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全国政协会徽和开国纪念邮票的设计，诗人艾青说他“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他涉足多个艺术领域且成就卓著，无论漫画、年画、书法、壁画、宣传画、装饰画、水墨画、焦墨画还是工艺设计，更有人说他是“一部活的现当代中国美术史”……
他就是张仃。与其艺术成就同样丰富的是他的人生经历：抗战期间搞过文化救国的先锋运动，去过红色延安，读书时饿过肚皮，蹲过国民党监狱，延安时挨过整、文革时遭批判，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张仃现在88岁了。约访张仃先生真是一件难事，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约，却一直未有大的进展。他的夫人灰娃女士说，张老因身患重病，必须悉心调理才行，医院的大夫对他的生活起居要求很严格，让张老不能再工作了，否则会妨碍身体的有效康复。而且，整个护理的过程非常复杂。由于年迈力衰，病症较为复杂。几年前，医生先是发现他脑子里长了一颗体积不小的瘤子，因考虑到其年纪，不敢贸然开刀切除，一直采用比较保守的疗法进行调养。前两年，他又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症状，一共住了两次院，这一下可忙坏了灰娃女士。
与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耄耋之年的张仃听力出现了大问题，若不戴助听器，几乎听不见别人说话。夫人特意给他买了一个价值几万元的高级助听器，可他对助听器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很多前往探访的客人，通常都会遭遇沉默冷场的局面，不了解的人会尴尬。不过，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清晨，我在郊野散步。在小树林中，可以听到各类鸟叫。当然我不是传说中的公冶长，我不懂鸟语，但是感到很好听，鸟鸣是很‘悦耳’的。”相对于人，张仃似乎更喜欢体验自然的雅趣。
为艺术差点丢了性命
“他这个人，除了艺术之外，什么都不在心里!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夫人灰娃对记者说。他也是一个对政治远不如对艺术敏锐的艺术家，这让他在多次政治漩涡中吃了大亏。
幼年时，张仃便显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五岁时自学中国画，临摹了如《偷桃图》、《封侯挂印图》等一大批传统画作品，尤其是擅长画猴子，惟妙惟肖。这让私塾先生的父亲很高兴，把他送往北平求学，并不奢望出什么大成绩，只希望他将来能有一口饭吃。
可9·18事变发生后，日本人占领了热河，父亲失业，还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的张仃，因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异常拮据。内忧外患，使得他很不习惯呆在学校过着成天勾工笔、画仕女的安静生活。他开始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一本《伪自由书》常放在身边，到现在他还认为“鲁迅的文字最好，我每天读”。
为了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他创作了一大批抨击时弊的漫画，如《有吏夜捉人》、《焚书坑儒》，发表在一些进步刊物上，颇得读者喜欢。除此之外，他还串联学生，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是当时颇为“前卫”的自由艺术家。
他的政治立场与行为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34年夏天，他因筹建左翼美术联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押往南京，但念他“年幼无知”，只让他在“苏州反省院”“反省”三年，最后也只让他呆了半年，这是他第一次因为艺术成为了“政治犯”。
从“苏州反省院”出来后，张仃回北京呆了几个月，又去了上海，因为上海当时有很多进步的漫画刊物。
在上海的两年里，张仃主要创作一些时事性的讽刺漫画。为了让作品的“时事性”更强，他每天晚上都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时政新闻。他用超乎想象的扭曲、变形的漫画作品，讽刺时局的荒诞、残暴及政府的无能。
后来去了延安，在“鲁艺”执教，张仃用自己擅长的漫画“变形”手法，给二三十位延安的知识分子，每人画了一幅变形的肖像，丁玲、艾青、华君武、萧军都纷纷成为了他笔下的“变形金刚”。可万万没想到，这却招致部分人的反感，“鲁艺”还专门开会批评了他，理由是“丑化了革命同志”。据说，在变形画里，张仃把萧军画得像一个土匪，把刘白羽画得像一只兔子。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查混进延安的国民党“特务”，搞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为了查出“特务”，威逼利诱，很多人实在吃不消了，便违心地主动承认自己是“特务”。比如诗人郭小川，为了免受连番的审查之苦，有一天就“坦白”了。
在这场运动中，张仃也被列为审查对象，当“专案组”的人问他是否是“特务”时，他冲着审查他的人大骂“你他妈的才是特务!”，“专案组”一看这个人惹不起，也就不了了之了。
“由于自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使得他的个性很儒雅，同时，他亦有东北人的强悍，生猛泼辣。”研究员李兆忠说。
1949年，张仃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任实用美术系主任，当时，他领导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工作，他以天安门为主体的设计方案得到领导的认同。而另一个以梁思成、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专家小组的玉壁则因“太文气”，未获通过。
1960年，张仃领着中央工艺美院三名研究生，前往云南采风，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把西方现代派的美学理念与中国的民间生活结合起来。经过长达半年的采风，创作出了一批具有中国味道的装饰画，内容以反映云南民间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为主，这批画于1961年在工艺美院展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过，这时阶级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烈了，对于这批云南采风的作品，很多人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另外一部分政治嗅觉高的艺术家则相当紧张，认为张仃有搞流派之嫌。华君武看完说：“这是毕加索+城隍庙”，在今天看来，这句话好像是表扬，可当时的真实含义则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人性与世道的险恶，让张仃一度对色彩失去了兴趣。尤其讨厌红色，因为这会让他联想起文革时期的红海洋，甚至家里的大红被子他都要翻过来盖。在他眼里，惟有自然更为亲近，于是凭着剩下的一支毛笔和墨盒，天天到香山脚下去画焦墨山水，没想到，这一画竟让他成为了中国焦墨画大师，他的焦墨画也由此成为一绝。张仃说：“黑、白、灰是一种学问，大千世界眼花缭乱，黑、白、灰给人以极大的安慰，使我神清气爽。”
延安的“时尚设计师”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成了当时很多革命青年眼里的“乌托邦”。
延安很热闹，周扬、何其芳、周立波、严文井、张庚、塞克、田芳、甘学伟、冼星海、杜矢甲、蔡若虹、马达等，纷纷齐聚延安，给贫瘠、荒凉的大陕北注入了文化生机。陕北的自然风光、革命激情、民间艺术，也对张仃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
1938年，张仃到了延安后，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在“鲁艺”美术系任教，主要是讲美术知识及美术欣赏。与他同事的有音乐家史洛蒙、刘炽、杜矢甲，还有学者专门讲鲁迅。可以夸张地说，凡是城市的大学里有的，“鲁艺”应有尽有，专家、乐队、歌咏队、艺校、文工团等，气氛十分活跃。
后来，张仃又被委派到重庆去筹办《新美术》杂志，没想到“皖南事变”爆发，国共摊牌，他在重庆的那一帮老朋友分手，张仃又回到了延安。
回到延安之后，他没有再回“鲁艺”教书，而是去了由丁玲、艾青等人主持的“文抗会”，因为他不喜欢“鲁艺”的氛围，觉得“文抗会”的自由气氛更适合自己。正好，“文抗会”里面有几间闲置的破房子，于是，大家便商量能不能把这几间破房子利用起来，搞成一个延安的“作家俱乐部”。萧军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仃，让他“把这几间破房子装修装修!”
接到这个任务后，张仃找了两位当地木匠，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又找来山民编织的牛毛毡，一点木材，用蓝、白土布围起一个酒吧，在酒吧服务的是萧军夫人王德芬。山民们筛面粉用的工具叫做箩，细铜丝编织成，四周团以木片，成圆形，将这箩叩挂在墙面上，里面点一盏小油灯。灯光从细铜丝孔射出，光线朦胧柔和，四面墙全有。正面墙高处悬挂“文抗”会徽，也由张仃设计：一大团火苗中一把钥匙，象征文艺家是普罗米修斯。几间破房子在张仃的设计下，变成了延安政界、文化界最爱去的地方，包括毛泽东、林彪、江青也常去“作家俱乐部”跳舞。
艾青说：“张仃先生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
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重建与文化复兴是两大课题，中国画又是文化复兴中的重要部分。
关于如何改造传统的中国画，当时有两大派别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一个是主张推陈出新、全盘西化的虚无主义，另一个则是主张老祖宗的东西坚决不能动的保守主义。张仃对这两种看法都持保留意见，主张“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并主张中国画改造要与生活结合起来，走写生的道路。
对于这一点，学者李兆忠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政治最大的转变便是农村代替了城市，占90%的农民、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为了让艺术更贴近老百姓，张仃提出了以写生为主的艺术创作道路，是非常正确的，通过深入生活进行创作，能够打出一条路来。
张仃认为，相比那些阳春白雪、单纯追求趣味、严重脱离现实的所谓“高雅”艺术，根植于民间生活的艺术更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所以，只有深入生活，中国画才可能有希望。张仃说：“画山水画，少不了造险。险从何来?从大自然中来，从生活中来，从自己的感觉中来。如此，其险可倚。”
1954年，张仃、李可染、罗铭一行三人，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写生。几个月后，《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展》展出，在全国美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上海、南京等地的画家纷纷效仿，走写生的道路。
张仃说，“单纯追求趣味，忽略情感、情绪，是目前中国画创作的一大弊端，由此而助长了制作之风，产生了小巧、浅薄。这几年，大家都说中国画面临危机。我是一个乐观派。我认为，没有中国画的危机，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
不过，张仃没有在中国画写生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忙碌的设计艺术已经让他没有功夫再出去写生了，而与他一同下江南的李可染却沿着这条路长驱直入，成了中国画的大师。
与毕加索相遇
如果问张仃，一生中，他最喜欢哪位画家，张仃的答案一定是：毕加索!两者相较，毕加索与他的艺术生命更为接近，甚至，“毕加索”三字差点让他在文革期间丢了命。当然，张仃也很喜欢梵高。他说：“我看梵高的画很激动，我学梵高是学他的心而非学他的技。梵高是带着感情画画儿的。”
最早，张仃便在延安“鲁艺”的美术课上，给学生讲授毕加索、梵高，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让很多老师甚为不悦，甚至排挤他，认为他在艺术上“崇洋媚外”，革命立场不坚定。
在反对者中，包括画家蔡若虹，认为张仃之所以推崇毕加索、梵高只是为了哗众取宠。有一次，蔡若虹杀鸡请客，他对着血淋淋的鸡头嘲笑张仃说：“看，这就是毕加索!我一天可以画它几十幅。”
文革时，张仃的云南装饰画作品又被华君武评为“毕加索+城隍庙”。毕加索这个名字似乎一直伴随着张仃的整个艺术生命。
1956年，世界博览会在法国举行，张仃领命前往，主要任务是设计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去法国之前，张仃预感此行能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毕加索。于是，他细心准备了礼品，一个是中国民间艺术中最常见的门神年画，另一个则是齐白石的水印画册。
当张仃设计完中国馆，在旅法画家赵无极的相伴下，四处搜寻毕加索的画册时，接到了前来法国访问的中国文化代表团的电话，让他赶快加入代表团，张仃欣然答应。
加入代表团不久，张仃便提议去拜见毕加索，由于毕加索也于1944年加入了共产国际，属红色身份，在政治上不存在什么问题。很快，这个提议获得了批准。在法国南部坎城像兵营一样大的别墅里，张仃终于见到了毕加索。但由于当时在场的翻译有点问题，所以此次会面聊得并不尽兴。
中国当时的外事纪律很严，类似给国际友人送礼品等小事，还得通过会议才能决定。当时，给毕加索送礼的事是由代表团一名女政工干部主持的，这位干部认为门神是中国封建迷信的象征，所以不能送门神年画，怕这样会影响新中国的光辉形象，这个决定让张仃很遗憾，他坚信毕加索一定喜欢他准备的门神年画。于是，张仃便把那套齐白石的水印画集送给了毕加索，毕加索也回赠给张仃一本自己新出的小画册，并在小画册上用蓝色的铅笔签上了“张仃”两个字，还画了一只和平鸽。彼此互赠礼品结束之后，毕加索专门戴上面具，打扮成一个“斗牛士”，把文化代表团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这次会面让张仃终生难忘，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描述毕加索画室的情况，对画室的布置描述得很细致。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敬佩的同行观察得很仔细。
两个月后，张大千去拜访毕加索，毕加索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艺术家为什么要到法国来学艺术。”后来，他还把自己临摹齐白石的画给张大千看，问他画得对不对。显然，张仃送的《齐白石水印》起了很大的作用。
【编辑：张瑜】
