安。刚才听到上一节介绍时，有个地方让我特别有感触。说明我的感情。
刚才在地下室的展览中，说到地球上将失去的几十种声。这肯定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有些声音我们还没有听到就消失了，或者即使我们能听到，那只是录音，而不是实际发出的。有件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但我是很关心的，因为我是满族人，就生在故宫旁边，对满族很有感情。去年，随着辽宁省满族自治县一位一百多岁老人的去世，会说满语的人再也没有了。满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字还有保留，但作为一种人文现象，作为一种曾被大家使用的语言，它消失了，它的发音无法流传下去。现在，可能还有人会写满语，在偏僻的学校角落里还有人在学习满语，但世界上再也没有会说满语的人了。这实际说明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关心环境、关心地球的另一面，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并不能把它说清楚。我们把由来的自然、我们自己还有的、以及我们将归去的自然，这三者究竟放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底应该保护什么?我们应该把什么放在最主要的位置上?我们对人的关心有多少?在我们做所有的决策时，我们应该把对自己的关心和保护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刚才是一点感触，下面谈几个技术问题。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关心，但既然吕教授请我来，我觉得还可以谈一下。第一个是升温两度的问题，刚才王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了，这非常重要。两度的问题不仅是发达国家要承受的问题，实际上G8、G5发出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对两度问题进行了认可。这个声明，如果大家去查原文的话，用的还是aspirational (意向性的), 对于搞气候变化的人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管我们对两度问题有没有争论，但在联合声明中，所有的最大的发展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承诺到2050年，要把气候变化控制在pre-industrialization的两度范围之内，尽管用的是aspirational这个词。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世界在看待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oversimplify (过度简单) 的解释来描述，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是说，大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的国家还要增加，有的还要下降;有的国家就算你不去控制，因为人口问题、技术更新，它也会下降，有的会增加一段时间然后再下降。自下而上就是说，大家看着来，遵循你自己发展的节奏，根据你发展的过程，找出适合你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大家加在一起，世界能走到哪就到哪，不会后悔，因为我们都努力了。关于G8、G5为什么在六月底把两度写到联合声明中，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博弈，我们不去考虑。我觉得，它说出两度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为什么?因为从此之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少在自下而上的角度中会夹杂着一点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就是说，我们要以结果为导向，到2050年实现控制目标。那么我们一共要排多少吨?大家可以算一下，发达国家能排多少发展中国家能排多少，要开始算账了。虽然这个算账，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国际谈判，有很多个角度、很多博弈的问题，但我觉得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以结果为导向，应该说是我们在控制思路上的一个很大变化。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边境调节税(碳关税)的问题。说到各国的情况，大家最应该关注的，可能是再过五个小时我们的胡锦涛主席就要在联大的气候峰会上发言，根据解振华主任在吹风会上的话，就是要宣布中国政府的新举措、新态势。是什么，那是国家机密，我们肯定不知道。但我想既然解主任在主席去峰会之前那么说，也看到各种猜测，包括今天早上的新闻，解释成中国政府要开展全面的控制排放贸易。那我在这里说，这肯定是瞎猜的。但再过五个小时，胡主席讲出的措施，肯定要比我们看到的中国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要更进一步，否则就不会叫中国政府的新举措。我认为，这代表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态度。在刚才我说的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思路转变中，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更积极、某种程度上更激进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态度。只有这样的目标，才更能描述成中国的一个非常新的举措和措施。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不用叙述。长期目标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发改委的解主任也在公开场合讲到过，就是到2050年，中国的排放量肯定会下降。实际更多的角逐是2020年的问题。
欧盟大概的思路是，不管你们干不干，我们自己都要往下减20%，如果大家干的话，我们可以承诺减30%。日本政府新当选的鸠山，一上台就说，日本政府要把以前的减排承诺加到20%，相比前一届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进展。美国新通过的能源安全和气候法案中，承诺到2020年下降17%。当然这个目标，和中国提出的，或者说发展中国统一提出的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下降25%-40%这个目标，还有很大距离。但应该说各国在该问题上都表示出了很大的诚意。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是学术讨论，所以我们不谈数字，而且，谈数字也谈不出来。因为帐现在是算不出来的。到2050年，大家承诺了两度。用我们解主任的话讲，发达国家到2050年就算排放为零，给我们中国留的发展空间也不够。为什么现在有人唱一些哥本哈根的悲观论调?就是因为无论怎么算，帐是算不出来的。但是不是帐算不出来，我们就没有解决的方法呢?我认为不是。现在核心解决点有两点。如刚才那位张博士所说，第一点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什么气候问题谈不下去，为什么解决不了，可能因为我们一开始对二氧化碳这个问题的认识就错了。大家回想一下，97年京都议定书的时候，包括CCS设立的框架的基础，那些时候我们都是把二氧化碳当做污染物认识的，就像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所以控制主要的排放源、发展CCS这种碳储存的技术就成了我们的思路。实际上我们现在认识到……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跟我们的富足、跟我们的城市化，跟我们的脱离贫困，所以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和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必然我们要面对每一个人的生活态度的重新审视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做好准备，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谈，比如说，我们可以让一个人，在没有经过开汽车这种享受这种自由之前，就一下过渡到乘坐公共交通，是不是可以做的到不经过这样一个循环，是不是可以做得到，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每个人的生活态度的变化，是我们要经过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是谁都绕不过去的。第二个解决问题方法，我想就是在于解决市场。实际上，我们现在能够所期待的，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算数字算不出来，因为所有的数字全是基于现在目前的技术，都是基于现在的减排成本，基于现在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算的话，最后的帐我们是算不出这个量度，算不出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的。那么唯一的办法只有期待于一些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怎么能够让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能够出现?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只有依靠市场。也就是说，通过创立一个市场的办法，把每吨碳给与一个价格这种方式的情况下，以最大的市场的刺激力去鼓励新的技术，鼓励新的产品，新的思路，包括我们新的生活态度的出现，那我想，也只有以这样的，我们所期待的，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那个东西，才可能真正出现。那我们人类在2005年这个问题的死结，才可能真正得到解释。
最后一个问题，边境调节税的问题。边界调节税呢，是一个说的比较通俗的东西，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做点澄清。就是，至少到此时此刻，我们不说欧洲，欧洲最近也在跟着这个边境调节税在起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谈这个边境调节税实际上是对美国目前法律条文的误解。美国现在的这个法律条文，在众议院6月26号通过的这个法案，前一段还有个中国的经济学家给中央专门提出一个建议，建议是我们中国应该征收碳税。为什么要征收碳税，因为根据WTO“一税不二征”，不重复征收的这个规则，既然美国要征收我们的碳税的话，那还不如我们中国自己征收，把这部分钱留在中国。反正一样，都是要征。实际上这个是对美国这个新法的误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不一定去读，大家可以找到这个法律原文去检索一下，通篇没有border adjustment tax这个词 ,它这个观念叫什么呢，叫做international reserve allowance, 或者翻译成国际指标库存，这个概念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按照美国的法律2012年生效，如果说其他的多家在2018年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措施，这个主要措施主要指主要控制目标，那么美国总统可以有法案授权，在2020年开始，对能源比较集中行业，特列举了几个钢铁、水泥、造纸这几个行业的产品，要求国外进口的产品，对每一吨的产品进入美国的时候，从它的international reserve allowance里面，购买一定的碳指标来抵偿这个产品进入美国之后，由于美国国内使用二氧化碳总量控制，而其他国家没有实行总量控制产生的，单位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的差距。那么，这个实际上跟我们通俗所了解的边境调节税，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产品进入美国之后，征收相应的碳税指标，实际上是有着巨大的差别的。差别我们现在不一定做这个分析，但是欧洲现在也在考虑是不是要对进入欧盟的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这个具体材料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我想最后总结，就是奥巴马在众议院通过这个法之后讲过，认为这样的具有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不能真正的起到保护美国和其他人的作用。当然了，在奥巴马讲话之后，胡主席去之前，美国就开始了对我们的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的问题，所以说，人有时候说的和做的不一定相互的统一。刚才正如张博士所讲的，气候变化现在成了一个政治的话题，那么泛政治化有两种观点，艾森豪威尔曾说过，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是把它变得更大，这是人的一套思路，比如说为了解决气候问题，我们要把它和能源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国家生存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呢，把问题政治化之后呢，可能会使得这个问题的本质有所掩盖，可能会把这个问题造的更加复杂，所以我想，边界调节税呢，就是在所有这些噪音当中的一种新的苗头吧。那么是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政策存在下去的话，还有待存疑。谢谢!
吕植：谢谢张博士，我看见他已经是开始建立感情了。其实我们有时候道听途说一些概念，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能还是得去看一下原来的话是怎么说的，其实简单到这个层次，背后是什么动机，在听的过程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解读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可预见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对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这个危机，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危机，或者减缓这个危机，这是我们共同要做的一件事情。大家可能非常期待哥本哈根，刚才张建宇也提到了，说到底我们期待多少，哥本哈根是不是最后一步了，其实哥本哈根之后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些有趣的，我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一个全球变化，似乎是一个环境的话题，变成了各个领域都热心讨论，而且积极的见仁见智的出谋划策的这么一个局面呢，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这个环境话题进入主流化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组织一个民间的企业家团，去观察气候变化，去参加哥本哈根这个会，来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报名。谢谢大家!
·第三部分 17:00 – 17:30 拯救普氏原羚·
普氏原羚事实：数量从上世纪60年代的上万只下降到现在硕果仅存的1000只，仅在青海湖边生活，栖息地进而被公路、铁路和人群分割成9片，其中密布的围栏使羚羊频频惨死，空间受到限制;而过度放牧和气候变化造成的草场退化令普氏原羚和牛羊都面临生存的危机。科学家和公众的关注能否把一个不为人知的、濒临灭绝的动物变成人人关心的话题?通过这种关心，我们能不能改变普氏原羚走向灭绝的命运? 焦虑必须变为行动：“山水”的环保计划欢迎大家参与。
主讲人：孙姗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
孙姗：现在降到地面上来看一个保护自然的具体的事情和故事。物种在消逝，在中国的陆地上即便是保护的最好的、花钱最多的大熊猫，也是以每年1%的速度丧失着它的栖息地。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么多危机的前提下能够做自然保护的工作? 我们要给大家放一个小片子。
之所以放这个片子，并起名叫“为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不管是对自然有感情还是没有感情，不管是利用智慧还是利用经济、市场的手段，只要是大家都能够加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不管是普氏羚羊，还是其他物种，还是我们的自然，还是人类的未来，都是有希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多少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看见了这么多危机，还是坚持在做事情。有一个跟我们一块去，到金沙江漂流，看到很多即将被大坝阻隔、淹没的江段，看到这个情况之后，跟我们在一起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说，他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这一次旅行，我觉得我打破了冷漠。就是原来听得到很多危机，看得到很多危机，体会到很多危机，但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日常的生活是没有实在的关系。体会到了，才能打破冷漠。
那么我们这一次山水艺术展，我们觉得作为环境保护者，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很多艺术家加入了这个进程，打破冷漠来做环境方面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最后一个章节，希望用这个故事和大家来说，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呆了三个小时，希望我们在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能够多多少少的打破一点点生活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冷漠。
那现在我想把话筒叫还给翁菱，因为她也是很大的鼓励我们继续往下做工作的人，也是这个艺术展后边的策划人。
翁菱：好像每次面对来我们天安时间的客人，我只会说谢谢。因为天安时间这次的活动应该是国内第一个综合当代艺术、综合当代设计，和科学家合作，第一个大型的绿色艺术项目。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和很多的，在座的媒体们，深入的沟通。作为一个艺术机构，我们一直希望倡导一个新的理念，而且对我们生活的变迁的城市现状、社会现状作出一些及时的反应，提出一些思考和反思。刚才几位，像汪建伟、周伟这样的艺术家，像吕植教授和她请来的一些专家、科学家，也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对城市的思考，对环境的思考，和对人和自然的很多的思考和反思。希望今天来的客人和我们一起，共同关心艺术，关心环境，关心我们人类的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论坛结束之后，可以一起探讨艺术、探讨自然、探讨山水。谢谢!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