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于12月6日启动的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是今年年底在珠三角地区举行的最为重要的艺术双年展。
11月13日，应“马爹利-南都艺术沙龙”的邀请，总策展人欧宁为沙龙听众介绍了双年展的展览计划。欧宁在讨论环节中称，尽管双年展是深圳、香港两城合办，但是，由于两地政治制度和财务制度的差异，导致两地的展区难以融合，一个展览、一个策展团队的设想，也最终无法实现。当晚的讲座之后，欧宁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公共空间的活跃，需要制度支持
记者：今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选择的市民广场是一个规模巨大的露天广场，这样的选择有怎样的考虑?
欧宁：市民广场自建成后，由于功能单一，使用率一直不高，我希望用这个展览激活这一个公共空间，成为深圳举行重大活动的候选场地。公共空间要活跃，需要制度上的支持，有时，规划师和建筑师会有点理想主义，他们创造了一个物理空间，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进行社会组织，使一个物理空间成为市民乐意去使用的公共空间。比如，中国的美术馆功能的空间很多，因为缺乏大量艺术管理人才，美术馆空间的闲置现象非常普遍。中国建筑师的身份很尴尬，单靠他们的专业技术，无法改变这样的局面，因为建筑物的功能实现关系到社会的很多部件。
记者：建筑双年展会不会面临一个问题：你们既不能简单地展示方案，也不可能展示建筑实物，你是如何解决的?
欧宁：这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我想出了文学和建筑的结合，我挑了已经建好的建筑，把观众输送到建筑物里去，我们会和建筑师约定一个时间，接待观众去参观建筑，给他们做导览。
建筑双年展会有强调专业性，但我认为一个大型双年展应该探讨更广阔的话题，比如我们就设置了农业论坛;注重互动性和公众教育等。如果只是办一个专业展览，没有必要搞这么大规模，100万就足够了。做双年展就必须面对公众，也应该打破专业、神圣、殿堂自居的形象，建立平视的、互动的、参与式的观看关系。
预算不够，方案的尺寸要改小
记者：从注重公众的参与和嘉年华的形式来看，你实际上继续延续了大声展的工作方法。
欧宁：对，这是我的经验积累。这次双年展会有南山中心区深圳湾大街和益田购物广场两个副展场，这和大声展有一致性，也是解决预算不够的方法。
因为今年的场地够大，我的想法是做大量临时建筑和大型装置，预算就比较高，大概要3000万，远远高于上两届，但因为经济危机的影响，政府说不能超过上两届的预算，这就造成了钱不够，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去找钱，现在，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方案的尺寸要改小。
城市和农村是问题的一体两面
记者：这一届双年展把问题延伸到城市、建筑之外，比如农村、农民问题，你怎样考虑他们间的关系?
欧宁：城市和乡村是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城中村、农民工的问题，到底是城市的问题，还是农村的问题?我们很难说清。我觉得中国过分城市化，城市开始把魔爪伸向农村，寻找更多的土地资源。中国的农民一直都很可怜，以前农民是工业化的牺牲品，今天，他们又成了城市化的牺牲品，发展商用很低的价格把农民的土地买走，他们之间没有办法进行公平交易。
中国的农村非常危险，土地没了，年轻人跑到了城市，农村已经没有公共生活，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城市的问题。关注农村问题，可以给城市问题以不同的理解角度和解决方案。
记者：在筹备双年展期间，你考察了很多区域，考察后的最后体会是什么?
欧宁：当我在安徽黄山脚下考察时，发现大量的城市游资涌入农村，对徽州大宅进行旅游开发，房子成为了观赏性的东西，生命没有了。过度旅游开发的问题，已经波及到了农村的老宅。城市和农村的老房子保护，一直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发展需要新的空间，但是，我们也需要记忆，在历史建筑和城市发展之间怎样把握平衡，真是令人伤透脑筋。我主张把老房子的产权释放出来，允许人购买，住进去后，不断地修葺它，延续它的生命，这才是最好的保护。
记者：双年展几乎成了大都市的时髦，你希望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给深圳、香港的贡献是什么?
欧宁：其实我也在怀疑双年展这一个制度。比如800万做一个展览，如果没有收藏制度的支持，展览结束后，很多作品都会被拆毁，这是很违背持续发展的原则的，那做这个展览的意义在哪里?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从主办方的角度来讲，双年展能把很多人带到这个城市，增加城市的知名度;从策展人的角度来讲，双年展的工作能给他们一些思想方面的收获。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