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下午，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及建筑史系高名璐教授做客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以“整一现代性”为题，向在座师生阐释了他眼中的中国20世纪艺术的逻辑。通过一个新的现代性角度和方法展开20世纪艺术历史研究，高教授认为，这不仅仅是艺术史研究的课题，也是中国文化史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下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次讲座是“文学与艺术”系列讲座第六讲，约150人聆听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高教授联系中国艺术界现状，申明从现代性研究中国20世纪艺术的重要意义。通过对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历史追溯，他概括了西方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美学现代性)的二元分裂本质，并讨论了现代性与前卫的关系。在总结西方学者的理论基础上，他反观中国，试图总结中国现代性的特色，提出“整一现代性”的概念。
在进入中国现代性的探讨之前，高教授首先梳理了西方现代性与艺术再现理论之间关系，强调现代性在视觉上的表现非常重要。从古希腊柏拉图的再现理论开始，高教授认为，西方艺术史家基本上沿着“再现论”的角度往下发展。西方的艺术再现也就主要分为抽象、观念与写实三个范畴。结合古埃及的浮雕、罗马的浮雕，高教授认为前者表现了触觉艺术，而后者则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视觉上的进步。然后以凡•埃克的油画为例，高教授饶有趣味地介绍了不同的解读方式，展现了图像所蕴含的丰富涵义，凸现了再现过程所产生的意义不确定性与多种潜性。
高教授接着从现代艺术对古典写实艺术的批评开始，依次介绍了以抽象艺术为特征的现代艺术、以极少主义为例的晚期现代主义和观念艺术的挑战。他循序渐进的讲解西方现代艺术的演化与革新过程，配合蒙德里安的绘画、贾德的雕塑和库索斯的《三把椅子》等作品分析，归纳各个艺术派别的相似性与差异。图片的实例解析，清晰地呈现了西方视觉演进发展脉络。他在这里就试图探讨：是否可以把传统的概念、理论和当代的一些理论，例如后现代主义，进行真正的嫁接，而不是表面上、形式上的嫁接，而是内在结构的一种连接，找到一种不同于“再现论”的东西? 他援引了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词句，并与西方的艺术思想展开了对比解读。他认为六书的概念与西方后现代的概念很接近，并着重强调了图像与概念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美术的“理、识、形”与西方的抽象、观念和写实近似，但是它们的关系不是分离而是契合的。从这个角度理解艺术，高教授试问， 我们是否能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建构不同的理论?用这个理论或方法论解读艺术现象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新的可能性?鉴于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被“再现”理论所控制和影响，高教授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只有找到自己的思维方式，才能形成自己的当代艺术体系。虽然探寻的过程充满困难，但是这是我们最终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高教授用极多主义阐释八十到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他认为，中国的极多主义强调无限性、日常性、体验性，结合黄永平、宋东、李华生的艺术作品这个概念得到明示。从这个角度解读艺术作品的意义，强调艺术作品的整一性存在，了解艺术作品的生产过程、艺术家意图和作品发生的意义，而极少主义虽然给我们启示，但是存在局限性，需要修正。
结合历史发展，高教授对中国艺术的现代性进行了界定：“文化至上、结构中西、整一存在”三位一体的现代性逻辑。以“整一现代性”意识为指导，他认为，中国的早期现代艺术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整合，包括：宇宙主义的审美观，文化的整一存在(情境化)，中西合璧。高教授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仔细解读了庞薰琴、徐悲鸿、左翼木刻家、罗功柳、孙滋溪、任戬、肖鲁等艺术创作。对于政治波普艺术，高教授结合他在美国求学经历深入分析，也提出了应该对机会主义保持警觉。最后，高教授用几张图片的分析结束讲座，探讨中国人的身份。他认为，在全球化的情境当中，人，标准的中国人是什么值得深思。艺术家如果能够用一幅艺术品精确到位的加以表现，那也是十分重要的。
高教授艺术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功底扎实，给清华学子带来了浓厚学术性的艺术体验。这次讲座图文并茂，带给观众的不仅有学理知识的畅讲，也有视觉的享受。讲座结束后高教授耐心回答了清华学子的提问。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