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向华装置影像艺术系列作品秉承中国文化传统中“和合流变”的观念和智慧，以基于个体对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生存经验感知的“就地取材”的主动错置和误读的方式，解构并重构当下这个日渐物化或异化的世界，在当代空间和材料的艺术语言创造中尝试对中国古典诗词意象化的艺术手法及其美学观念的汲取和转换。在价值观念的层面向早在中国魏晋时就已彰显的超逸放达的人文精神致意，这种“放达”不仅包含着对一个以功利为信仰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自嘲也就是所谓的“解构”，更重要的是其直面当下人类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作出了一种包含中国智慧的有力的回答，因此，它同时呈现为一种严肃的建构。
城市山林
一、和合流变——作为价值观
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山水”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表现对象：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形成了专门的山水画，在园林、盆景等艺术门类中更是一直将“山水”作为不变的主题。“山水”的现代性及其形式转换是近100年来中国艺术传统如何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基本课题，这一课题下已不乏种种的现代实验。对于这一课题，刘向华“城市山林”系列装置影像艺术在艺术语言形式的层面通过艺术语言本身的形式转换探讨形式的可能性，在这种语言形式的探索中不满足于与西方艺术的横向联系，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与中国文化传统纵向的历史联系，探讨这种语言形式在当下情境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系。所谓当下情境即意味着一种主体的现实体验和社会精神的注入，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表面形式变换。这种基于主体现实体验的语言形式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系同时体现在其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层面，互为表里。
在价值观的层面，“城市山林”系列装置影像艺术中多利用现代都市生活物品，如厨房里不锈钢的洗菜盆、煤气灶、水龙头、锅盖、管件，甚至诸如厕所里的淋浴器、冲水马桶、小便器、洗手盆等都成为了创作的材料。这种当代都市生活物品循环利用的生态环保观念看似人类在生态危机下亡羊补牢不得已而为之，但实际上在中国人的思维里一直以来就有这个东西，这就是“和合流变”的观念。由于一直在学校里担任“中国古典园林设计”课程的教学，因而刘向华经常会到江南看看园子，也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园林的文字。江南园林多为文人住宅，他们在建造这些有限的物质实体空间的同时，将自己的世界观、审美观、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等融入其中，所谓“芥子纳虚弥”《维摩经•不可思议品》，环境最终成为其人格建构的具体呈现。古代文人在以心造园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我。造园或造物实为自我塑造或人格建构，这其实是中国古典园林在当时存在状态下人与园关系中的本质和精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刘向华在老祖宗留下的园林及文字中读出了“化物游心”的智慧。所谓“化物游心”即对于客体物的主体精神注入，有了主体精神的注入才生出一个“游”字。庄子《逍遥游》作为道家的经典，核心就是其所包含的“和合流变”的智慧。
城市山林
“城市山林”系列装置影像艺术以这种悠久而深刻的来自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和合流变”的智慧解构和重构了当下这个日渐充裕繁华和被物所异化的世界，颠覆了100多年来西方物质文明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由一系列既定的（显在的和潜在的）逻辑、程式、规则、默契等构成的理性计算所规定的僵化刻板的日常生活，而向21世纪初期已经能够丰衣足食并想找点乐子的中国人展现了一片既新鲜又熟悉的饱含中国智慧的世界：浴室里淋浴花洒做的荷花和莲蓬；小便器构成的琴几；坐便与太湖石重构成的山林盆景式坐椅；厨房里的锅盖做的荷叶；煤气灶组装的液晶显示器；以及那两个怪模怪样的锅炉液面指示计和波纹补偿器构造的书案等等。各种在人们日常思维定势里不相同不相干的东西，改变了其基于理性计算的原有用途，巧妙地“和”在一起生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这种以“和合流变”的观念对现代工业批量复制日用品化物游心般的信手取用不仅具体而微地演绎了真正的“和”的观念和智慧是“和而不同”，同时亦强调了中国人上善若水贵在流变的朴素而深邃的道理。“和而不同”和“贵在流变”的中国智慧是瓦解二元对立或确定不移的形而上学的旧有思维模式的利器，它在各种既存的规定性之上寻找不同时间空间坐标点上展现开来的可能，这在最终的逐个结果上或许呈现为一种偶然或机会主义，但在旧有的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正确无误的主张或观念左右着这个世界已逐渐走入死胡同之时，或许正当是基于“和合流变”的偶然或机会主义大行其道之日。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是上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的基本智慧，而不只是在诸如《易经》这样的经典里才能找到的教条。所谓偶然或机会主义并无原罪，它无非是适时适地地通过对于不同要素本质属性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全新的事物或可能生成并存续的契机而已。
在这种“和合流变”的观念基础上，“城市山林”装置影像艺术亦是向早在中国魏晋时就已彰显的超逸放达的人文精神致意。这种致意体现在其率性而富有灵气的构造、超现实般的组合以及直接表达结构的真实自然的形式及其所蕴涵的放达的内在观念和气质上。这种可以上溯至庄子“逍遥游”的精神由魏晋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彰显于中国漫长而压抑的思想史。“蔑礼法而崇放达，越名教而任自然”，“放达”是超越算计而返还纯真，“自然”是抛弃压抑而回归人性，这种生命内省和自在的功夫是一门深渊的学问，是中国文化传统真正的价值所在：深深地进入自己，了解自己，而能够对自己这样一个生命真有办法，才可避免和超越了不智与下等，才会不断地使人由内而外地获得更大的自由和新的可能也就是达到圆融无碍的“游”的状态。因此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放达”不仅包含着对一个以令人乏味的功利为信仰的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自嘲也就是所谓的“解构”，更重要的是其直面当下人类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并作出了一种包含中国智慧真正价值所在的有力的回答，因此，它同时呈现为一种严肃的建构。面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及其在当下所显现出来的问题或遭遇到的困境，这种艺术家个体生命觉醒后的超逸和放达在其作品中所拓展出来的自由世界的新天地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出其沉静而犀利的面容。
七律
二、和合流变——作为方法论
前述在价值观层面对于作品的分析使我们同时意识到：在刘向华的装置影像艺术中，价值观决定了方法论，或者说“和合流变”的价值观同时亦为其方法论。源于传统而又基于当下个人的现实生存经验，使得刘向华装置影像的创作过程成为一个“再造”的过程：原型或许来自于传统，并且秉承着以心造园、“化物游心”的智慧，但创作的具体方式和手法却面目全非。当代创作中传统的文脉和生机并非今日对于昨日的复制，复制本质上其实是空洞和贫乏，因为复制的传统对于当下而言首先使活生生的生命个体身陷虚假的文化语境当中，而屏蔽了面对现实的力量，并在无从谈起中变得不知所措，这有些类似于刻舟求剑。实际上就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所谓传统的文脉和生机仅仅可能呈现在自我之中，呈现在此刻，与此时此刻个人生命的冲动和理想发生关系，任何与生命个体的现实生存经验断裂的所谓传统，都业已腐朽。刘向华装置影像的创作采取了一种源于“和合流变”的对于日常生活用品和建筑材料产品“就地取材”地主动错置和误读式的创造和再生方法，这种方法进而决定了装置影像的具体材料及其结构方式乃至最终的形式面貌。当代生活方式中日常的洁具、厨具、水暖管件以及来自大自然的石头被联结甚至是捆绑式地组合在一起，构筑了另一番别有情趣的“城市山林”。它虽来源于传统，但却发生了流变，因为这种创作手法同时也是当下的现实所决定的。作品中的物脱离既定逻辑的错位组合在面貌上呈现为物的繁复或堆砌，这种原本毫无内涵的纯物质外壳繁复堆砌般地组织在一起，在当代空间和材料的艺术语言创造中尝试对中国古典诗词意象化的艺术手法及其美学观念的汲取和转换，并被赋予了面对当下现实问题的精神内涵，包括先前态度上的解构和最终结果上的建构，从而繁复堆砌已不再是繁复堆砌，因为新的秩序已然生成。虽然所赋予的这种精神内涵可能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智慧，但这种创作手法及其所生成的新的秩序却直接与个体鲜活的现实生存经验密切相关。
其实，这种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和合流变”的“就地取材”的主动错置和误读的方法不仅仅与后现代思维亦或解构主义重叠，它还在演绎着漫长的人类造物文明中的一个潜在规律，刘向华在《少数民族环境艺术概论》一书中将其诠释为人类造物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现的文化根性，这种人类造物的文化根性源于生态学中生物适应环境的规律。它是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繁衍下来的基本智慧，即人类面对外在客观环境的条件及其改变，不断地求诸于自我，不断地调整主体的状态以采取适当的生活方式来达到适应。譬如蒙古族建造的便于拆装移动的蒙古包，本质上取决于其适应环境所采取的游牧生活方式。可见，所谓“适应”，其本质内容就是“和合流变”。“和合”是就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而言，所谓“流变”更指向同一元素的历史轨迹。这种不同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元素的历史轨迹的变化目标毫无疑问都指向“适应”。而“城市山林”首先就是基于当下城市的环境现实，其作为人口、生产力、物质资源同时也是污染源和废弃物高度集中的一种环境现实，并将这种环境现实中人类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种种随处可见的现代工业批量复制日用品进行主动错置和误读式的创造和再生，于无形中化解了物质与精神、功能与形式、艺术与生活、人工与自然、传统与当下、审美形式与解决问题等诸多看似对立的矛盾，以全新的面貌揭示了人类造物作为一种“适应”环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现的文化根性这一规律，也为人类当下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供了一种饱含中国智慧的有力回答，这牵涉到下面将要讲到的“城市山林”装置影像作品所包含的“问题意识”。
如梦令·如厕令
三、“问题意识”——场所精神
刘向华的“城市山林”装置影像作为一个作品系列，并不局限于纯粹审美或形式化的层面，其关注点除了装置影像作品本身的审美形式及意义之外，更多的是其“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 将创作的范围延伸至我们周遭现实的空间环境场所之中，形成了一组名为“遗产”的数码摄影，由锅盖和淋浴花洒“物化”或“异化”而成的“荷花”与极具中国当下感的建筑空间环境场所相遇，与场所原有的秩序和内容相互作用产生对话，犹如在原有不同的化学试剂中滴入硫酸产生剧烈的反应并由此生成新的意义，也就是面对“物化”问题的精神注入。这来自作者长期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环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更多的是其与人精神层面的关系。在SARS肆虐的2003年，作者曾撰文《现代环境设计中的人格和精神健康》（见《美术观察》2003年12月期）呼吁关注建筑环境的人格和精神健康问题。在物质积累日渐丰裕的今日，物质积累背后的文化价值却日渐异化、苍白和腐朽，建筑环境中的传统道德、伦理、社会公正、民族文化认同都被扭曲或剥离，场所精神日渐沦丧。其实作者创作中的核心是追问一个以精神自由为代价的唯物社会的问题：今日中国的物质膨胀在其自身历史轨迹中、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处于什么层次，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如今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他们怎样继承着祖先的“遗产”而又将会给后人留下一份什么样的“遗产”，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这份“遗产”自身的本质究竟如何，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它是否是存在缺陷的。
【编辑：丁晓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