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于
去采访冯良鸿，具体的地方对出租汽车司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不过司机是个耐心的人：“咱们就慢慢找吧，反正那边画画儿的特别多。”于是顺着机场辅路直向东，一路上有不少画廊的路牌。到东郊的北皋村，车开进了一个大院子，据说以前是一家汽车俱乐部，一栋栋灰色的，线条简洁的低矮楼房，看着朴素却透着骄傲。
见到冯良鸿，马上明白了为什么人家都叫他“大冯”。身材高大，应该是年届不惑了吧，却依旧非常挺拔。黑夹克黑布裤，头剃得光光的，墨一般黑的头发茬和连鬓胡，中间是一双明亮而异常清澈的眼睛，怎么看怎么是个北方汉子，说话却是上海口音，柔和动听。
一落座，先就他的籍贯一通审问，可问了半天，还是没能找出一点北方的基因来。他说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是个北方人，可不知为什么就成了南方人。大家还都说他应该能演黑帮片，说着，他找出一幅在纽约买的黑眼睛戴上，一下子就和《黑客帝国》里的基努利维斯有几分相似了。不过在黑眼镜下一脸温和的笑意，让人觉得，即使大冯做了杀手，也是这个杀手不太冷。
冯良鸿的工作室高大宽敞，随意却不凌乱，青砖墙涂成灰色，挂着他新画的画，布置得和他在纽约画室有些像。他说这是有利于自己尽快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更快地进入创作的状态。为了让我们对他和他的画多一些了解，大冯很友好地给我们准备了照片和几本画册。照片是在纽约布鲁克林他的工作室附近拍的，他站在成片涂鸦的大墙前面，仍然是一副不太冷的杀手模样，显得自由轻松。
U.S And US
许多认知道冯良鸿的名字，是从陈丹青那里。
冯良鸿和陈丹青、马可鲁三个人在纽约是好朋友，陈丹青曾经这样描述他们的友谊：“可鲁、大冯、我，在九十年代是彼此的‘人证’，我们的‘证人’，是纽约。我们三个人在九十年代成为良友，常在彼此的画室喝酒看画，高谈阔论。早先我们都曾在纽约大街为路人画像挣钱，像纽约无名画家那样，用别种收入供养自己的画室与画梦：可鲁与大冯的画室在布鲁克林区河边，隔岸望见曼哈顿(大冯告诉我，夏天，南美人在他画室下端的哈德逊河边捉螃蟹吃)，我的画室在曼哈顿第四十二街。我们从墙边翻转新画的湿漉漉的作品给对方看，兴奋而宁静地交谈，彼此请教、彼此批评、彼此夸好。我们从未试图获取美国主流艺术的注意，使我们成为好友的原因是：这三个家伙似乎并不操心这类事物，并坦然相信我们是自主而成熟的画家。”
去年，陈丹青忽然发现他们三个人都在北京的郊区置办了画室，他们可以像在布鲁克林一样，再次经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周围是他们的新交和旧友，墙上挂着他们的新作和旧作。 2007年4月28日，在北京的TRA画廊，陈丹青、马可鲁、冯良鸿他们共同举办了一个画展“U.S & US”。昔日三个人在布鲁克林的旧作，那天挂在这家由酿酒厂房改建成的画廊的粉墙上，仍然带着纽约的尘土和气味。
这几年，陈丹青尖锐犀利的言辞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有的媒体甚至称他为“话题人物”，因此他的所到之处总是围着一大帮记者。“U.S And US”开幕那天，来了很多捧场的人。人们在看到陈丹青的同时，还注意到了高大挺拔，温厚谦和，“长得很好看”的冯良鸿。
冯良鸿九十年代初期去了美国。“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画抽象画，”大冯说，“那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西方人的艺术，他们是在前面领跑的榜样”。可是到了美国，傻眼了，原来中国人们在国内谈论的各种主义，在这里不过是一些艺术的现象，而且是过时的现象。“一下子，没有目标了”，他形容那时的状态。好在他很幸运，一到纽约就有人找他做版画，他还可以为别人画画肖像，可保生活无虞。于是，在布鲁克林的大画室，大冯站立了十年，隔着窗户，对面的曼哈顿白天繁忙，夜晚繁华，不过那是别人的生活，与他无干。窗下就是那条宽宽的河，上面有时有船在航行。看够了风景，大冯仍然怡然自得地画着他的画。
那时候的冯良鸿 “年轻，开朗、好奇、无拘束、远离争议”，绘画之于大冯的天性，适可归结为一个“玩”字，而纽约画坛正是花样百出的游戏场。在那里，种种规则时常出于反规则，而绘画的反规则在世纪之交不再严守各种“主义”，而是展开富于知性和感性的游戏，这种游戏性在大冯画中非常具体：滴彩、泼色、半自动、混浊的平面，丙稀、油彩与蜡的混用、各种符号与符号的消除(譬如，当克里斯多·沃尔选择数字，大冯则排列整齐的印刷体汉字)……
冯良鸿认为，纽约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环境，使他成长。不过，在纽约十几年，他从未寻找过画廊，“从未期待主流的视看与接纳，一如鸟的鸣唱从不寻求录音。”冯良鸿熟悉了纽约，纽约却不如他熟悉纽约那样熟悉他。
2007年6月，在“U.S And US”之后，冯良鸿举办了他的第一次各人展览。他的画仍然有涂鸦，还有泼彩，还可以看到“美国画家”的影子。但是有几张画，他认真写实地描绘了工作室周围北皋村的田野，在这里纽约完全看不见了，只有那种北京郊区特有的毫无特色和百无聊赖的单调。这种单调，不知道为什么，能使人无端地感伤起来，故国平整沉闷的土地上，仿佛被他注入了几分乡愁。
上海VS北京
冯良鸿是上海人，八十年代中期到北京中央工艺美院上学，89年毕业后分到上海华东师大教了一年书，然后就去了美国，2005年，冯良鸿再度回到北京安家。“我其实是个countryman，不知道为什么却总生活在大城市里面。”
“上海是现在世界上生活最舒服的城市”，冯良鸿这样评价说。“上海非常安全，东西便宜。上海人守信用，不爱管别人的闲事。”不过他认为，上海表面的东西太多，太多新的楼，太多装饰。这点有点像香港，好像生怕被人看不起，拼命地打扮自己“秀”给别人看。“这方面，纽约就大气得多。” 冯良鸿说，“纽约很开放, 很自由，有全世界最前沿最丰富的艺术信息。纽约人自信，不管是黑人还是南美人，从不自卑。纽约没有上海那么多漂亮的新楼，灰灰的，但是它的内涵极其宏大，需要不断地探索他。纽约不需要打扮自己，它有强大的自信。但是纽约同时也很tough!，在纽约是需要拼搏的。”在纽约的时候，冯良鸿还喜欢摄影。有时看完展览会，他经常坐在路边台阶上，仰视着拍摄那些匆匆的路人，他们的目光无一例外都是直直地向前看，目标明确的样子。
“而北京，怎么说呢?北京的变化太大了，” 冯良鸿感慨着，“八十年代在北京上大学，大北窑向东就是一条大马路直达通县，两旁栽的整整齐齐的树。那时候，学校所在的光华路就是郊区了，还可以见到进城的马车在街上拉白菜。现在一回来，什么树都没了，只有成片的楼。”但是北京仍然深深吸引着他，“北京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城市，它有太深的文化和历史的积淀，有点像一个穿的很破烂的穷人，却突然会从他的兜里一会儿掏出这个宝贝，一会儿掏出那个宝贝一样，给你惊喜。”“还有，”冯良鸿的脸上浮起有点顽皮的笑，“北京人有世界上最爽朗的笑声，他们会在你肩膀上猛拍一下说‘嗨，哥儿们!你这个大傻帽!’然后哈哈大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都没有听到过这种笑，只有北京。”因为这种快乐的笑声，冯良鸿最终选择了北京，他说也许他会一直在这里呆下去了。
【编辑：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