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点：管勇工作室
记者：听说最近你在看马云的书，为什么想起看他的书?你跟马云在长相上有几分神似的地方。
管：因为我前一阵看中央台《赢在中国》栏目，他是评委，我感觉这个人说话比较有意思，所以就看看他的书。
记者：感觉其中有什么打动你的吗?我觉得你好像很善于从书里得到一些适合自己的原理。
管：感觉他说的有些东西挺有道理的。比如我就发现他们这些做企业的人，并且真的是把企业做得好、做得大的人，运用的还是人生那点基本的道理，都是很基础的道理。
记者：而且有的人，越成功的人，越用的都是自己的本能。
管：差不多，都是一些最最朴素的道理。就像父母在咱们小时讲的那样一些道理，都是一些基本的道理，并没有什么太玄虚的东西。对于企业家来讲，做的事情越大，坚持的就越是那些最基本、最朴素的道理。一般人做事情，往往就是这些最基本，最朴素的道理坚持不住，才做不好。
记者：比如说坚持就是胜利。
管：对。比如看事情一定要看整体全局，不要看局部，不要贪图小便宜，一定要眼光要长远，对不对?再比如说要学会跟别人分享，小时候父母都说你有一个苹果，你一定要和你的兄妹姐妹分开几半来分享，你看他们这些做企业，或者做大企业的人，都很懂得怎么去跟别人分享，如果都是你一个人的，很快就玩完，这是我的感觉。其实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
记者：我觉得艺术界的人可能太聪明了，所以不懂得这些。看起来越聪明的人，越不懂得分享。
管：有可能。
记者：之前我们也聊过，你看村上隆的书，现在又看马云的书，看到这些关于成功学的或者成功人士的书，心里很渴望成功吗?
管：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成功的问题。一个人想要生活得有乐趣或者快乐的话，并不是成功不成功所决定的，而是一些最基本、最朴素的道理决定的。所以我感觉这可能与成功关系不大，因为成功可能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副产品，但人生、生活最主要的是快乐，而快乐可能就是基于这些最朴素的道理，我还是想去学习这些朴素的道理。
记者：因为您从天津搬到北京来，应该说你是更靠近成功，还是更靠近快乐?
管：成功和快乐不是北京能决定的，我觉得主要是方便。比如你与我现在可以坐在一起谈话。
记者：对!因为你来北京以后，可能你的画比以前卖的更快了。
管：也有这种可能。
记者：那不是说至少还是让你得到了很多实惠，这一步走的对。
管：我感觉卖的好不好与人在哪个地方关系不大，我又不是来北京来开店，对不对?因为买卖这块，我的理解它是一个画廊做的事情，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这与你在什么地方没有太大关系。如果那样说的话，那艺术家都来北京，很多而且集中，但是能怎么样，我想这个关系不是很密切的。
记者：你最近每天画画的时间是多少?
管：画新画平均约4个小时。
记者：大概画出来多少张?
管：不好说吧，有时一个月大概两件。
记者：你作品中哪一部分是花费时间最长的?
管：应该是画前。
记者：打底吗，还是什么?
管：倒不是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比如说做底子、绷画布。最主要是因为，我还是希望我每画一张新画，都尽量能传达一些新的东西，在这个方面考虑上，可能花的时间多一点。有时候很多天什么也不画。
记者：对，因为现在看你画的风格，还是很管勇个人化的，你怎么来调节别人看到你新画有新的反应、新的感觉呢?
管：这个风格性可能是颜色导致的，但是画面除了颜色之外，还有太多其他的内容，我不能一张一张的重复，这样重复的话可能会快一些，但是那样可能很快就搞不动了。
记者：那新的一批画，你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管：你看到的这一批画，我是想更加突出一个情境的感觉，想努力营造出隐含着一种暴力的、有点悲情的、有冲突感的一个情境。
记者：所以现在的创作是想增加画面的层次?
管：目前这个阶段是这样的。
记者：还有别的新的方法吗?
管：具体技术上的感觉不是太重要吧，可能我有时候想画的放松一点，有时候想画的紧一点，这个倒是没什么…
记者：这个轻松与否的区别在哪?
管：它就是画的一种感觉。
记者：对我们一个普通观众来说是不是感觉不到?
管：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我想可能还是能感觉到的，如果把这些作品挂在一起的话。
记者：对于你这样的年轻艺术家，这种调节到底意味着什么?
管：你如果是光谈技术的话，我感觉没有什么帮助，我说的松与紧，我指的不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是某种状态的感觉。其实我努力地想把技术忘掉，我不想技术的问题，因为如果是说专门谈技术的话，可能就有问题。
记者：那如果光谈技术，你觉得你自己技术怎么样?
管：我觉得我技术还行，也不是特别行，我经常感觉画的很吃力。
记者：吃力是因为技术让你达不到怎么样的效果?
管：可能也不是，因为这个很抽象。技术不是说咱们去涂一个颜色，怎么把它涂得平，这个技术其实好解决。比如有时候我就要画一个这样的感觉(管指着《立》)，这样的背景，这个可能就比较麻烦。我想把这件作品做好，其实我当时画的时候，我想把这个作品的背景画的很白，我自己感觉这个事情就有点难，它白到什么程度呢?然后我怎么让它白。我画了好几遍，一直是用白颜色在画。这个它就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感受的问题。
记者：你最后还是选择这种灰白是吗?
管：对，画到最后画出一个灰白的效果来。
记者：这是你想要的效果吗?
管：差不多。
记者：你的这个画挂在画廊的白墙上，画面背景的白与墙面的白，你有想过吗?
管：它肯定是有区别。这些作品背景画白，一个是我喜欢这个颜色，我想要画这个感觉，另外假设画廊都是白墙，画挂在那里，其实也可能更有意思，在一个大面积的白里面，画作可能更会与这个环境相协调，这都是有可能的，我想是这样的。
记者：记得上次我偶而提到你画面中一直有一种冲突感，但是这种冲突感好像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
管：对，其实我一直想处理一个隐含着冲突因素的情境，并且这种冲突在瞬间静止，但是这个冲突跟这个关系还在。就好像是被抓拍一样的那个感觉，我是想表达这样一个东西。
记者：你认为什么是艺术?
管：我想艺术肯定是艺术家要做的事，再者做艺术要真诚，我感觉基本上就可以了。我始终感觉这是艺术起码的一个品质，如果脱离开这个，肯定有问题。
记者：那现在艺术界岂不是脱开了最本质的东西。大家做作的，比如说有些人说艺术本来就是做作的，尹朝阳也说，艺术是最矫情的一个浪费时间的方式。
管：我感觉每个人想得不同，而且现在的状况，将来不一定也是这样。因为咱们都知道，不管是中国的变化，还是艺术界的变化，是很快的。时间长了，其实到最后，就跟咱们刚才说的那样，可能都是最基本的道理在维系，不管这个世界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它毕竟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事，都是一些最朴素的东西在维系，我想艺术也如此，不能把这些朴素的东西忘掉，应该去坚持。
记者：那现在艺术家忘记真诚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东西忘了就忘了，走着走着，哪天就发现自己早就忘了。
管：是啊!那天我到一本书中的几句话，我感觉写得很对。“在今天这个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深陷入消费主义和恐惧之中，荒唐可笑的东西大有吞没艺术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被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翘翘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我感觉他写的非常有道理。这是一个罗马尼亚作家80年代写下的。中国可能和罗马尼亚的状况不一样，但是还是搞社会主义嘛。写的非常有道理。即使是沦为小丑，即使今天社会是这样子的，按我的理解，应该还是坚持一些朴素、纯真的东西，或者是真诚的东西。
记者：你在北京历经了地震吗?
管：地震时，我没有感觉到，朋友电话告诉我的。
记者：你准备献爱心吗?
管：我们已经献了，在银行捐了些钱。
记者：在保利有拍卖，是义拍。
管：我还真不知道，当然弄一下也好啊。
记者：现在艺术家，不是特指你，就是说艺术家现在对自己特别负责任。他会考虑自己这部分有展览，先做什么，他会想办法自己来做这个媒体宣传推广，你觉得这样对自己有价值吗?会不会耗损自己很多的精力?还是真的开启了一个创造?
管：很难讲它有什么价值，因为咱们现在看价值，容易看的比较短，如果说这个月我上了这个杂志了，我就很有价值了，下个月没有上媒体，我就没有价值了，这很显然是胡扯。但是你如果要宣传的话，我感觉，艺术家自己是应该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艺术毕竟是交流的问题，交流就需要一个平台。媒体作为一个平台去交流的话，我想是可以的，但是你说这有多大的价值，这是扯淡，媒体不是检验价值的地方，如果说靠媒体检验价值，那这个世界就太乱套了。
记者：你的朋友会跟你沟通吗?哪天我上了那个封面之类的，你们之间会有这个沟通吗?
管：没有。我感觉，我上哪个封面，或哪个杂志采访我，等等，我更多把它看成是一个工作，并没有想太多什么荣耀啊，扯淡，荣耀要是这样的话，就太简单了。媒体毕竟只是整个艺术体制里面的一个环节，你要是把所有的宝都押在这个环节上，你神经病，你把所有的宝都押在画廊上，也是神经病，它是一个综合的。
记者：艺术家是不是没有安全感，即使很有钱?
管：非常没有安全感。其实不只是艺术家没有安全感，所有的人都没有安全感，有钱没钱都一样，无论你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中国人可能都忘了安全感是啥感觉。比如说我国近代史，那些小的事件咱们不说了，就是说大的事件，平均大概十年就得有一次革命，这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咱们总是在革命，包括现在都在革命，不是讲什么信息革命，反正各种各样的革命，为什么总是革命?因为上回革命的那些幸福承诺没有兑现，几乎永远实现不了，可能这个就跟安全感相关。它不光是现在的发生的一些事情，从历史上就是，中国人的做事习惯就是这样的。无意识的继续革命。
记者：反倒是中国人特有的这种没有安全感，使得艺术家吃了香了，艺术家从内心表达出这种东西来，外国人觉得挺好，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心理状态，外国人有安全感。
管：这个我也想过，这可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优势，中国当代艺术可能确实是有生命力的，因为这里面矛盾太多，冲突太多，这样还是有利于创作的。艺术就是有压力才有爆发力，我看到陈丹青说：大概从八十年代以后，就是西方的当代艺术，它基本上处于越来越精致化的一个状态。越来越精致，大家都做的非常标准的现代艺术或者当代艺术，但是中国不行，中国很多的优秀的艺术，其实那个粗糙可能恰恰是一个优势，就是它确实是有生命力，对于艺术来讲，我感觉不是一个坏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社会应该是这样，这受不了。
记者：说说你现在忙的新的展览吧?
管：我今年都是联展。最近6月份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Felix Ringel画廊，我与杨起的作品一起展览。我的是这些新画，大概四、五件吧。近期还在德国、台北、首尔、上海、香港都有展览。
画画这东西，如果一定不需要说创造性的东西吧，最起码的还是要独特吧，这是艺术最起码的一个品质，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
记者：可是有人说，中国这个架上绘画几乎找不到独特性。不都是从国外引进，改了改，就变成了今天自己的东西了。
管：很多人说话，不光是中国人，包括老外都是各有各的目的，不靠谱，就像那天咱们聊的，几个老外说中国的艺术家都向钱看，中国的艺术家用很多助手，然后中国的一些画廊，还有一些艺术家，在那儿画廊和拍卖行串通一气，等等，反正都是不好呗。其实我感觉他们挺扯淡，这些东西中国人都是跟他们学的。这是其一。
再一个你要是说助手，如果用这个事情来评价好坏的话，那西方的很多艺术家，沃霍尔捭、昆斯、赫斯特这帮人，绝对都应该枪毙五分钟，老方(方力钧)他们也就是拘留一下。再者说了，艺术品又不是一个工艺品，对不对?艺术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手艺吗?这没有整清楚，你就胡乱的攻击，更可恶的是他们不可能不清楚这些道理，还是要搞这些话题，各有各的目的!
记者：那你现在信奉什么真理吗?
管：真理?如果说是信奉真理谈不上，我相信一些很朴素的东西吧。
记者：你有想过，你能成为别人的偶像吗?现在当然你学生也都是你的fans。
管：这东西有点扯。成为别人的偶像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了的。有时候你不想成为，你也得成为，有时候你想成为，你也成为不了。这个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个人能力所能达到的。一个艺术家成为偶像，一般不是个人单打独斗的结果，应该是一个集体的结晶，那不是一个小事情。
记者：张晓刚、方立钧、曾梵志等，成为许多人的偶像。这些人，经过被选择，最后作为这一代人的领导、领袖。
管：对啊，这是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等等综合因素的结果。
记者：那你其实就算70后了?
管：我还跟一个朋友讨论过这事，70一代的人，78或者75年后出生的，他和这以前出生的是不大一样。比如说70一代中，75年以前出生的人可能与60年代的人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那个可能是社会环境导致的。就像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还能感觉到理想主义之类的，至少有那个理想主义的东西。75年以前的艺术家还有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在里头。
记者：但是75年以后的人，绝对没有这些情绪了，很少很少了，这也很奇怪的。你看你们这一帮，尹朝阳也会采用这种较鲜艳的红色表达，也会有那个金色，金黄色，然后也会有稍微做了一些解构的政治符号。但是现在更年轻的人是绝对不做这方面的工作。
管：是，如果说这是更年轻的人的天性，也不客观，因为这里面也有很多媒体的引导。我感觉艺术还是必须要面对很多问题，因为有问题才有艺术，不然的话，艺术就没有意义了。
艺术家其实是一个挺尴尬的职业。
记者：当然了，艺术是长久的被人们需要的。尤其是面对艺术品的时候，能让人平和，快乐的话，艺术家也就行了。
管：那也就不错了。如果我的作品能让人安静的看一下，能想起来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感觉和日常的生活不太一样什么的。那我就会感觉比较幸福，我做的工作可能就有一点意义吧。
记者：你有没有想到彻底打破你这种绘画的格局的方式?
管：有可能，但一个人无论怎么去超越，有一个东西你超越不了，就是你超越不了你自己。你想把自己全否定，找另外一套，你还是你，你不可能做成另外一个人。但是如果不真诚的艺术家可以做成另外一个人，可以不停的变换。而真诚的艺术家就做不到，即使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同时期的作品看起来多么不同，但都有一个潜在的个人脉络。
记者：就是说20多年不变的风格其实是真诚的?
管：当然不是，风格不是检验真诚的标准。
记者：那你现在想好了，一定要做一个真诚的艺术家是吗?
管：那是肯定的，我一直也是这样。
【编辑：虹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