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描就是素描，非常简单，因为简单所以重要。”徐冰说。他最新的一个身份，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在展出的“中央美术学院素描60年”大展的总策展人。在中国当代艺术史当中，素描的地位演化，折射了新中国60年来艺术观的演化。展出的一千余件作品，不乏名家之作，从徐悲鸿、吴作人、靳尚谊、陈丹青，一直到喻红、刘小东、冯梦波……能够看到名作的起点，也能看到名家们的青涩岁月。
作为“外来户”的素描
一尊巨大的大卫头像静静地伫立在展厅入口的地方，和矶崎新设计的美院美术馆素白的颜色有些不协调，很脏，脏得有些发绿。“这个石膏大卫很脏，但它是徐悲鸿先生在法国用自己卖画的钱换回来的欧洲经典石膏。上世纪40年代他带回中国，后来这个胸像成了重要的教具，国内其他的美术学院都来翻制。学素描的学生都画过，它几乎是一个母本。”徐冰解说道。60多年的岁月，让这个曾经雪白的石膏像，呈现出了近乎青铜一般的颜色。
大卫胸像素描，后来成为了中央美院的标杆式作业。徐冰在“文革”之后，所作的大卫胸像素描曾经被靳尚谊当作范本，经常提起。直到如今，他仍然经常被靳尚谊作为素描基本功最好的人之一提出来。而喻红也一样被视作中央美术学院历史上的素描和油画功底位最好的人之一。在一个角落里，观众可以找到喻红画的《大卫胸像》，和其他的大卫胸像素描仔细对比，就能明白老先生们对这幅画的评价何以如此之高。
素描，和这个大卫胸像一样，对于中国而言，是个外来户。徐悲鸿带来的是在法国受到的熏染，后来则是苏联模式的全面入驻。至今仍然有很多围绕东方西方的争论。但徐冰认为，这个展览的初衷，并非“推动学院素描问题的继续争论”，而是“意在停止那种带有思维惯性和政治情绪化而又属于风格层面的讨论”，在徐冰看来，这个展览要解决的问题，是“西方的、欧洲的艺术经验方式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之中，发生了什么?优势和弱点在哪儿?”他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答案，而是说，“看了这个展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在策展人之一殷双喜看来，他所策展的“艺术家个案分析”环节当中，钱绍武先生的作品，能够让人们看到这个“外来户”，和中国传统艺术语境结合起来，是怎样的结果。“钱先生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虽然受到了系统的西方学院教育，但却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钱绍武的素描法，在当时有很大影响，而且余韵深远。“他创造性地将苏联素描模式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很讲究传神写照，气韵生动。”殷双喜说，“靳尚谊先生说，素描就是素描，没有中国外国。”他这样总结这种技术的“文化属性”。
数码艺术时代的素描
展览当中的素描，穿越了60年，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很多重大革命题材的作品，可以在这里看到当时创作的情景。《广州起义》、《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国际歌》、《南泥湾》等等作品的一系列素描稿，不仅仅是素描技艺的体现，也是创作的可贵文献。而新世纪的作品，不仅仅来源于修习油画、雕塑的人们，设计等等新学科也一样诞生了上佳的素描作品。
“这不是对旧的东西的告别，”徐冰指出展出那些过去的作品，并非是为了告别而作的聚会，“是要看在过去，哪些是有用的。”所有这些作品，在他看来，内里有着坚实的脉络，“是一样中的不一样，一浪又一浪向前的过程”。“现在的工作是让我们知道，下一个60年该怎么做。”
艺术已经进入了数码时代，装置、多媒体等等艺术的勃兴，让人们对素描有了轻视，觉得这似乎是古代遗留的传统手工手艺。“刘小东的作品可以让人们了解当代艺术中，素描继续存在的意义。在数码时代，手绘方式和世界的血肉关联，在刘小东的作品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到。”殷双喜认为素描的意义不可低估。在他看来，“素描不仅是造型艺术基础，也是其他艺术的基础”。而徐冰则更是将素描上升到了塑造人生态度的高度，“素描把一个粗糙的人变成精致的人，专业真正的水平，来自于具象绘制的能力，对艺术家有精度的要求”。素描并不仅仅是一种手工艺，更是让人获得理性的思维能力，获得对外界的准确观察，还培养人坚忍不拔精神的基础锻炼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展览能让人们感受到，一种理性的精神如何在60年间，在人们的手眼之间生发蔓延。
【编辑：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